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革命的同志们，允许我——一个受害者的家属，在这里控诉万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掌声)

郑兆南同志的这两封遗书，很多同志已经读过了。这是她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五天里，用自己的鲜血和满腔的革命激情写下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宣战书！(掌声，群众高呼：“坚决与郑兆南同志平反！”“向郑兆南同志致敬！”“向郑兆南同志学习！”)这两封遗书印发以后，在革命群众中，反响很大。听说不只是在北京许多的单位，而且在天津、在佳木斯、在成都、在上海，都出现了这两封遗书的油印传单。北京有一个工厂，从我们报社同志转去了一份这样的材料，在厂里全文广播以后，工人们都要看，可是全厂只有一份，只好进行登记，听说最后的要等到一个多月以后才能看到。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尽管我这里也不多，还是又送去了几份。听说还有一些同志把这近两万字的材料，全部抄成大字报，贴在大街上。同志们，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这样需要它？这是因为这两封信说出了所有受害的革命同志的心情和愿望，它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帮助许多受害者站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它唤醒了许多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蒙骗的群众，帮助他们逐步辨明方向，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它激起了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愤慨和申讨。一句话，它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万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以到死也要革命、也要造反的精神，捍卫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掌声，群众高呼：“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近两个多月以来，我每天要接到很多的来信，每天要接到很多的电话，每天要接待很多的来访，特别是这几天，一连参加了许多次控诉大会，从我听到和看到的许多热辣辣的出自肺腑的言语中，我深深地感到：郑兆南同志虽然死了，但她并没有停止战斗，她还在战斗！(掌声)今天，她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共同战斗！(热烈掌声)

郑兆南同志是革命的，是一位好同志。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刚开始，六月六号，她就第一个站出来，给学校当权派贴出了大字报。这个大字报不长，已经记录在她的第二封遗书里，我给同志们念一下：

题目是：“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

“请你们根据新市委报告精神，回答以下问题：

(一)你们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站在后面拉群众的后腿，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二)你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一个政治态度还不明朗的党支部？

(三)你们是支持群众向黑线开火，还是组织保皇派围攻革命群众？

(四)你们是和修正主义的前市委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千丝万缕、依依不舍？

(五)你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呢，还是坚决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

(六)你们是属于第一类党支部，还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党支部？

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尖锐，太严重，有点吓唬人吗？不，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在以后的大字报里，逐条地向你们摆事实，说道理的。

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自觉革命，转变立场，认识错误，真正站到革命群众这方面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郑兆南六月六日”

