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天津市委、战斗区委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给革命群众划框框，定戒律，束缚群众手脚。当群众起来造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他们却“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能自己解放自己，能自己教育自己。他们压制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斗、批、改的历史任务不能顺利进行。

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十六条”，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但是，天津市委、战斗区委仍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采取新的形式来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达到他们的目的。

《红旗》十三期社论指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它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不解放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的进行斗批改呢？”

为了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确保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彻底完成，对天津市委、战斗区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编写说明

这份材料是用大事记的形式，把天津市委和战斗区委(主要是战斗区委)从六月份到十月份这一段时间内，所贯彻执行的一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记录下来了。

材料是根据我们的记录、回忆，并吸收了部分工作队队长、指导员座谈会上所揭发市、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事实，编写成的。材料中的按语是我们自己加的。有些话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当然，在这份材料中，有许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编进去，在编进去的内容有的我们并没有亲身参与；有些材料是通过我们间接了解来的，因此这份材料中不可能每件事都很全面，都很客观。请参阅的革命同志们给我们多提批评意见，以便加以修改、补充。

大事记

6月2日

和平区四清工作分团(以下简称和平分团)召开队长、指导员会议，在会上由分团付政委战斗区文教部长齐国俊传达市委常委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意见。在意见中提出了许多清规戒律，开始为运动划下了许多的框框。如：“学生如对领导、教职员贴大字报是可以的，对给上级领导提意见的要说服，也可以用写信的方式”，还规定“凡开大会、小会要有记录，声讨大会可停课，其它会不停课，大会矛头要针对“三家村”等等。

(按：在意见中就是没有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问题，没有提出发动群众，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6月3日

和平分团齐国俊传达市文教部王金鼎意见，王金鼎对有些领导“泄露”市委的“四不”很不满意，要求工作队不要委屈，要顶着点，同时进一步划框框，定调子，提出“要求大字报在校内贴，不要在校外贴，这样为了保密，可以保持市容”；并确定“估计几次大会之后，就转向小的会”；“上街问题我们不赞成，都上街建设受影响，解放军参加文化大革命最积极，现在也没有上街。”……

(按：对群众上街怕的要死，用解放军的荣誉，为王金鼎不可告人的目的打掩护，这纯碎是对解放车的侮辱。)

6月4日

市委中学四清工作团付政委于抗召开工作队长、指导员、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会议，于在会上讲了几个问题，中心是要求工作队、学校党支部要积极领导，“你不出来，右派就要出来领导，就会搞到你头上来”，“也就是要夺权，因此不要被动，不要放弃领导”。于强调“发现左派之后，组织一个编委会”，也就是由编委会来掌握大字报。同时明确“各校不要联合召开大会”，还继续重申“对省市领导干部个人意见不要公开点名，不要贴大字报，”“文革搞一段之后，不要停课太多。”……

(按：让支部敢于站出来领导是虚、撑支部的腰压制群众不敢炮轰当权派是实，可以给省市委提意见是假，老虎屁股谁也不能摸是真。)

6月5日

和平分团召开全体队员会，传达王金鼎的报告(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仍然顽固地贯彻执行王金鼎的反动指示)提出“停课问题要逐步引导，半天上课半天搞运动，要音乐、体育上课，要说服高中毕业生服从高考”，并强调“目前还是乱箭齐发……”。会后市中学四清工作团付团长冯毅同志又召集指导员，队长会议。冯讲：“从学校中大字报看，有的学校党支部烂了，支部是黑店等等，这不影响支部和工作队的共同领导，支部的旗帜什么时候也要打，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能横扫党支部”。接着批评无线电中学工作队说：“上午我在分团开会，看到无线电中学开大会，揪上去十几个人，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不敢领导，如果还不结束不知又揪上去多少人……”，又说“不能谁提什么要求就照办，我们可采取其他方法检查!”。

6月7日

和平分团传达冯毅的几点意见。主要是划了牛鬼蛇神的范围。冯说：“牛鬼蛇神指的是(一)老四类的现行活动；(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三)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四)蜕化变质分子；(五)阶级异己分子；(六)贪污盗窃偷机倒把分子”。

(按：意见中就是没有明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修正主义分子。没有斗争的大方向。)

