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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east 21 people were killed in a clash between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and Xinjiang “gangsters,”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spokesperson. The government report stated that 15 police officers and community volunteers were killed when the gangsters herded them into a building that was subsequently set on fire by the assailants.

Liu Xia, the wife of Nobel Laureate Liu Xiaobo, appeared in public for the first time in two years in order to attend her brother’s trial. Her brother, Liu Hui, was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a property dispute that has already been settled. On her way to the courthouse, Liu shouted, “Tell everybody I am not free!”

BEIJING China slammed the human rights recor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response to Washington's report on rights around the world, saying that U.S. military operations have infringed on rights abroad and that political donations at home have thwarted the country's democracy.

A senior official at a city court in Sanmenxia, Henan Province died while in detention for alleged corruption. The official had spent nine days in prison and had reportedly been tortured while incarc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shuanggui” procedures, the secretive extra-judicial system of punishment for Communist Party officials.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shed its 2012 Human Rights Report on China. Click here for the full report.

因计划生育强制结扎而致死的野蛮事故仍在中国上演

据媒体报道,中国湖北省通山县农民沈红霞因被当地计生局计划生育服务指导站强制结扎而死亡。沈红霞女士的遭遇浓缩了中国大地上持续上演的计生悲剧。尽管不时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会放松计划生育控制,沈红霞的故事却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提醒:人为的灾难从来不曾停止甚至减轻过。

沈红霞本来在外地打工,按理说,她本可以逃过这一劫。但因为其母亲去世而不得不在今年春节期间回湖北家乡奔丧,便就此被当地的计生部门盯上。原因是,已经年届42岁的她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很快就成年,二儿子才一岁多。根据地方政府的规定,她属于绝育对象,需要结扎。探听到沈红霞回家的消息后,当地村里的计生工作人员和县里的工作人员一共七八个人,在今年元宵节后到她家劝沈红霞做结扎手术。沈红霞的丈夫程世雄说,计生工作人们们先后七次去他们家,“我妻子很害怕。”不过,沈红霞患有妇科病,并不适合坐结扎手术。

虽然程世雄如实地向当地的计生部门反映了沈红霞的身体状况,但计生部门的官员们不断对沈及其丈夫施以威胁利诱。程世雄说:“他们(指官员们)先是恐吓我妻子,说计划生育是国策,政府有任务,我们是逃不掉的,即使逃到外地,可以通缉我妻子。然后他们又说如果做结扎,可以给我们一些好处:给我妻子上低保、2000元营养费、给超生的小儿子上户口。”除此之外,官员们还承诺让沈红霞先做检查,如果确定不适合做结扎,不会强求。3月18日,通山县计生局计划生育服务指导站给沈红霞做了体检,向程世雄保证:“没事,可以做结扎。”

于是,3月19日10点左右,通山县计生局计划生育服务指导站开始对沈红霞实施结扎手术。不幸的是,当手术进行了约一个小时时,医生却对程世雄说手术失败了。当晚8点多时,沈红霞停止了呼吸。一个生命就这样消逝了!

沈红霞因强制结扎手术而死去之后,当地的计生和其它政府部门并没有直面他们在该事件中的责任,反思其政策和具体做法,反而试图以钱堵住程世雄的嘴,掩盖他们的过失。因此,就有了程世雄向记者展示的两份补偿协议。两份协议的签署日期均为事发的第二日:2013年3月20日。其中一份是一张手写的欠条,由通山县计划局的一位负责人签名,里面规定的补偿金为38万元。另一份是通山县计生站与程世雄等人签署的协议,里面写明的赔偿金总额为62万元,包括补偿金、安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其中的一项条款注明:“自愿放弃再追究乙方(本文作者注:指通山县计生站)及其他单位民事责任的权利。”