同志们，现在请你们评论一下，这个大字报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齐声回答：“是革命的！”)贴这样的大字报是有罪，还是没有罪？(齐声回答：“没有罪！”)和同志们的回答相反，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下，它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字报，贴这样的大字报就是有罪，而且是死罪！同志们，我们能答应吗？(群众齐声回答：“不答应！”)不能，这是一个革命的大字报。它冲破了压制和围剿，点燃了五十二中革命群众的熊熊烈火，同时，也吓破了当权派和保皇派的胆。从这里开始，他们就准备对郑兆南同志下毒手了，企图把她和一起同她贴大字报的老师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党集团的后台老板”。不过这还只是一个企图，真正实现这个企图的，还不是他们，却是刘少奇、邓小平派来的工作组，而具体指挥这场政治谋害的是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长，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李淑铮。他们是怎样把郑兆南同志打成反革命的呢？六月十六日，学校部分革命学生为了冲破学校领导的压制，在和当权派保皇派的斗争过程中，发生了武斗的现象。也就是所谓“六·一六”事件。第二天，李淑铮就坐着小汽车去了，给全校师生做了一个报告。我看过郑兆南同志的详细记录，现在我也认为，李淑铮当时的分析是正确的。她说：“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打人是不好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可是，没过几天，李淑铮突然推翻了自己的分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六·一六”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而且硬把与“六·一六”事件无关的几位老师说成是这个事件的阴谋策划者，而且硬把郑兆南同志说成是首恶分子，是后台老板。这样的罪名最严重，而且不需要什么证据。这正如郑兆南同志说的，这纯粹是政治陷害。同志们，光天化日之下，这是干什么呀？！(气极)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因为刘少奇、邓小平趁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通过李雪峰、胡克实下达了一条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就开始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血腥镇压。(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李淑铮听了当权派李静的哭诉和诬告，于是撒开了毒手，亲自上阵，周密布置政治动员，施加压力，完全颠倒黑白地提出：“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的就依靠谁。”谁反击“假左派”最坚决呢？那就是以政治教师王文俭为代表的保皇势力，工作组就把他们捧成革命派，把革委会的领导权交给他们，这就为郑兆南同志的被害埋伏下组织班子。而对当时真正的革命派，他们却采取所谓分化瓦解的政策，提出谁不揭发“假左派”谁就是“假左派”的“追随者”。一时弄得乌烟瘴气，黑云乱翻。为了明目张胆毫无顾忌地推行这条反动路线，李淑铮甚至在工作组内部采取组织措施，排挤那些知情的又不愿意昧着良心干事的工作组员，派去自己的心腹陆雨村等人还不够，甚至动用了专政工具，把公安人员化装成工作组员，到学校去镇压群众，在揪“假左派”的同时，又拘捕了两名学生。他们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何其毒也！(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再摆一个事实，是关于这个学校校长自杀的问题。校长自杀，主要应当由他自己负责。如果说别人也有责任的话，那首先是工作组的责任。是工作组布置语文组老师搞四个大字报专栏：一个是党支部书记李静；一个是校长；两个是党员主任。在这四个人里面，校长是非党群众。也许因为胆小怕事，也许真有什么问题，他一看当时这架势，当天晚上就上吊死了。当然，他不知道这是工作组布置的。他以为是这几位老师跟他过不去，于是留下了一个大字报，说是这几位老师陷害他，其中也包括郑兆南。如果工作组是光明磊落的话，这个问题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即使工作组没有承担责任的勇气，人死了，大字报已经写了，贴也是应该。李淑铮工作队恶毒就恶毒在这地方，他们出于自己反动的政治目的，利用死人整活人。这个大字报早不贴，晚不贴，校长是六月三十晚上死的，他们七月一日不贴，二日不贴，三日不贴……，一直到八日，在揪郑兆南他们高潮的时候，贴出来了。(拍桌子)同志们，请你们设想一下：不需要任何罪状，只要这一手，就完全可以置郑兆南于死地！(群众高呼：“为郑兆南同志报仇！”“为郑兆南同志彻底平反！”“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志们，郑兆南表面看来是被群众打死的，能够怪群众吗？不错，在群众里面是有个别流氓，暴徒，特别是王文俭这样的保皇分子借机发泄私愤，煽动群众把郑兆南打死，但总的说来，是不能怪群众的。说到这里，我再跟你们说一件事，郑兆南同志死了以后，我们遇到的一些困难，是同志们难以想象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是每逢星期六，我们去托儿所接我的小女儿小南的时候，小南总要问：“妈妈上医院，怎么还不回来呢？”孩子还太小，而且对妈妈的感情很深，我们不敢告诉她，总想多拖一些时候，等她对妈妈的感情淡薄一些，再跟她说。谁知这样过了两个多月，一个灾难性的问题又面临到我们头上。有个星期六我去接小南的时候，她急着问我：“小朋友吓唬我，说我妈妈被红卫兵打死了。”同志们我怎样解释呀。郑兆南能说是被红卫兵打死的吗？不能！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郑兆南打成反革命以前，这些红卫兵的绝大多数是赞成郑兆南的，是和郑兆南观点一致，并肩战斗的，认为郑兆南同志是革命的，是一位好同志，就象现在党和革命群众所做的政治结论一样，当时不赞成她的，只是全校一千人里面的一百来人，就是在“六·一六”事件以后，以党支部书记李静为首的到团中央去“避难”的一百来人，就是这一百人里面，主要是受到当权派的欺骗蒙蔽，一时还没有辨明是非，当时除了李静等少数当权派对她的革命行动怀恨在心以外，其余的人也不认为她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帽子，百分之百是李淑铮按着刘邓路线的意旨，瞪着眼睛硬给戴上去的，而且是在党一再把正航行方向以后，在群众风起云涌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他们一直不收回自己的毒手。进入七月底，郑兆南同志就失去了自由，经历着各种非人的待遇。到八月底，少数暴徒在个别保皇分子的唆使下，就对郑兆南同志施加了各种惨不忍闻的刑罚：让她在脖子上挂着垃圾箱，天天游街，让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着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后面跟着一个暴徒，扬着鞭子，象牲口一样的不停地抽打，有时候让她跪在地上爬，有时让她自己打自己，还要喊着；“我自作自受。”在最热的日子里，架着三难大火，把她放在中间，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里的脏水……同志们，我没法把这些罪行全部对你们说，特别是在抄毁我们的家以后，八月二十五日，八月二十六日，八月二十七日，一连三天不分白天黑夜的重打，更严重的是在二十六号晚上，当着她的面打死一个地主婆给她看，说：“你要有一点不老实就这样。”肉体上的折磨还不够，又施加精神上的折磨，对她说：“你女儿唐桦已经跳河死了。”郑兆南同志听到这话以后精神很紧张，而且感到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在第二天当暴徒和被蒙蔽的群众抓她游街的时候，她就往汽车底下跑，结果没有死成，反倒招来了一阵的毒打。暴徒们喊：“你不是想死吗，我们打死你！”打晕了，用凉水泼过来再打。我听一位一直住在学校的老师说：“不管暴徒怎样打她，她从来没有哼过；这次她可说话了：‘我不死了，我不死了。’”而革委会的负责人却站在一旁说：“对这样的敌人就是要恨！”同志们，郑兆南同志到底受了多少折磨，特别是在深更半夜，她到底经历了多少刑罚，她自己没有说，我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我也不敢去打听。我这里说的只是从会上听到几位老师和同学的揭发和控诉。(会场上许多人在抽泣。群众愤怒高呼：“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反对武斗！”“武斗就是犯罪！”)