6月8日

冯毅在指导员、队长和学校领导会议上讲：“学生中的问题要看后台是谁？现在我们看不准，揭的不深，还需要揭发，同时要求各工作队与学校领导干部共同进行一次分析”，最后，又一次重申“各校开联合大会要说服阻止，各校搞好了，也就是相互支持了”。

(按：冯毅不遗余力的贯彻王金鼎的黑指示是何等的卖力呀!什么是运动的打击对象，冯毅念念有词，五花八门，唯独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怎样保住自己主子就怎么干，真正是一个有“才干”的跳梁小丑。)

6月9日

市委在体育馆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马瑞华在会上做了报告，马对学校中运动的形势作了分析，说“现在学校形势特别好……搞得牛鬼蛇神晕头转向，心惊肉跳。……我们就是要搞掉这些牛鬼蛇神”，他不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揭发的如何。他过早地提出“把大字报分分类，排排队”，“乱箭齐发长此下去对运动不能搞彻底”，他过早的定调子，阻止学生揭发问题，他说“有的学校有的人搧动一部分教师同学去整革命左派，……不管是党支部，是校长，是搞革命的我们就拥护”。马为市委定调子说“是不是上面有黑线?上面没有黑线”！仍然继续宣布学校要上课，说“学校总得上课，或半天运动，半天上课”，还提出“我们文化革命不要受外界干扰现在看来，学校是多少受一点干扰，有一些敌人搞破坏，有的学校搧动同学给饭馆，理发馆贴大字报”。马瑞华代表市委给群众运动大泼冷水，站在群众的对面，阻挡群众运动。

(按：马瑞华用尽脑计划框框，定调调抓右派，捞游鱼，真是面面俱到，包罗万象，不把运动弄成冷冷清清，誓不罢休。)

6月10日

于抗传达省委指示，主要提出“领导要跟上，否则，右派就要以左的面目胡搞”。因此，提出了几项措施：“①派工作队；②在各校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既要有工作队参加，又要有支部的好干部参加，同时，吸收教师，学生，以便形成左派领导核心。”并且明确“革委会是在工作队领导下，工作队在校中居于领导地位”。夜间，再次开会。马瑞华讲话：“现在的斗争，首先要把领导干部思想搞通，把问题初步排队，做个计划，看看哪些是牛鬼蛇神，他们是有组织还是没有组织，是单干还是小集团，谁是老板，谁是小卒，还要看牛鬼蛇神有没有漏掉的”。

和平分团提出：“工作队根据马瑞华报告要认真进行分类排队，准备下一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

(按：请问进行分类排队之后，准备打击谁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

6月13日

马瑞华召开会议，明确：“各校四清工作队改成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并提出“运动要有劳有逸，要安排好时间，一定要有组织不能放任自流。”还说“现在有些学校要深追深挖，有些东西在兴风作浪，究竟后台老板是谁……”。

6月16日

市委召开全体工作队员会议，会上市委付秘书长李定，团市委付书记王仁做报告。王仁讲：“文化革命筹委会任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工作队、党支部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这个组织有工作队、党支部、团委会、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成员以15～20人为宜，学生出8～15人(初中每年级一人，高中每班一人)教职工出3～5人，工作队、党支部、少先队出4～5人。筹委会主席由原来支部或工作队担任。选举委员的办法，由推举产生，学生按班级年级推选，教职工由全体教职工推选，工作队、党支部、团委会分别由自己推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把名单交群众酝酿，同意后成立筹委会。如果少数人不通，可以进行一些工作，再不通可做为保留意见”。

李定讲“建立筹委会之后，就有抓头，有依靠，有革命指挥机关，就可以甩开了……”。

(按：筹委会是怎样产生的呢？一看便知)。

6月19日

齐国俊召开会议，讲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他说：“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问题，运动的路子大体设想是：大揭发以后，领导进行检查、洗澡；对牛鬼蛇神进行批斗；大讨论，进行自我教育，转入建设阶段。”齐指出，当前主要工作是“建立组织、学习讨论、整理材料。”

(按：什么是群众首创精神全抛到脑后，什么事情只有按“我”的主意才能办好，这就是市区委的指导思想。)

