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浦，时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

在五个多月的隔离反省期间，有机会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并开始学到针对主要问题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来解决。（也仅仅是开始学用结合）对“隔离”的抵触情绪，和审查历史的委屈情绪，基本上克服了。

二月二十七日，听到宣布“有人检举”我历史有问题，要隔离反省的时候，当时好像一声晴天霹雳。认为革筹小组仅仅是“有人检举”，又没有经过查证，就采取隔离的办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有关审查干部历史问题的规定和精神的。所以抵触情绪很厉害，后来一方面从报纸上看到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隐藏的叛徒特务通通挖出来，知道这是一个全党全国性的大问题，而且别的省市区一定在“挖”的过程中，有一些经验，“隔离”必然是经验之一。我既然有三次被捕的历史，又长期在白区工作，同一些国民党人物甚至特务之间，又有那么复杂的关系，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逃跑、自杀、行凶、甚至通风报信等事件，采取“隔离”的办法，还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反复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既然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为什么自己对“隔离”就不能愉快接受，而产生抵触呢。这不是个人利益第一吗，这完全是“我”字大了，“私”字重了。而“我”“私”恰恰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文化大革命的对象。所以我就时刻记住“打倒我字”“斗倒私字”来警惕自己，并在四月间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誓词中，写上“对隔离反省绝不抵触”一句话。但是有时迁到一点触景生情的事，脑子里又闪出要不是隔离就可以如何的想法，说明并没有彻底克服。这种时候，就立刻要背上面那两段语录和誓词，不许那闪出的一念停留，不许“我”字“私”字占领思想。我相信也有决心彻底克服的。

其次是审查历史的委屈情绪。我对于重新审查历史绝无意见，任何时候都可以重新审查，自己认为对历史问题没有隐瞒又经过三次审查，做了结论的。而且第二次是李井泉坚持要审查，又由李井泉派人审查的，第三次是因为李井泉审查后留了尾巴，我又向中央写报告，请求彻底审查的。所以对隔离起来审查就有委屈情绪。后来逐步考虑到过去的几次审查，仅仅是一个或几个部门抽出几个干部去调查，这一次是人民战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做深入的全面的调查研究。过去的调查不可能彻底，已经有不少的事实，证明过去弄不清查不出的问题，这次在广大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的努力下，揭发出来了。其次，过去审查的单位不免受到刘少奇安子文等叛徒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影响。不是完全按毛泽东思想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这次的人民战争的群众大审查，是在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组织路线的基础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进行审查的。第三，我的历史情况，又那么复杂，特别是47年被捕，关的是渣滓洞。而我在渣滓洞的犯人中，又受到同别的犯人不同的待遇：如别人不能送东西的时候我能送东西进去，我又住优待室。我又两次会见家属，而又在大屠杀前，能够被释放出来，我又和军统特务熊倬云关系密切·····这些现象，这些事实，都是很值得怀疑而且必须彻底弄清的事。漏掉一个坏人就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因此不管用什么形式、方法，重新审查我的历史，只能是对革命负责，对毛主席表忠心的行为。作为被审查的人，应该愉快接受，真心拥护。这样一想，委屈情绪就自然没有了，至于组织上如何处理，我没有想过这事。我相信问题一定能弄清楚，相信党和群众一定能对我的历史问题作出公正的结论。即使因为我承认“小民革”的关系，改变了过去的组织结论，（因为当时有刘少奇反动的组织路线的影响）作为自首，叛变，我也没有意见。不能再做党员，也是应该的。我思想上没有丝毫负担，我向党保证，还是要认真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改造一辈子思想，跟毛主席革一辈子命，绝不因此就消极。只要能在毛主席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就是光荣的，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