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一日下午五时至六时半]

（首先对李雪峰同志说）北京有人攻你了吧？北京攻得厉害呀，多少次检查也不放，检讨一下就行了。为什么检讨那么多？到天津又有人攻，是山西发动的，他是山西人啊。（总理：给刘格平打了个招呼，是张日清他们搞的。）（张春桥：是刘芝兰、陈叔中搞的。）

找同志们来，想商量一些事。这个会就是开小会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谈过一次大会，然后再开小会。我想开一次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党章。但还不发表，文字修改交秘书处。这个政治报告增加几段，一个是民主党派，一个是统一战线。共分八段，每段加个题目。明后天，今天是十一号，十二、十三讨论两天，十四号开大会。此外，看是不是这样。我看到一份简报，北京市的一个简报，说清理阶级队伍有一个倾向，就是扩大化。这个问题在碰头会上谈过好几次了，清理阶级队伍要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找出来，要搞这一些人。有些地方搞得好，有些地方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中央提出要搞，一搞他们就扩大化了，历史上也有不少这种事。比如延安整风，开始时是为了召开“七大”，事先把问题搞清楚。搞清楚了，不在大会上批评那些犯错误的人，我讲开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结果是团结起来了，是胜利了嘛。不仅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我说是难免的，既与他决裂（指第一次国共合作），于是“左”起来。四中全会康老是有研究的，王明反李立三，说是三中全会搞得还不够，不是反他们的“左”是反他们的右。一次比一次厉害点，李立三比瞿秋白厉害，王明比李立三厉害，把红军搞得差不多了，就舒服点了。抗日时，王明回国又右了，他们说红军光中央苏区就有五十万，他们不是打日本，不是依靠群众，是依靠国民党。我们说主要是抗日。民族矛盾加深了。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总有一个主要矛盾，结果掩盖了另一个矛盾，……发生了皖南事变，一个事件有一个主要倾向，如打日本，民族，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掩盖了阶级矛盾。后来批判了王明，现在还有人说整风不应该那么整，整错了。我说将来还有人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还在世，既然合作，就放在合作上去了。他们和我们口号也是一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独立自主不能说没有，不然就不能发展那么大。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主要是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东东边是海陆丰，西边是广宁，广西是东兰，韦国清来了没有？（总理：没有。）到后来，一天天地突出出来了，到蒋介石杀人前夜，没有想到搞根据地这个问题呀，我看请大家酝酿一下。蒋介石杀人把掩盖的一面就突出出来了，拿枪干起来了。同国民党干起来了，而刘少奇就在武汉交枪，别处也有。有的打了一仗打败了。上海“四·一二”事变，那时不知道到乡村去，到乡村也是敌人叫我们去的。因为城市杀人，既然打起来就一齐打倒，××农不在其列。民族资产阶级不分什么资本家、工商业、小资本家都打倒，所谓民主，民主革命是一句空话。我们说民族资本家不搞合作，内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为什么“左”呢？不是说要打吗？所以表现形式呀总是“左”。到了抗日第二次合作，就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掩盖了独立自主，搞根据地，扩大红军发动群众，直到日本投降。日本投降以后，开头国民党请我去谈判，没有结果就回来了。然后就是董老、总理你们去了。写了协议应该算数嘛！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董老：我们在重庆不知道。）（曾思玉：晋察冀是聂荣臻传达的。）东北没传达。（林副主席：我们在东北没有传达，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七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因为把蒋介石打败了嘛！我们进城以后，那个时候把刘少奇，把刘、邓团结起来了。除邓小平没有发现历史问题以外，另外，薄一波、安子文等都和国民党有一些关系。也有一些人是跟着走的，不一定是叛徒、特务问题。例如山东的谭启龙，算这类。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就开始了，但我们没有宣布，土改以后才逐步宣布。土地改革彻底？就不那么彻底。有的是和平土改。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消灭它。（张春桥：利用、限制、改造。）在几年内，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指出了，但是没有经常讲，所以广大干部不知道，所以这一次又来了二次革命，叫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开始的，叫不叫大革命？以后历史学家去做。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名称叫什么都可以。主要是对上层建筑，机关、学校、工厂，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恐怕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当个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容易，我这个主任也管不了那么多。（姚文元：主席是全国革命委员会主任。）我也算一个主任。比如北京还不是谢富治、温玉成去管，与过去不同是可以插手了。（谢富治：主要是靠主席抓的。）（林副主席：主要抓了典型。）（张春桥：陶铸抓了生产，不叫抓革命。）工厂、农村，六六年十月、十二月发了两个文件，现在还是要搞。一个工厂、一个农村、一个机关、一个学校，部队也搞了嘛。（黄永胜：搞了。）可是要谨慎啊。有些专案组的材料不一定准确，南口专案组八个人搞一个党委书记，要注意，搞专案的人总想多搞几个好。过去我们行军，没事捉虱子，总想多捉几个，专案组好像捉虱子，要超出，超出一点好说话。我这个人没搞专案，就可以说，搞了的人就不好说话。一个大学捉了九百多人，怎么得了？人关起来了，捉有捉的理由，放更要有个理。（春桥同志讲上海关的人数。）我看不止一个上海，其他地方都有。至于关在牛棚里的人更不少，恐怕各地都有。上海关的人干什么？（春桥同志：在扫地。）苏联人讲我们整知识分子，秦始皇杀了四百几十个人，我们还没有杀一个人吧，是关牛棚。（康老：苏联红星报上登了彭真坐喷气式的照片。）喷气式不要搞。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全会上讲了，说：我在一九二七年文章上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乡，既然给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给彭真××（听不清）牛鬼蛇神戴，我们几十年没有搞了，这次红卫兵就翻出来了，坐喷气式。三反五反时天津就搞过，我们不主张戴高帽子，搞这一套。抓人还是大部不抓，抓了怎么办？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嘛！别的想不到了，现在扩大化了，许多同志要注意。想到我们党的历史，总是个主要倾向掩盖之下，另外一种倾向就忽略了。我讲的就是这点。完了。（停一会儿）报告通过了，也不要公布，文字修改交秘书处；会后再公布。（康老：主席早就说过，工作同睡觉，吃饭同大便，在延安时就讲过，一个时候总有一个。）在延安没有讲。（康老：诸如主席是讲辩证法，要有一个过程，我们是吃饭多于大便，像小孩吃奶一样，一面吃一面拉屎。）（大家笑）我们行军拉屎挖坑，也有自己挖坑的。（总理：我们犯错误，就没想到挖坑。）（许世友：到营房以后，就不挖了。）营房把我军与工农隔离了，不是好事情，当然不搞一点也不好，老百姓也讨厌，所以专门搞个营房总不好。什么是三支两军呀？人家看不懂。（林副主席：要写全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三民主义我还记得，五权宪法我就背不下来了。（总理：还有三反、五反。）（张春桥：五反也记不得了。）那你们去开会好不好？（张春桥：十四日发公报。）（姚文元：公报不要搞太长了。）（总理：比上次要长一点。）十四日基本通过，下一步搞选举。这个比例范围，人选还是过去的办法，小组提议，还是大组提议？（总理：还是小组提议。）但是，我提议几位老同志，就是你们讲的几个老机会主义，都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见。王明、李立三、张闻天、王稼祥，“七大”时不选他们，也是作了工作，才选进去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是同我合作的，以后也是好事作得多嘛！