通山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全贤发在接受采访时否认存在强行结扎的情况,并声称这一事件是一起意外,不属于责任事故。不管中共的官方如何狡辩和推脱,面对这样的悲剧,世人必须再次审视中共所推行的长达三十多年的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无法获知关于中共政府强制堕胎以及强制结扎等野蛮行径的详情,中共自然也不会主动公布到底有多少人死于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沈红霞的事故绝非个案,类似案例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中共所推行的残酷的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生过一胎就要强制结扎的政策,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贯穿其中的各种暴行和悲剧事故更是惊心动魄,常常击破人们内心最素朴的人道底线。沈红霞的悲剧也激励我们,为终结非人道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必须继续努力,让普通中国人重新获得他们之所以为人的最最基本的权利和尊严。

劳改纪念馆:探寻中国人权灾难的一扇窗户

全球唯一的一家以记录中共统治下的人权灾难为主题的纪念馆—劳改纪念馆—坐落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杜邦圈附近,在西北二十街和S大街的交叉路口,正门面向二十街。劳改纪念馆是世界知名的人权活动家吴弘达先生于2008年一手创建起来的。自2010年搬迁至现在的场所之后,由于其在美国大众中的影响和知名度日益扩大,再加上便利的位置,劳改纪念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参观,并聆听吴弘达先生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所遭受的惨不堪言的人权苦难。在文明大潮日渐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世人需要更深入、系统和全面地了解中共所制造的人权灾难的苦难程度和深度。本文拟通过简述劳改纪念馆的各项展览和陈列,来综述中共馨竹难书的人权罪行,并希望有机会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各界同仁能够实地到劳改纪念馆来参观,以细细体味中共过去六十多年一直持续不断的暴行所造成的各样人权悲剧。

纪念馆的进门处有劳改纪念馆创办人吴弘达先生的简介。吴弘达先生曾因自己的出身和无关痛痒的一句评论而被送去劳改营。从1960年到1979年,吴弘达先生在中共的多个劳改营度过了十九个春秋。后来吴先生来到美国后,积极从事与中国劳改有关的人权工作,并曾秘密回到中国收集有关中国劳改的信息和资料,并实地探访多出劳改场所,成为世界关注中国劳改问题的最大推动者。其多年来的不懈奋斗让吴先生成为中国劳改问题的权威。因此,吴先生的亲身阅历、积极活动以及对事业的热忱使他 成为创办劳改纪念馆的最合适人选。劳改纪念馆的各项陈列和展示,也无不体现了吴先生对中共劳改制度的洞察力,甚至切身体验。也因此,劳改纪念馆不仅仅是历史大事、人物事迹、档案法规、名词术语的汇集,更饱含着鲜活的生命经验和沉痛的历史哀思。

参观者一进入劳改纪念馆,就能看到接待处有一副红色的中国地图,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圆点,标示着中国劳改的所在地。初略一看,中国真可谓劳改国家,全国各地大约有几千个劳改营,分布在所有省市区。通过这一清晰直观的地图,人们能获得这样明确的印象:劳改是中共专政镇压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劳改地图的上方,有这样的解释性中文文字:“劳改是(中国的)一种劳动改造制度,很多在押人员是政治异议人士--《牛津英语词典》。”原来,经过著名人权活动家、原劳改犯吴弘达先生的不懈努力,劳改一词已经被收录进著名的牛津字典,成为英语词库的组成部分。值得指出的是,劳改一词不仅被收录进英语词典,而且也已经进入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字典,为中共持续不断的人权暴行在国际社会留下抹不去的印迹。

进入纪念馆后向右走,引人注目的便是与中国的劳改营类似的人权灾难的渊薮:苏联古拉格、德国集中营以及柬埔寨共产党的杀人场。其中,苏联的古拉格是中共劳改营的样本,但中共后来制造的人权灾难还远甚于其苏联同党。纪念馆接下来展出的就是中共上台后的一系列人权灾难事件:毛泽东的崛起(1949-1956年)、消灭阶级敌人(1956-1958年)、大跃进(1958-1960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毛泽东之后到80年代末的人权灾难(1976-1989年)、天安门事件(1989年)、当代中国人权灾难(1976-现在)。下面是纪念馆列出的一些能直观反应中共人权灾难之罪大恶极的数据:

在毛泽东统治的27年间,6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262万人在1949-1954年间被正式逮捕、关押或伤害

