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思想汇报(11月18日一23日)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 我诚恳接受办公室的批评,担任队长快半年了,没有做好工作,距离革命群众的要求太远了。检查起来,有这么一些原因：

一段时间里,实际上把职责光看成是“上传下达”。记得我批评景润身把当组长叫做“领导工作”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不切合专政对象身份的),但我把组长、队长的作用看成是“召集人、联系人”,这就严重减弱了主动性、责任感,好像只是办公室交代什么具体任务,完成就行了。而最主要的任务,即帮助办公室多方掌握情况、狠抓阶级斗争,这是不能靠办公室每天出题目、把着手教的,需要发挥更大的主动性,这就忽略了。把政治任务当成事务性的工作了。

在几十个专政对象里,指定我们三个人当队长,这是给我们立功赎罪的机会,给我们的考验。这是个重大政治任务,是在我们改造过程中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但是我一个时期里实际上只把和其他专政对象一样劳动、干活看作第一位的,而把执行队长的政治任务看成是附带的了(看成是：在劳动中、学习中发现什么反映一下,哪个组有好经验,推广一下)。我认识自己长期脱离劳动、成为精神贵族,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彻底改造,这是对的,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有私心杂念,觉得有些专政对象体力较好,过去也干过活,我如果不能抓紧锻炼,在劳动上还不如他们,那末在批评他们抗拒改造的表现时就不能理直气壮。这样在劳动中也出现只埋头干的现象。

办公室给我们条件,让我们做工作,我们也还是缩手缩脚。比如有一个时期我们三人实际上对另外两个组的情况也不敢多过问。我们三人碰头时,曾经考虑要不要建议队长、组长碰头交流情况,后来我们考虑,我们同样是专政对象,如果有些情况需要我们了解,办公室会告诉我们,这样提,是不是不合身份。本来,记住自己的身份,不是坏事,但这里提高来看,是个人怕犯错误,是跟革命派不贴心。

这几个活思想,归结起来,一个还是“私”字,是立场问题；一个是既是专政对象,但如何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可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帮助办公室,在专政对象中做工作,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解决这个认识问题,在实际行动中做到这一点,也是立场的转变。

另外,我检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半年来,专政队里的阶级斗争形势发展变化了,我的思想没有紧紧跟上。

一方面,顽固抗拒的死硬派,比半年前隐蔽了。如果说半年前还有公然抗拒、放毒,公然写反动标语的,还有明显地谈笑风生的,现在,想抓那么“现成”的反动言行,不那么容易了。他们的反动立场,往往是通过细小的事情,曲折地表现出来。我思想上认为要抓大事,抓政治问题,这不错,但对于小事情里、片言只语里包含着重大动向,是注意不足的。

再一方面,经过半年来的专政,确实要相信专政队里多数人是愿意接受改造的。但是愿意接受改造,并不等于改造好了,更不等于没有问题了。每一步改造都得经过斗争。何况就是有些初步表示肯改的,也还会有反复；有些表面顺从的,还是假象(像×××,我是直到这次会上才发现他是那样拒不认罪)。不时刻警惕这一点,就是太平观念、麻痹思想。我带着这个问题重读毛主席这一段指示：

“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

我自己是愿意改的,觉得犯了罪就要认罪,要改过自新,何必自己骗自己,干嘛明路不走走黑路。我自己这么想,就觉得别人也都这么想,这就丧失了敌情观念。联系上面这段最高指示,我觉得就是对自己也不能有太平观念：二三十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十几年的修正主义思潮,中毒那么深,这些思想上的敌人是那么容易从头脑里退走的？如果不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地抓住自己思想里的敌人斗,还是会犯新罪的。

今后要在劳动改造的同时,做好工作,完成办公室交给的政治任务,我想,一是要用主席思想挂帅,把完成政治任务过程中的活思想,拿来同最高指示对照,改造自己的思想,任务就完成得好一些；二是要加强请示汇报,林副主席“八·九讲话”要各地负责人随时请示汇报,打电报、打电话,甚至坐飞机到中央来,不要怕中央麻烦,中央不怕麻烦,这样就可以少犯错误。这个道理到处适用。办公室交派的任务,要经常请示汇报,坚决消除自以为是、自作主张的现象。包括有些比较小的事,不要自以为是小事,因为自己没改造好,有时看不出问题来；也许汇报上来,全面情况一碰,就不是小事。

2.这次布置小结后,检查来队后违反纪律的事,我检查出以下两次,是不该说而乱说,是政治性的错误。我的小结还没有自报,现提前交代出来。

在帮×××搬家时,我发现他家里没人,问他,他说不在北京。我就问他从哪儿调来的。他说是××电台。我就问他××台的朱×怎么样,他说不知道。(朱×解放前和我在同一学校,1956年他来北京时问过我。)我又说：“你们××台来的, ××是叛徒, ×××是叛徒,你过去知道不知道？”我本来天真地想,他们一起工作多年,他不能说他一点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即使不能断定是叛徒),但×××用一句“不知道”把我顶回来。最近通过小结我才知道,×××也有过替日本、汉奸办事的罪行,他当然回避这些事情。从我来检查,这句话根本就不该说,不当。我当时所以脱口而出这句话,还有个原因,就是过去我跟×××有过矛盾,我说过他“老奸巨滑”,因此挨过批评,现查明他原是叛徒,心里觉得“出气”；这跟革命者出于阶级感情痛恨敌人,为敌人被揪出而拍手称快,是不一样的,我夹杂了个人的因素。这也是应检查的。

在锅炉房劳动,一次休息时,和杨子毅谈起在河南的四清,我说,那时社教分团的×××(××县委书记,旧地委“接班人”）是个叛徒,当时还被旧地委当做“接班人”呢。杨子毅接着问,当时地委的(副书记) ×××不知道怎样,他说去年他见街上刷过他的大标语。我说, ×××开始支持二七公社,到北京参加谈判时,老保刷标语反他；后来安阳地区二七公社内部有分裂,不知道×××表现怎样了。其实,杨子毅这个问话,我根本不应该回答,如果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什么人,也根本不应议论这些事。这是纪律观念松弛的又一个严重表现。

我把我检查出来的这两个问题交代出来,承认错误。请办公室审查。请办公室批评。

  1968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