6月21日

下午五点，市委在民园体育场召开全市高三学生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马瑞华在会上做报告。十六中的部分同学散发了“给全市青年的一封信”。(这是当时全市闻名的一封所谓“黑信”)当夜十二点和平分团召开指导员、队长紧急会议，齐国俊讲：“……十六中学生要求去北京，多数是干部子弟，现在他们起来要革市委的命，说劳逸结合是阴谋……，我们工作队要说服教肓，向群众讲清天津市是在党中央、省委领导下，并不是黑帮。北京烂了，我们天津市委没烂，因为北京不是领导天津，天津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还提出“他们贴大字报轰我们就是不能走，一定要顶住”；还说：“敌人出来是不奇怪的，可是我们干部子弟反市委这是可惜的……。”

(按：这封“黑信”的威力。)

6月22日

晚十二点和平分团召开指导员、队长会议。在会上传达区委付书记李兆先从市委打来的电话说：“十六中工作队不能领导了，十六中学生到处煽动讲演，矛头指向市委，说市委是黑帮，讲万晓塘、马瑞华报告不对，到一些学校后被顶了回来，看起来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十九中到处发抗议书，抗议昨天大会是压制革命，最近几天可能闹凶一些，有的把工作队关起来，扬言上街游行，可能后面有人，这不是一般问题……。”“我们说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不是照北京办事，而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讲。他们声讨，我们要保卫；他们要喊口号，我们也要喊；如果到我们学校，我们要站出来，如果挨棍子也要顶得住……。”齐国俊在会上又讲：“如果赶工作队，我们要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个横扫。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为什么要赶我们？要工作队走这是什么意思?”

团市委对各校团组织提出要求，要求团组织大抓活思想，通过组织了解不同人的思想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工作队反映汇报情况，要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包括民兵、游泳、各种体育活动，大唱革命歌曲，同时加强对少先队的领导。

(按：市区委发令要工作队积极行动起来，站在学生对立面“斗争”。)

6月25日

和平分团付团长李彤(市委文教部干部)布置围攻学生的工作说：“目前形势好转，十八中、市师、八中反对十六中，左派起来了，李罗莉被打的头破脸肿，越墙逃跑，我们要有组织地声讨十六中，要有组织地给贴大字报，如果有十六中的学生到各校要“粘住”，辩倒他们。”

6月26日

区委召开全体队员会，区委付书记、区长李兆先做报告：“十六中的问题不过是运动中的一个“小水泡”，但它又反映了阶级之间的搏斗，在这样无枪声无炮声的战斗中是相当激烈的，不少牛鬼蛇神蠢蠢欲动，纷纷出笼露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遇到一股逆流，不要惊慌失措，不要害怕……”。明确提出“在这场运动中要旗帜鲜明，什么是旗帜?就是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指示，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按照市委指示办事，这可以加强党的领导。”

(按：把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说成是一股“逆流”)

6月27日

齐国俊布置工作，提出“最近十六中的小逆风和正气相比是减弱问题，但在个别班内也可能爆发，应当充分估计到。对去北京的同学一定要劝阻，从各方面做好工作，尽可能把工作做在前边去，目前十六中仍然进行工作，一定要顶住……”。齐还提出“要掌握敌情，控制敌情，要有耳目，消息灵通，校内外、班内外发现了问题及时汇报，对学生的情况也要视为敌情……”最后，要各校总结经验说：“总结经验，积累经验，如出了乱子顶住了，就是经验”。

当天，各校按照区委指示，在教师中只宣读了十六中的一封信。在学生中先用低沉的语气念了十六中的信，而后用洪亮的声调大念了几封反十六中的信。

6月29日

齐国俊传达马瑞华的几点指示；“对反市委的同学注意做分化工作，告诉他们，你们还年轻，没经验，你反市委，市委可以原谅，群众要批评你了，你们也不要记仇”；“对同情十六中的学生要采取分化争取的办法，工作队不要给他们扣帽子、不斗争、不批判，要分化瓦解争取起义，要逐人研究做细致工作。同时对其家长也要交待政策，讲清“利害”，讲明道理……”。

7月1日

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向市、区委和工作队负责人做报告，在报告中给市委“定调子”，说：“市委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领导下是革命的”。再三表示“市委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支持群众运动的”。要求工作队向群众亮明旗帜。又说：“阶级敌人客观上有点总动员，都登台表演了”。“革命青少年的革命行动是受了敌人的利用”。强调进行“四大讲”，大讲：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党的政策和高举毛泽东思想。其目的是堵塞群众言论，压制群众揭发市委问题，让群众在市委派出的工作队直接领导下搞运动。报告精神在很长时间内成了运动的指导思想，影响极大。

(按：这不是李雪峰报告的翻版吗?)