郑兆南同志自从被关押以后，有四十多天没有回家。最初在监视的情况下，我们还通过三次电话，我给她写过一封信，没有给她，是念给她听的。我送过一次衣服，听说是经过一件一件详细检查以后，才转交给她的。直到八月二十四日，学校几百名师生在革委会的带领下来我们家抄家的时候，把郑兆南带回来了，我们见了一面。那次看来还没有遭到毒打，脸色有点苍白，有轻微的浮肿，头发剪得有点乱，脑后面贴着两块纱布。当时我们没有机会说一句话。又过了一个多星期，九月三日是星期六，我们机关领导小组告诉我，五十二中来电话了，说郑兆南病了，问我同意不同意接回家。我当然愿意。这时候。学校为什么要放地回家呢？这是因为她吃了杏核、葡萄皮、痰桶里脏水，得了痢疾，他们怕传染上，才让她回去算了，而且他们知道她也活不长了，革委会有个负责人说：“反正她活不了几天啦。”他们要知道她到死还革命、还造反，他们就不放她回家了。我跑到学校，一看见她，都不敢认了。头剃了，浑身浮肿得非常厉害。她挣扎着爬起来，赶紧和我把被子一抱，就被赶出了学校。我扛着行李，她提着包，挣扎着从学校走到三路公共汽车的起点站。幸亏我多了一个心眼，给她带去一顶帽子，才混上了车。满车都是红卫兵，我又怕别人看出来，就把雨衣给她盖着。到东单下了车，她在墙根等着，我又跑到同仁医院叫了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家里。我又怕她这样子吓了孩子，要她在外面等一下，我进去叫孩子，让她们母女在比较黑的门道里见了面。进屋在灯光底下一看，小女儿吓得哭起来，她们两人就抱头痛哭了一场。唐桦还比较沉静，没有哭。她的想法是我们好好照看她，等她伤好了，再好好帮助她认识错误，改造思想。回家以后，首先是安排给她洗一个澡。我耽心孩子们看见她身上的创口，跟她们说了许多好话，才让她们两人出去。我帮她脱衣服的时候，里衣和肉都粘上了，脱不下来，但是她还是很沉静地安慰我：“你别害怕，现在已经好多了。”衣服一脱，我真吓了一跳。全身不仅浮肿得不成人样，从肚子以下，几乎全是紫的，膝盖上、脚上还有几处明伤，特别可怕的是在背上，两个碗口大的伤口，一边一个，这时我用十公分宽的纱布，要横着盖两条，才勉强把伤口盖上。我含着眼泪，咬着牙，慢慢把已经带腐烂味的纱布撕下来，四周结了一些黑疤，中间大部分还是烂肉和脓泡。孩子没有在跟前，她才跟我说：“我想见见市委的同志。”她这样子怎能到市委去呢？我们商量给市委写封信，请市委派个人来。所以第二天，当唐桦出去买菜的时候。她从床上爬起来，给李雪峰写了第一封信。写完以后，她就问我：“你说市委会来人吗？”我说：“我看不会。”我想运动中这样的事很多，不一定能受到市委的重视；说实在的，那时候我对市委也不那么相信了。因为我已经知道市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市委给我们北京日报派去的新总编辑翟向东，就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给我们派去的工作队，也是一个镇压北京日报革命群众运动的打手队。她听了我的看法，就说：“要不来，我再详细写一封，即使市委不处理，将来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用大字报贴到学校去，也表明我对革命的态度！”我说。“这样好，如果市委真来人，你说话也有一个提纲。”现在我体会到，郑兆南同志所以要写这第二封信，不仅只表现了她到死也要革命，到死也要造反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她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革命群众，相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有垮台的一天，相信她总有要发言的一天。正如她在遗书中所写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六·一六”事件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定要清算的，运动的错误方向终究要扭转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应当把党的精神迅速交给群众，使运动及早走上正轨。”

