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恩来、伯达、康生、江青同志，中央、中央文革：

鉴于我们这次党员代表会议由市革命委员会直接向广大干部、党员传达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精神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效果好。拟将原来确定由县、区传达到农村人民公社、城市中、小工厂、企业、事业、商店、街道和中学等约四千多个基层单位革命委员会中的党员干部（包括革命委员会中的一些非党干部），改由市革命委员会在本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召开一万七千人的大会直接传达。再由县、区负责组织学习、讨论。

当否，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九日

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十一月二日回到上海后，作了两次传达报告，参加了一些小组讨论会，有几个问题，报告如下：

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达不传达？原来规定不传达。我在五百人的会上，只讲了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三个问题一传达，就成为讨论问题的纲。大家讨论和思索问题，就有了中心，对公报开头几段，也就懂了，并且有了批判“不见得”派的思想武器。林彪同志的讲话，我传达了主要精神，效果也很好。看来，一点不传达是不行的，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

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原来中央规定是开党员会议。在上海，市一级的会吸收了一小部份非党员，效果很好。在小组会是，凡是站出来的干部和曾经站错队的党员占多数的，虽然讨论得也算热烈，但是，比起造反早的党员和非党员造反派占多数的小组来，就差一些。在向基层传达的，我们就多吸收了一些非党员，参加传达大会的，共一万五千人，其中地方一万二，部队近三千人。在地方代表中，工人占百分之四十五，非党员占百分之三十，女同志占百分之十四。实际上，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报有困难。这些人听了传达，也特别激动，“过去中央全会，顶多传达到十七级干部。这次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星期，就传达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人了，”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名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份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要求将陈毅弄到上海来批判，消毒；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为了适当保密，我们规定了不写标语、大字报、不印传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

四、在传达中，我讲了“毛主席称赞上海一百二十万产业工人控制着上海的局势”，也讲了毛主席说上海也还有一些老大难单位，对工人阶级和老大难单位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我们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重大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有的同志说，公报看了五遍，觉得懂了，参加了这次市里的传达会，才感觉原来的了解很差。如何把公报和全会的各个文件认真学好，如何把传达、学习同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些问题，还需要继续摸索一些经验。

以上几个问题，有些省的同志打电话来问，我不便答复，不知这样做，是否妥当，请指示。

  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