7月4日

区委根据张淮三指示提出：不要再提十六中问题了，不要再提十六中少数学生的信了”，要求各工作队“要明确，要坚决”的执行。

(按：市委这样做，十六中的革命烽火岂不是暗暗地熄灭了吗？)

7月2日至6日

工作队以小整风的精神，学习讨论李雪峰和张淮三的报告，同时在基层党、团及部分学生中(不反市委的)传达李雪峰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在此期同，市区委又指示：“十六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要密切注意反市委的动向”。

7月8日

市区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成立，撤销市委文教四清工作团和各区四清分团，四清工作队改为文化革命工作队。

7月14日

市委召开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员会议，由马瑞华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经验”。市委对北京“经验”倍加赞扬，马瑞华把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说成“有一些保皇派从中混水摸鱼，要赶工作队”，“这些保皇派煽动群众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马还说：“我市出现一些乱子，工作队就当消防队，把火捕灭了，而北京人家是放一切牛鬼蛇神出笼，登台表演”。

(按：引蛇出洞)

7月15日

张淮三向全市中学、半工半读学校做报告，内容与七月一日相同。

7月19日

和平区中学文革办公室付主任陈文法召开工作队长会，交流一些工作队的工作经验。(如何组织发动群众的问题)。结合经验交流陈文法又布置工作说：“要求各工作队做好三准备，也就是刘××提出的思想准备，材料准备，组织准备的问题”。

7月26日

陈文法传达黄文(华北局工交政治部付上任)、马瑞华的报告。陈在提出工作任务时说：“要分两步走，掀两个揭发高潮，第一步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五日，主要是普遍揭发，乱箭齐发，造成更大的声势，全面揭开司令部中阶级斗争的盖子，把敌人揪出来。第二步是八月五日以后，再大搞一下，搞专人专题的揭发。在普遍揭发的基础上，分析司令部的问题，抓住要害问题，九月十日后开始批斗”。

(按：这是市区委给革命运动规定的轨道)。

并强调工作队的领导作用，说“党要派工作队去领导”，并说：“工作队多数是好的”。

(按：发动工作队继续执行市区委错误指示)。

7月28日

陈文法又向全区工作队进行布置，他说：“进行斗批以揭发为主，揭中有批，要大中小会相结合，大会主要是搞揭发，搞大会要揭发那些看得准的。要组织左派搞调查，要抓知情人的工作”等等。

(按：把市委规定的轨道在战斗区各中学又具体化了，请看战斗区委贯彻市委指示多么积极)。

7月30日

晚，区委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文件和市委紧急会议的精神，区委付书记、文革办公室主任安景英介绍了北京的紧急情况，说：“昨天晚上北京开了万人大会，会上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同志讲了话，主席接见了群众，会上宣布撤销张承先北大工作组长的职务……。北京学生可能到天津来点火，我们要准备热闹，工作队要引火烧身，不要有任何经不住的思想”。并指示工作队一两天内把各校革委会组织起来。

(按：工作队开始包办代替搞出革委会，使工作队后继有人)。

8月1日

晚，市委在体育馆召开全市工作队员大会。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在会上做了报告。内容有：

(一)传达中央三位领导讲话；

(二)讲天津市的情况及市委对撤工作队的意见。

首先，在谈到天津市形势时说：“六月初形势很好，十号以后运动冷下来了。”……这种分析是不实际的。实际上，运动初期市委就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了四项原则“大字报要审稿：不要上街；不要用文艺形式揭发问题；给省市委领导提意见不要用大字报，不要点名。”因此天津市的运动一开始阻力就很大。

其次，在讲到工作队的时候，对工作队评为：好的，比较好的，有严重错误的三类。认为工作队是仓忙上阵，学习不够，工作队在学校中犯的错误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错误，对此市委应负“相当程度”的责任，并提出派工作队，撤工作队都是党的决定，派工作队是为革命，撤工作队也是为革命，这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

又说：“撤出工作队之前要帮助革委会把工作安排好，负责到底”。

(按：赵武成在报告中混淆事实的说工作队的错误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错误，实质上是对抗中央的指示精神，是继续蒙骗革命群众。并指出，工作队撤离之前，仍然要“帮助”校文革安排好工作，其实质是不相信革命师生，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8月2日