不过，她写这第二封信是不容易的。她已经没法写了，她的伤势很重，不仅创口痛得厉害，而且她感到胸口闷，感到一种想喘又喘不出来的感觉。特别是在晚上，坐也不是，睡也不是，就在一个椅背上放一个枕头，把头搁在枕头上，坐着。就由她来说，我给她记。而且当时我们白天不能写，我们怕引起孩子思想上的混乱，这些事情不应当让孩子知道，只好等到晚上，孩子睡觉了，或者孩子出去买东西了，我们才开始写。即使是说，她也是很困难的。有时候，她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幸亏她事先酝酿得比较好，连这几个小标题也是她预先安排好的。有一天我就跟她说：“你这说得还顶有条理呀？”她说：“哎，这封信我已经写了四十多天了。”那儿天我们都很艰苦，白天我要去替她打听医院，找大夫，买药，做饭，洗衣服，晚上要写信，还要给她传达中央首长的讲话，读《红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到她临死的前一天晚上，她实在支持不住了，那时我正在给她读论革命左派的大字报，念着念着，唐桦在旁边睡着了，她也把头低下去了，没有读完。半夜里，我还给她提了个意见：“你应该再坚强一些，右倾路线能打坏你的身体，不能打坏你的革命意志。”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她距离死亡只有十四个钟头了，但她还是没有辩解，只是不停地点头。她死了以后，我一想起这个情景，心里就难过。那几天，我跑了景山医院，跑了中医医院，跑了几个门诊部。医院问：“病人是什么出身？”我说：“是黑帮。”医院的同志就摇摇头。找出诊的中医大夫，更是没门了。没办法，我到报社医务室要了一些一般的药，给她吃了。到第六天，我正在报社参加辩论会，唐桦来电话，说妈妈病重了。我赶紧回家。这次我也不去打听了，就把她送到附近一个门诊部。大夫看了后，说：“她肿得这样厉害，可能是内脏受伤，这里缺乏检查设备，最好送大医院。”我们出来一趟不容易呀！后面跟着看热闹的小孩就一大堆，我们求大夫给一点药。最后是大夫建议我们先买点土霉素，先稳住。我把她送回家，赶紧去买土霉素。等我回家来，她正在咳嗽，而且喷出来的痰带粉红色，我知道坏事了，赶紧叫唐桦去叫三轮，立即送到第六医院。这时第六医院还不看，就和学校打电话，联系好久，通了，同意先处理。这才开始抢救。就在打强心针的时候，原来是坐着，把她一放倒，吐了口带血的痰，就死去了。(全场叹息)