3000-5000万人死于大饥荒

770万人在文革期间被迫害

从1949年到现在,4000-5000万人曾被劳教

转过墙角,右手边就是从1949到2009年的中共人权简史,以年代为标记,讲述各个年代的不同人权苦难。看完这一人权简史,人们很难不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共的人权灾难年年都不断花样翻新,唯有中共的残暴和野蛮是一以贯之的。与之对应的左手边展示的是中共具体的镇压手段和工具,包括“劳改”、“劳教”及强制就业、任意羁押。由于秦城监狱在中共整个劳改和专政体制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这里有专门一块展板是介绍秦城监狱的。可以说,这个展区既有对专政手段的一般性描述,也有对具体场所(比如秦城监狱)的说明。也许最重要的是,它还给出了一组让人触目惊心的数据:

中国已知的劳改场所有约1,000处

任一时间的劳改人数有300-500万名

任一时间被任意羁押的人数约为50万人

中国有多达超过50条罪名可判死刑

仅在2009年,被处决的人数就有5,000人

40%被控罪者获刑5年以上或死刑

99%被控“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嫌疑人都会获刑

 

劳改纪念馆中还有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面刻着密密麻麻名字的亮堂堂的玻璃墙壁,名之曰“劳改受难者纪念壁。”顾名思义,上面刻着的一个一个的名字就代表着具体的劳改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先后在不同时间被同样的劳改体制所折磨和“改造”。其中既有已经故去的劳改犯,还有仍活在当下的政治犯,比如鲍彤、胡石根、傅国涌、高洪明、胡佳、靳海科等。可以想见,鉴于中共劳改体制的庞大和无所不在,纪念壁上所罗列的名字也不过是挂一漏万。不过,这两面小小的墙壁仍能反映出中共劳改体制受害者的广泛性、普遍性以及时间上的持久性。

与受难者纪念壁相映成趣的是“犯罪墙”,其上挂有各种各样的劳改罪名,并且每项罪名都配有人物图片(人物当然是被指控犯有此类罪名的人)以及相应的刑期。犯罪墙所罗列的罪名如下:泄露国家机密罪、叛国罪、企图分裂罪、拥有枪支弹药罪、叛乱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盗掘古墓罪、泄漏军事机密罪、颠覆罪、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罪、间谍罪、组织恐怖活动罪;有些罪名像是政治宣判而非法律裁定的结果,比如反革命行为、极右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诬蔑领导人。其中的很多罪名的结果就是判处死刑,较好的结果也是长期的徒刑,甚至有的人未被定罪就被判刑的,可见中共劳改统治是何等的残酷和野蛮。

纪念馆有一个禁闭室的复制品,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共劳改体制对犯人的折磨手段和工具。这家禁闭室的原样在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劳改基金会和劳教纪念馆的创始人吴弘达先生曾经被关在这家禁闭室内。纪念馆里的复制品完全按照原样设计,人们对其构造一目了然。禁闭室只有坐着的高度,因此被关在里面的人只能坐,不能站,更不能走动。很容易想想,这样狭窄的空间对一位犯人意味着什么。禁闭只是中共劳改体制酷刑的一部分,馆里展览揭示的其它劳改酷刑手段包括:点击、站椅子、背铐/反剪捆绑、剥夺睡眠、捆绑手脚、殴打、强灌汤水、洗脑、心理虐待、拔指甲、烟烫、损伤生殖器、恐吓、强奸或性侵犯、侮辱、长期戴手铐脚镣等等。可以说,中共在折磨人方面,绝对具有创造性,其残忍程度举世难寻。看着中共的各项发明创新,人们只能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纪念馆接下来的是一系列的劳改人物画像,其中既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有中共体制内作家胡风、还有中国著名的民主活动家魏京生、以及著名的右派人士张轶东。这些人物像旁边都注明关于该政治犯的详细信息,诸如逮捕日期、刑期、被控“罪名”以及人物简介等。纪念馆还特意展出了两类劳改政治犯,一类是被公开处决的政治犯,比如张志新、林昭、王申酉、李九莲、张春元、遇罗克、什拉里(维吾尔族)等。这些画像的旁边还配有中共的刑场的图片,被处决人物的画像和行刑场放在一起,格外使人感到触目惊心。另一类是劳改幸存者的画像,包括齐家贞、法国籍人士鲍若望、以及新青年学会的四位年轻人等。