王明回国以后，他们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这次能不能把张闻天、王稼祥选进去，再考虑。几位老帅，李先念、李富春要选。（许世友：应当选。）王明他们（江青：王明不同。）有几个反动派有什么要紧！（许世友：他们反了几十年，选进去了，他们还是要反，怎么办？）我们就永远准备他反。（许世友：主席下命令就选。）那不就成命令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嘛；朱德、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要选进去。（董老：几个老帅选进去是可能的，张闻天、王稼祥要选进去有困难。）（康老：王明说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哪一年传播过，一不做工人运动，二不做农民运动，三不会打仗。张闻天、王稼祥还做过。（下面问李雪峰）李雪峰同志，你们小组有多少人呢？（答：六十几个。三结合的五个，地方五十五个。）（问郑维山同志）你们不在一起呀？军队怎么开会呀？多少人呀？（答：军队另编一组，三十二个人。）（问张国华同志）现在没有人反你了吧！还有人打倒你吗？原来要打倒你这个土皇帝的，西藏叫他土皇帝，也来了嘛！所以不要认为反对过你的人都不好。武斗全国都斗不过四川，至于清华、北大，不算数，它那里双方都有一万多人，有电台指挥，真枪真炮。（张国华：有几百部电台。）从什么地方搞的？（张国华：有从学校的，有搞来的。）我们过去搞演习是假的，这次真枪真炮我看是个训练。

(根据群众组织的录音整理稿，出版者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