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eches by Kang Sheng, Jiang Qing, Yao Wenyuan and Xie Fuzhi at the first group meeting of the Twelfth Plenum of the Eighth CCP CC

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第一小组会上的讲话

Releases Date: 

Oct,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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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only known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 social-political movemen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66 until 1976. Set into motion by Mao Zedong, then Chairm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stated goal was to preserve...

〖此件是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提供的。原件注有:“康生、江青、文元、富治同志十七日在第一组小组会上的重要插话要点(记录稿)”。〗

 

康生同志:二月十六日大闹怀仁堂,十六日前就酝酿了。当时有两个地方,富春同志讲了,在他家开了三次会,是俱乐部,另外一个地方是京西宾馆,军队干部开会,徐向前在会上叫干部有什么意见尽量讲,表面上对着中央文革,实际上是反对主席、林副主席,反对十一中全会,反对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是个中心,富春家是个中心。(文元同志:一个是京西宾馆,一个是国务院的一部分。)徐向前二月十三日讲,还要不要军队?不要军队,我回家去。(文元同志:天塌不下来,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在会上拍桌子。就在这时内蒙不是在闹嘛!要开军队包围报馆,就是徐向前下的指示。四川用飞机撤的传单,是甘渭汉起草的,叶剑英批准的,接着抓了十万人。在会上赵永夫介绍抓人的经验,当典型。这里面究竟是那个搞的?“二月逆流”大闹怀仁堂也不是谭震林第一炮。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徐向前他怕军队搞乱吗?他“保护”老干部吗?

文元同志:徐向前同志的口号,同谭震林和陈毅、李先念同志的口号一样,说“保护”老干部,实际上是保护刘、邓、陶,保护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谭震林本身就是叛徒。

康生同志:捉杨勇、廖汉生也是他们叫搞的,北京军区也是个军嘛,那还不是乱军!

江青同志:还有空军也是军,要夺吴法宪的权,我去保吴法宪可难啊!

康生同志:徐向前说“保护”老干部,难道邱会作不是老干部?怎么不保呢!徐向前平时不讲话,一到军委文革好厉害!

文元同志:自己暴露自己。

富治同志:实际是夺军权。

康生同志:你们想想京西宾馆的情况,那是真乱军,不是保护老干部。

江青同志:真是乱军,刘贤权也叫人捉起来了。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他们搞的那个文件说司、局长以上干部都要烧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也要烧,这样,中央文革变成“救火”的了。

康生同志:“二月逆流”不只是大闹怀仁堂的问题,在京西宾馆煽动干部反毛主席、反文化大革命。

富治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文化大革命拉下刘、邓后,有几个回合。几个老总讲话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京西宾馆煽风点火乱军,国务院富春家成了中心,以后两个中心合流了。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不是孤立现象,是有根子的。一个在京西宾馆,一个在国务院的有几位副总理同志。二者合流,二月十六日总爆发了。“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反帝、反修,要不要反对各国反动派,要不要反对走资派的问题。主席提出要不要搞文化革命?就是“二月逆流”时争论的中心。上海工人阶级一月夺权中央支持,发了电报,全面展开了向走资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关键时刻,解放军出动支左,给左派很大的支持。走资派看到要灭亡了,通过一些人出来替他们翻案,做垂死挣扎。

康生同志:陈毅同志说我们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陈在怀仁堂说延安整风,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不是很积极吗?现在还不是反毛主席。总理不是挨了整吗?康生不是也挨了整吗?他们完全否定延安整风的伟大意义。

陈毅同志说,到底谁反毛主席?斯大林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了修正主义。大家质问他,他说是讲的红卫兵,彭德怀、薄一波、安子文是红卫兵吗?中国的赫鲁晓夫是红卫兵吗?他的矛头是对着林副主席的。

陈毅同志这些话是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延安整风、审干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统一了全党思想,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全国胜利,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毛主席领导,否定全国革命,否定解放战争,这话很严重。按这样讲,只有请王明来当总书记,把张国焘从香港请来,由陈毅同志当中央文革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那对你们会怎样,主席讲伯达同志就杀头了,康生同志就充军了。

延安整风毛主席讲是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准备。事过二十五年他们要翻案,所以,主席提出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十一中全会对不对?大家可以想想。陈毅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不老实,他不是针对红卫兵,是针对十一中全会,针对林副主席的。余秋里同志讲你们不道歉,我就不检讨。(文元同志:主席说的对,举了手的,有不赞成的,有种说法叫“利令智昏”,站到反动立场上,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大喊大叫,余秋里凶的很。谢富治:阶级本能,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谢富治同志不断插话批评他们,李先念同志说,你不要和稀泥。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全国性的逼、供、信。

江青同志:李先念同志替“联动”说话,对“联动”是什么态度?骂我们抓的,我替谢富治同志顶着,那时他们冲公安部,冲公安局,围得水泄不通。其实,“联动”是群众扭送的,主席叫放掉,我们连夜给他们开会,就放掉了。可是“联动”每次都骂到我和伯达同志头上。我们研究过抓九个,第九个就是董老的儿子董连国(编者:似应为董良翮)。“西纠”后期,有坏人利用青少年不稳定,到处破坏,打人太残忍了,觉得搞几个人煞住邪气。我们是经过讨论的、经过详细调查研究的。董连国是主席叫他自动投案,总理告诉董老的。

富治同志:“联动”其中少数人,作了不少坏事。广大革命群众意见很大,因此群众几次将他们扭送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收下了好几十个。“联动”也多次冲击公安机关。故“联动”问题完全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中央文革不仅没有提出捉人问题,相反的倒问过几次不要多捉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后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将“联动”一律放掉。

文元同志:阶级感情问题。为什么革命群众受到残害不哭?对叛徒、特务、走资派受到批判你要哭,是什么阶级感情?

富治同志:为刘邓司令部垮台的悲哀。

文元同志:“二月逆流”把反动纲领统统搬出来了,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群众,为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翻案。

康生同志:有一个问题应引起同志们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十月一日林副主席讲话也提到了两条路线斗争。他们说,十三期社论开始老干部被整,干部靠边站。十月五日紧急指示是对军队的,当时军队文化革命落后了。他们说这个紧急指示错误是主要的。

江青同志:十月一日陶铸的女儿由上海到了北京,被陶铸的老婆带到天安门上,向主席告了一状,林副主席感到被动,搞了个紧急指示,军委、中央文革都讨论了的。放“联动”,连“西纠”的九个也都放了。“联动”的刑具非常残暴,完全是资产阶级对付劳动人民的刑具。

文元同志:他们就是为这些联动头头被批判而流泪。

富治同志:朱德同志从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谭震林、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合伙把毛主席赶出军队。陈毅同志是朱德同志的参谋长。这些人都该受批判。我们回想一下,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先念同志、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应该彻底批判。按陈云同志的报告搞下去不知成什么样子。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二月逆流”这些人不死心,还要为他们服务。

江青同志:还有“三和一少”呢!那是王稼祥搞的。

富治同志:“三和”,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一少”,是对民族解放运动援助要少。

刘少奇抬出陈云同志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主席没赞成陈云同志出来。陈云同志搞些什么,多赚钱卖花布、炒肉片、高价商品,陈云同志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