劳改犯的日常生活也是展馆的内容之一。劳改所拥有或使用的物品被活生生地再现在参观者的面前。最能吸引人注意的是一件补丁摞补丁的上衣,看了让人心酸;还有他们劳动所用的扁担,所穿的囚衣和鞋子、被单,甚至还有他们珍藏的歌本。其中的有些物品是前劳改犯无偿捐献给劳改纪念馆的。展厅简要介绍了劳改犯的生活状况:他们拥挤地睡在一起,劳改营食物短缺,医疗和卫生条件很差;在繁重的劳作之余,他们还有参加强迫学习。而且,管理劳改营的干部们常常纵容囚犯们相互攻击,以便于他们的分而治之和管理。

展厅最后的部分是有关人权问题的专题区域。首先是宗教迫害问题,那里挂着的画像中的人物都是因宗教原因被强迫劳改的人,包括天主教的蔡石芳、龚品梅和范学淹,以及基督教的石维翰、阿里木江、杨荣丽和王晓光。在少数民族专题区域,被迫害的政治犯包括:热比娅、司马义•赛买提(这两位是维吾尔族)、阿旺桑单、顿珠旺春、葛玛桑珠(这三位是藏族)以及哈达(蒙古族)。器官移植也是主题领域之一,除了像河南信阳的赵伟和万启超这些普通人之外,有些被处决的政治犯也成为器官移植的受害者。在这方面,钟海源的例子最有代表性。钟海源因为呼吁为李九莲平反和打倒华国锋而被判死刑。1978年4月30日,在被执行枪决前,他被活体取肾,其肾被移植给一位高干出身的飞行员。并且,其遗体也被九十二野战医院拉走做解剖标本。这些行径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正常想象力,用人神共愤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中共的劳改制度不仅是一党专政和政治压迫的工具,在中共实现经济改革开放的今天,它还逐渐被赋予另一项重要的功能:为劳改场所和管理当局牟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中共的各级劳改管理部门将贪婪的目光转向能够无偿提供高强度劳动的劳改犯,于是各种各样的劳改企业、劳改工厂、劳改农场应运而生。劳改犯的产品逐渐开始出现在国际市场,成为中共增强其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低人权优势最集中地体现在劳改出口产品上。鉴于此,劳改纪念馆创始人吴弘达先生多年来注意搜集被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中国劳改产品。仅在纪念馆展出的出口劳改产品品种就涵盖玩具、工具、夹子、衣服鞋帽、手袋、矿泉水和仪器等等。从纪念馆小小的一窥,人们便能窥见中共劳改出口产品的全貌。我们可以断定,中共利用其劳改犯的强大生产力和极端简陋和不安全的生产生活条件,不断侵蚀国际市场,也不断借着劳改犯所创造的财富来强化其统治。这些的罪行可谓馨竹难书!

纪念馆的最后一个专题部分是关于言论自由和网络审查的。中共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的最大的杀手!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是:互联网还是自由的么?中共不仅在国内筑起高高的网络常常,建立庞大的网络警察和网评员队伍,而且通过黑客和网络战的手段不断把黑手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不仅中国的师涛成为中共网络特务和网络压制的牺牲品,美国的政商学各界无不成为中共网络侵袭和攻击的受害者。在此方面,劳改基金会的吴弘达先生早就洞察先机,率先起诉为中共的网络监控提供技术支持的美国思科公司(Cisco)。2011年6月,吴弘达先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起诉思科公司的诉状已被美国法院受理。纪念馆特别展出了这样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场景。

中共对互联网的审查和封堵是其整个文化意识形态制度的一部分。多年来,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固步自封和顽固不化,言论和信息流动自由成为普通中国人遥不可及的梦想,更有甚者,中共一直在严厉打压那些试图自由表达其观点和传递信息的人士。纪念馆陈列的画像就突出了这样几位自由先驱者,他们是:师涛、刘贤斌、陈西、陈卫、苟中山、以及著名的民主人权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晓波先生最近一次被判刑所依据的“罪证”就包括他曾在吴弘达先生创办的观察网站上所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共仍在继续关押着刘晓波,纪念馆的刘晓波画像不停地在提示我们:不管中共如何巧言令色,其专政本质不会有丝毫变化!