她被打的时候也好，在家养伤的时候也好，她很少哼哼，可是在第六医院的时候，她很不安静，老哼着喊着。我们劝她：“大夫答应看了，你放心吧。”唐桦还在一旁说：“妈妈，你学学麦贤得、刘英俊吧。”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她是在向死亡做最后的搏斗。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是很克制的。当大夫在听她的心胸的时候，要她停止喊一会，这时我看见她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她的嘴唇已经发乌了，可是她还听懂了大夫的要求，紧咬着嘴唇，就有那么一会儿没有出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我就看见了她那临死时的面孔。(更多的人在哭泣)我们在急诊室等了一刻钟，大夫最后告诉我：“已经不行了。”我就搂着唐桦出来了。走到医院门口，唐桦对我说：“妈妈死得轻如鸿毛。”听了这句话，我心里跟刀割一样。不过我觉得她能说出这句话来，也是可贵的。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就告诉她妈妈有那些缺点，有过什么错误。我们两人就坐在学校门口，等我哥哥来，等学校来人。这时候我忽然想起，我给她记的第二封信还在她裤兜里，因为我们怕学生再来抄家，就把信放在她裤兜里。于是我们又去找护士，工友，我到钥匙，打开太平间，从她遗体的裤兜里把这份草稿拿出来，还掏出了一毛钱和一条手绢。那几天，我就抑制着自己沉痛的心情，帮她整理了第二封信。现在同志们看到的这封信，表面看来很完整，其实还有好些话她并没有说完。譬如，原来有一个小标题“六·一六事件的经过”，她就没来得及说，我只好把这题目删去了。还有有关革委会的问题，她也要谈的，结果没有谈成。不过这没关系，五十二中的革命群众已经起来了，他们已在把郑兆南没有说完的话说完。

这第二封信为什么没有立即发出去呢？当时我是有私心杂念的。我想，两个孩子刚刚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犯错误，让孩子又失去了父亲的照顾。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因为我对五十二中的运动毫无所知。这两封信只是她的一面之辞，尽管我很相信她，但我也不能担保她说的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万一有主观、片面或者有的隐瞒呢？我当时的处境也无法和五十二中任何人发生联系，而且我也不熟悉他们，再说，五十二中的群众运动被镇压得非常残酷，革命师生连郑兆南都不敢见面，更不敢见郑兆南的家属了，何况当时，我不仅是反革命的家属，我自己也因为对工作组提了点意见，有所怀疑，也被北京日报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还没有平反。发还是不发，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是参加路线斗争的问题，这是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问题，当时只是认为，如果从坚持真理，辨明是非出发，就应该发，如果从个人考虑，最好还是不发。当时我遇到的问题还不只这一个。在我给团中央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里面，曾经记下了我和我女儿唐桦的一些对话。听说很多同志读到这里哭了。当然我比同志们哭得更多。她妈妈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死，我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折磨得够呛，可是我还是受过毛泽东思想抚育多年的大人啊！一个又懂事又不懂事的孩子，莫名其妙地受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委屈，这是最令人揪心的事。唐桦很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妈妈既然被群众打死，那她就不是好人；可是她又是最了解自己妈妈的。那些日子她知道我心里难过，不在我面前提妈妈的事，可她又憋不往还是要问我；“爸爸，我怎么立场老不稳定？一会儿我恨妈妈，一会儿我又想，妈妈怎么会仇恨毛主席呢？她临走以前不老跟我说，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吗？”为了不造成孩子思想上的混乱，为了不使她对文化大革命产生误解，我咬着嘴唇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有一天，我带着她路过东单回家的时候，她看见满街的红卫兵，无限羡慕地问我：“爸爸，将来我可以当一个红卫兵吗？”我几乎是合着眼泪回答她：“可以的，只要你和妈妈划清界限，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同志们，这就是刘少奇、邓小平所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给我，强加给郑兆南，强加给我女儿的一种处境！(群众高呼：“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帮助我们摆脱这种处境的，不，真正挽救我们一家的，是党，是毛主席！(万分激动！)毛主席万岁！(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十月六日召开了“全国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同志和周总理讲了话，会上宣读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和中央批示。

