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上曾讲过：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胜利还没有分晓，很可能修正主义胜利，我们失败。我们用可能失败提醒人家，有利于促进大家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性，有利于防修反修。实际上共产党内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是存在着的，任何人否认都否认不了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否认它。自这次大会以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在我们党内的斗争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在这以前适当的文件中也有了论述。

今天，贵国是以军事代表团来了解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我首先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组织一下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拿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建议：“文章就这样发表的好，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林彪同志插话：有人说毛泽东同志就是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在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我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倒是一个不考试的考试，谁能紧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所以我总说对毛泽东思想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讯号。这个信号一出来后，遭到了彭真等坚决反对。因为敌人是特别敏感的，这里有一个信号，他那里就有行动。当然我们也必须行动。所以我在中央常委会主持制定了五月十六日的通知。这个通知中央已明显的提出了路线问题，也提出了两条路线的问题。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了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有很多人仍然是不通的。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最后我只能让实践去进一步检查自己。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重点是在一九六六年十、十一、十二月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批判，这是公开挑开了党内的矛盾。由对这一路线的批判，启发了许多革命派的革命激情。这里边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这是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这里顺便提起一个问题，就是广大工农党团骨干，在批判反动路线过程中受了蒙蔽。我们研究，对受蒙蔽的同志怎样看？我从来认为广大的工农兵是好的，绝大部分党团员是好的。无产阶级各个时期的革命他们全是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例外。广大工农兵是具体劳动者，自然了解上层的情况少，加上广大党团骨干内心对党、对党的干部无限热爱，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所以他们受了蒙蔽，甚至较长一段时间内转不过来，这是有历史因素的。受了蒙蔽改了就好了嘛！随着运动深入发展，他们又成了主力军了。一月风暴就是上海工人搞起来的，随着全国工农兵起来了。广大工农一起来，才较彻底地冲垮了资产阶级那一套，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不得不退居到从属的地位，不是吗？工人一起来就冲垮了反革命经济主义，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三结合。这是革命发展规律，民主革命是如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是知识分子搞起来的，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但真正的北伐长征式的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做主力军去完成，靠工农兵完成。工农兵实际上只不过是工农，因为兵只不过是穿军装的工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依靠时代的主人广大工农兵做主力军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算做第一阶段，这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算做第二阶段，这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大联合三结合，这可算做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后，这可算做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一再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客观发展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都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任何阻力的泛滥出来了，因此破坏了大联合。大联合捏是捏不成一个大联合的，捏合了还是要分，所以中央现在的态度是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多例子说明的，××市的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除了农代会彼此打得好一点外，工代会，红代会，彼此打得都热闹。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十七年来，文化教育是修正主义把持了，所谓资产阶级思想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观，否则就走向革命的反面。在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中央一再强调要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因为世界观是不能强加的，改造思想也必须是外因通过内因去起作用，内因是主要的。世界观不改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叫胜利呢？世界观不改造，这次出现了两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次可能出四千。这次文化大革命代价是很大的。虽然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不是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所能解决的，但这次文化大革命后，起码要巩固它十年。一个世纪内至多搞上它两、三次，所以必须从挖修正主义根子着眼，增强随时防修、反修的能力。在这里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就是说这些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对反对三座大山是积极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反对资产阶级了，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打土豪分田地时，他们是积极赞成并参加的，但到全国解放后，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那么赞成了。他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现在又当权，那可不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吗？就算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吧！这都叫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就叫资产阶级要按照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无产阶级要按照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有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也说这是老干部遇到新问题，但既然叫犯了错误，这就说明你这个老干部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大家不是主张灭资兴无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化。做为革命左派，更应灭资兴无。否则资产阶级思想长期不清理，也要走向事物的反面，你不信吗？我问大家，你们说究竟怎样具体的由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你仔细考虑过吗？这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所以今后要不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就要在世界观的改造上狠下功夫。

我说革命小将革命精神很强烈，这很好，但你们现在不能上台，你们现在上台，明天就会被人赶下台。但这话被一位副总理以自己的话说出来了，这很不对。对革命小将是一个培养问题，不应在他们犯有错误的时候，用这话给他们泼冷水。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字句，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我是北京区选我做人民代表的，北京市有几个真正了解我？我认为周恩来当总理，就是中央派的。也有人说中国是酷爱和平的，我看就不那么达到酷爱的程度，我看中国人民还是好斗的。

对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离开这个阶级观点。现在这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就不能乱用。“革”与“保”全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的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经过长期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宁左勿右，形左实右，从表面上看来，永远比实事求是更革命些，但永远是我们所不提倡的，这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只是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但这一小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做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很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群众中的坏人最多只是百分之五，但他们是分散的没有力量的。以百分之五、三千五百万算，如果他们组成一个军队有组织的反我们，那确实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但他们分散在各地没有力量，所以不应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要提高警惕，尤其在斗争的关键阶段，要防止坏人钻空子。所以大联合应有两个前提：一是破私立公，一是必须经过斗争，不经过斗争的大联合是不能奏效的。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第四个阶段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阶段，所以安排大批判的时间应比较长。中央文革还在讨论，有人认为今年年底为宜，有人认为明年五月份为宜，但时间还得服从阶级斗争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