整个劳改纪念馆所传达的信息也同样如此。自中共建政以来,其残酷、暴虐、无恶不作、无法无天的统治作为和手法从来不曾改变。人们所要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保存历史、留住记忆。正如劳改纪念馆的一副标语所声言的那样:我们“没有权利遗忘”,因为我们相信“记忆的力量”。劳改纪念馆展示的就是记忆的力量,它也必将因此成为中国人权民主斗争史上的一块丰碑!

劳教纪念馆档案展厅首次系统披露中共恶劣人权行径的政策法律依据

2013年2月7日,著名的劳改纪念馆新近建成的档案展厅正式对参观者开放。这为人们全面详尽地理解中共在过往六十多年的历史中所犯下的各种反人类罪行打开了另一个独特的视角。

劳改纪念馆坐落在华盛顿著名的杜邦圈(Dupont Circle)附近,二十街和S街的交叉口。从20街的大门进入劳改纪念馆,往右走绕过去,新建成的档案展厅便在眼前了。由于其突出的重要性,档案展厅被设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进入房间后,正对着参观者的便是展厅的简介。其中这样写道:“这些资料和实物得之不易,有些是吴弘达先生冒着生命危险在大陆搜集的,有些是劳改幸存者和亲属、朋友捐赠的,有些则是从中国大陆通过各种渠道运输过来或者购买的。”作为中共体制性作恶的铁证,展厅里的各类文件和资料都来自不易,尤其是,劳改基金会和劳改纪念馆的创始人吴弘达先生更是为此付出了多年的心血。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吴弘达先生的冒险犯难,坚韧不拔精神,就不会有这个展厅的内容。另外,由于中共政权的神秘性及其对自己恶行的掩饰,人们在中国以及其它地方很少能够看到这些珍贵的信息。可以说,这一展厅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是人们了解当地中国人权和政治状况必不可少的信息来源和渠道。

为便于参观者理解展厅里的内容,档案厅的大门上醒目地列出《劳改法学词典》中关于劳改的一些常见名词的详尽解释,比如:改造目标、劳动改造管教队和劳改企业等。为便于参观者浏览,各个时期的文件档案放大后被放置在玻璃框中,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时间跨度上看,文件既有中共建政之初在1951年发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也有前几年刚颁布的、用于监控互联网信息的《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当然,由于中共是个人治的极权政体,领导人的指示乃至讲话都包含有重要的政策宣示。因此,展览特别展出了中共执政后的第一代领导人有关劳改工作的指示。其中,毛泽东于1951年5月15日指示说:“大批應判刑的犯人,是一個很大的勞動力…必須立即招收組織勞動改造的工作。”周恩来1971年2月8日在“接見第十五次全國公安會議全體同志時的講話”中说:“判刑的要勞動改造,未決犯也要勞動改造,監獄里的犯人也要勞動改造。”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这些讲话为中共政权制定各项有关劳改的恶法指明了政治方向,他们因此成为劳改在中国滥觞的罪魁祸首。

不过,众所周知的是,劳改这一独特的“惩罚”体制,并非中共独创。作为老大哥,前苏联对中共引进、完善和强化劳改体制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展厅特别突出了苏联的作用,一块展板复述了苏联劳改专家法捷扬诺夫对中国劳改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劳改的目的就是:“1.在一定条件下,保证国家安全,防止罪犯有可能來损害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2.组织经常性的强迫劳动,使其成为劳动模范。”苏联的古拉格是中国劳改的专家,于是诸如法捷扬诺夫之类的苏联专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劳改事业的指路人。劳改不折不扣地成为向苏联学习的成果之一。尽管之后中苏关系经历很大的曲折,劳改一旦在中共政权内生根,变越长越茁壮,成为中共政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利器。