我含着眼泪读了一遍又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全家得救了，成千上万受苦受难的革命兄弟得救了。(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时候我才把郑兆南同志的两封遗书，给唐桦读了，帮助她解开了思想上的扣，妈妈是好人，不是坏人！这天晚上，她到底哭了，第一次哭了，伤心地哭了！是亲爱的党，亲爱的毛主席，给了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哭悼自己革命妈妈的权力！(群情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对她的哭，我是有准备的。我当即给她读了毛主席一家有六位亲人英勇牺牲的大字报。我跟她说：“毛主席的六位亲人死得比妈妈还惨、还英勇、还可贵，可是毛主席还为革命做了这样伟大的贡献，今天还亲自领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领导我们建设共产主义。”唐桦不哭了。她再也没有哭过了。现在我们就把这张大字报贴在我们家的墙上，我们天天读它，我们天天想念毛主席，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群众激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没过几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批判李雪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我带着唐桦去了，同时也带着这第二封遗书。在大会主席团的帮助下，唐桦走到台前，亲手把妈妈的这封遗书交给了吴德同志。

第二天，我把这情况跟我们领导小组说了。他们说，这事应当让中央知道，于是我又抄寄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这就是同志们从大字报或传单上所看到的。当时我想，市委是这个案件的当事者，又是责任者，一定会认真处理这个案件；中央文革小组要领导全国的运动，一定很忙，所以我只要求他们做为指导运动的一个参考。谁知和我所想的相反，第一封信寄给李雪峰已经将近四个月了，直到我为了制版去找这封信的时候，才发现这封信仍然压在区委的卷宗里，而中央文革小组却很快对这一案件进行调查。就是从对这一案件的具体态度也可以看出来，到底谁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边的；谁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边的。

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在北京日报、五十二中、团中央以及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下，我就参加了为郑兆南同志彻底平反和恢复名誉，并通过这个具体问题投入了两条路线的战斗！(掌声。群众高呼：“为郑兆南同志平反！”“为所有被迫害的革命群众平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们家失去了一个亲人，是很大的不幸但这样的不幸，不只是发生在我们一个家里。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统治下，不知有多少个活着的和死了的郑兆南。今天是郑兆南说话了，革命群众帮她说话了，中央文革小组帮她说话了，党和毛主席帮她说话了。可是，还有多少个郑兆南，至今还不敢说话，或者是不让他说话。最近因为郑兆南同志的问题，我有机会读到了很多革命群众的来信，接触了很多的革命的同志，其中就有很多是被迫害的革命群众或者是他们的亲友，有的还在劳动改造；有的被打断了腿，有的急坏了眼睛，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流浪在外，至今不敢回家。这许许多多受苦受难的革命兄弟姐妹们，至今还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着，折磨着，到现在也还不敢说话；或者是已经站起来了，要说话了，却仍然还没有冲破反动路线的压制和围剿！

同志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统治了五十多天，就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后果，要是执行了一年半载，十年二十年，完全统治了中国，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志们，象今天这样的会开得好！应该开！非开不可！这是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会！是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会！同时，也是挽救革命阶级弟兄的会！如果我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温情折衷、调和的态度，那就是说我们对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不够坚定，对受苦受难的革命兄弟的阶级感情还不够深厚。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那些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并没有缴械投降。他们还在策划更大的阴谋：只要谁真正靠近毛主席，他们就暗算谁；他们还在挑起更严重的武斗，企图害死更多的郑兆南；企图用武斗来冲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使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不下去；更恶毒地是他们把矛头对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对着中央文革小组，对着林彪同志，对着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同志们，我们能答应吗？(齐声回答：“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谁要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群众高呼：“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谁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反对林彪同志就砸烂谁的狗头！”“谁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人死了，郑兆南同志留下了这两封遗书。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支持她的革命行动，支持她对反动路线的控诉和声讨，李淑铮这般资产阶级老爷们总该低头认罪了吧？没有！就是在给郑兆南同志平反和恢复名誉的过程中，他们还耍尽各种花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边一套，那边一套；红旗十五期社论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提出了五点改正错误的要求，他们一点也没有做到。正如这篇社论所指出的：“他们这样做，自以为得计，其实是最愚蠢的。他们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他们所以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地坚持与群众为敌的态度，这也一点也不奇怪，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他们认为自己还有靠山，还有根子，所以他们宁死也不缴械投降！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靠山已经动摇了！他们的根子已经挖出来了，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李淑铮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的靠山和根子——刘少奇、邓小平，已经被党和革命群众揪出来了！(群众高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我们要发扬打落水狗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彻底打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挖掉一切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们誓不罢休！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注：发言的具体时间不详，估计在1967年1-2月内，材料原载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红旗兵战斗队编的《内部参考》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