有关劳改的文件和规定是展厅的重点,除1951年发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外,连续五块展板上都是有关劳改的政府法令,包括1951年5月22 日《中共中央批发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组织全国犯人劳动改造问题的决议>的通知》,1954年8月26日批准的《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1954年9月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1956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应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以及1957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

展厅接下来的部分既有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政府法律、文件和规定,也有覆盖单一主题甚至案件的内容。紧接着1957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是1957年10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以及《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则的规定》,因为反右和劳改问题直接有关。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提出对右派的两个处理原则,其中一个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因此,随后颁布的《劳动教养规定》主要針對的是右派。作为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实现恐怖统治的重要依据和手段,1967年1月13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俗称“公安六条”)也在展出之列。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及毛泽东死去之后,中共以劳改作为恐怖专政统治手段的做法并没有终结。公安部十一局仍在继续秘密发布关于全国劳改工作的例行通报,其中主要反映全国劳改的工作动态、经验或问题等。因此,档案厅特地展出了一份1979年5月的例行通报。展厅所展示的劳改继续被中共所利用的另一项有力证据是,1980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批转《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的通知,其中提到:“…做好劳动教养工作,需要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由于1980年代的中国已经开始对外开放,中共政权残忍的劳改体制开始受到外界的关注和批评。中共政权为逃避外界的指责,于是便采用移花接木之术,妄图以改名的手法来混淆视听,因此,中共司法部1994年8月19日发出《关于统一规定监狱管理机关和监狱名称的通知》。中共虽然将劳改更名为“监狱,” 但劳改制度的本质并沒有改变。劳改档案展中的中共的两份文件就记录了中共的这种欺蒙行径。

毋庸讳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政权以杀人夺得天下,也继续以杀人巩固政权。展厅有四个展板从不同角度诠释了这种杀人如麻的统治术。首先,毛泽东以革命的名义进行阶级屠杀,在他于1951年1月22日回复中共中南局的《关于对反革命分子判刑问题的电报》中说道:“广东必需有计划地处决几千个重要反动分子,才能降低敌陷,”借此发出明确的杀人指示。在1951年5月15日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中,中共政权提出了明确的消灭阶级敌人的指标计划。由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的民众暴政让社会处于失序的边缘,中共政权借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管制。展厅中有两份文件具体而微地体现了这种全面军管的局面。一是安徽省淮南市向阳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淮南市向阳区公安分局法院军事管制小组于1970年10月16日联合发布的军管字(70)第21号文件,其中提出要加强对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安徽省南陵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于1971年1月21日发表的一份布告,里面提到一些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的情况。

展厅关注的主题丰富多元,上面介绍的劳改/劳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题,展厅关注的主题还包括宗教自由、死刑和器官移植、计划生育和堕胎以及互联网自由问题。就宗教自由而言,展厅有单独展版详细介绍了1950年代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主角是上海、苏州及南京三教区主教龚品梅主教,其宗教信仰和活动成为其反革命的罪证。中共在改革开放后,还继续敌视宗教。1980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抵制外国教会对我进行宗教渗透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发[1980]22号文件),严格限制正常的宗教活动。在死刑和器官移植方面,三块展板分别展示:中共当局几个相关部门于1984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严防反动报刊利用我处决犯人进行造谣诬蔑的通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1984年10月9日颁布的《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7年3月31日签署和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关于计划生育和堕胎,展示的内容有:经由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号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生动的关于强制人流、堕胎和绝育的图片,还有地方政府《关于开展秋季计生集中服务活动的通知》。最后,中共对互联网的监控和压制也是展览的重要内容,相关的展板展示了1997年12月30日中国公安部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

除上述内容之外,展厅还着重提到一些有重大历史影响和政治意义的案件、事件和政策。这样的展板也有四块。首先是关于震惊中外的大饥荒时期的饿死人和人相食现象。时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尹曙生先生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供了安徽省大跃进时期“人相食”特殊案件的原始记录。接下来是1970年1月9日的《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审大会通知》,其中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遇罗克和王佩英案件。然后是中共中央于198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这是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直接反应,此后,宣传思想工作成为中共加强专制统治日益强化的重要领地。最后是1996年3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会议纪要》,里面详细谈及中共处理民族矛盾的思路、方法和手段,是理解中国后来一系列民族问题和矛盾的重要参考信息。

通过以上对档案厅的介绍,人们大概可以形成这样的印象,中共在其掌权的六十多年里制造了无数的人间惨剧,受害者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角落。其统治无疑是中国人亘古未有的一大灾难。正如刚卸任的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所言,人大立法工作的目的就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劳改基金会档案展厅向世人充分证明,中共的所有政策法律都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当权者为非作歹的挡箭牌和借口,更是中国人权灾难泛滥的助推器和扩大器。如果想了解中共的人权灾难,就必须对中共的各项恶法陋规有所认识,劳改纪念馆档案展厅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极佳的窗口。

 

毛泽东的后人成了真正的特权阶级

据说,毛泽东闹革命的目标是消灭特权和阶级差异,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而今,毛泽东虚假的革命承诺被他后人的各种特权待遇彻底粉碎。其子孙后代所享受的特权之一表现在他们的生育特权上。当中共罪恶滔天的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让无数国人承受被强制堕胎和强制结扎的野蛮待遇时,毛泽东这一中共暴政的始作俑者却能荫庇其子孙,让他们获得生育特权。

据香港《开放》杂志报道,毛泽东的外孙女孔东梅甘当中国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的二奶长达十五年,其间生下三名子女。又据中共政权喉舌媒体中新社报道,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也有两个孩子,分别是现年9岁的儿子毛东东和4岁的女儿毛甜懿。毛泽东的后人分别无视中共的计生政策,纷纷超生。而且,孔冬梅更是非婚生育,俨然继承了毛泽东荒唐淫乱的生活作风。撇开这一点不谈,笔者想问的是,他们在生儿育女之前都去有关部门办理了“准生证“么?他们在生过第一胎,有关部门强制他们结扎了么?他们在怀第二胎时,被强制堕胎了么?他们在生过第二、第三胎后,被强制结扎了么?

普通中国人的不幸遭遇没有降临到他们的身上,这无疑是毛泽东荫庇的结果。毕竟,中共之能够在中国推行惨绝人寰的计生政策,不也得拜毛泽东所创立和维系的极权体制么?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共产党大大小小的官僚今天横行霸道、倒行逆施、做尽做绝坏事的可能了。共产党的各级计生官员能不对毛泽东感恩戴德么?赋予毛泽东的子孙后代计生的特权,可能也是他们对毛泽东“知恩图报”的方式吧?

而且,毛泽东的外孙女孔冬梅还在美国留过学。毛泽东生前不是极端蔑视和仇视美国么?他的后代怎么又去这一罪大恶极、腐化堕落的国家学习了呢?孔冬梅是不是也像其它共产党领导的后代,拥有了美国绿卡呢?我们对此不得而知。孔冬梅能够留学美国,是不是也是其特权的表现呢?正如中共的太子党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便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纷纷赴美留学,像孔冬梅这样的第三代也试图将中共的特权制度延续下去。

生育权是最最基本的人权。毛新宇及孔冬梅在生育权上的特殊优待真如搧在毛泽东脸上的两大巴掌。其子孙的特权地位充分表明,毛氏共产主义革命不过是趁火打劫的强盗土匪作为,与人人平等的理想风马牛不相及。被毛泽东及其政权折磨得死去活来、并被持续剥夺生育权的普通中国人,该看清毛泽东及其团伙的真面目了吧。

最后,毛新宇和孔冬梅的特权待遇非常及时地提醒人们:毛泽东及其所创立的极权政体,是中国一切灾难和不公的源头。普通中国人要想获得基本的人权(包括生育权)和尊严,毛泽东必须被彻底否定和清算;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权也必须被推翻!

Chinese authorities launched a crackdown targeting activists who have urged over 200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disclose their personal assets. This campaign to expose corruption, known as the “New Citizen Movement,” seeks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vast wealth accumulated by public officials as a result of their positions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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