区文革办公室召开队长会，陈文法提出：“工作队要虚心听取意见，队长要检查，队员也要准备检查，老队员要检查，新队员也要检查”。安景英补充说：“作检查不要有怨气，要正确对待，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按：我们奇怪的是派出工作队是上级领导的决定，工作队在下面工作上犯的错误是按区委指示做的，区委只叫工作队做检查，而区委只字未提向群众检查问题。这说明市、区委把派工作队这一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完全推到工作队身上这是逃脱责任)。

8月3日

上午市委在体馆召开各校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放送中央三位领导干部讲话录音，赵武成在会上讲话，并公开宣布市委撤销工作队的决定。

赵武成在讲话中，仅提到派工作队是不适应形势，不利于广大群众起来闹革命，根本没有检查派工作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当天晚上，市委在艺术馆召开工作队指导员会，马瑞华传达了刘子厚的六项指示。

其中的第四条是关于革命串连问题，刘子厚指示说：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分批去北京，中学一个学校可去30人。(这点不符合广大革命师生进行大串联的要求，这是在广大革命师生强烈要求革命串连下的幌子，用以搪塞群众)。

第五条提到：工作队撤离问题时，师院工作队有人要撵走，有人要挽留，工作队可采取让走就走，让留就留，留下的可叫观察员(其实意是工作队不要积极撤离，用群众不让走为借口，来抵制中央撤销工作队的决定)。

第六条要求校领导干部改变作风，要求干部深入群众实行三同。(其实质是为当权派出谋献计，当权派深入到群众中去，让其蒙哄群众，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顺利过关)。

马瑞华说：“北京学生一来，形势就会出现高潮，点名的要多了，可能点到我们头上，要首先组织左派学生，班要建立文革小组，校要组织文革委员会，你们不组织人家就会组织。”又说：“现在变化很快，要跟上，要充分认识形势，转变作风，否则要载跟斗。”

最后马瑞华又布置：“工作队伍撤离前要召开革委会，开群众座谈会，征求意见，最后开大会检查。在检查中要进行自我批评，对两个月来革命师生成绩予以肯定，最后要提出建议，讲清文化大革命是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透司令部的问题。”

(按：刘子厚把革命师生放在对立面，让工作队抓左派组织，是挑动学生斗学生，这段讲话总的实质是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8月4日

区委召开各校革委会正、付主任会议，安景英亲自主持。中心内容：

1．让革委会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按：实质是渗透市区委意图，在工作队撤出后，按其意图办事。)

2．提议酝酿建立区文革委员会。

(按：以作为区委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8月15日

区文革办公室召开工作队长会，陈文法布置工作，他说：“由于工作队退居“二线”革委开始“发挥作用”，同时开始出现了“各类人物登台表演”，出现了“乱”的象征。”并对工作队进行了批评说：“有的工作队急于撤回，有散摊子的思想，有的怕当观察员，怕这，怕那……。”在谈到革委会时说：“他们刚建立，缺乏斗争经验”，叫工作队让他们“挺起腰板”作好工作。又说：“当前中心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工作队用“建议”的办法帮助革委会安排好工作，明确主攻方向，建立工作秩序，进行分工。既要防止包办，又要防止撒手不管。关于工作队撤离问题，市委指示，暂不要撤，什么时候撤听通知。撤消工作队要合乎三条，①群众没意见了，②工作交待清楚了，③革委会工作有安排了。”在会上进一步提出建立区文革筹委会的问题说“一个学校出一个委员，选一个主席，两个付主席。设秘书组。秘书人员由区委派干部担任，好像过去青联常设机关一样。”

(按：指示工作队按兵不动。)

8月6日

晚七时半市委召开十六中全体革命师生及中学革命师生代表大会。会上万晓塘代表市委对十六中问题作检查，并代表省市委宣布撤消马瑞华组织部长职务。

8月7日

凌晨一时，区委文革办公室召开全区工作队全体队员紧急会议，会上安景英讲：“对十六中的信应看作是革命的行动，学生敢给市委提意见是革命精神，而没有提到十六中信的内容正确与否。”(按：其实质是承认学生的革命精神，而不承认市委有黑线。)会上安景英对按中央指示，准备立即撤出学校的工作队进行批评指责，说：“这叫革命吗？！”又说：“明天会哄工作队，你们要首当其冲，要替区委承担责任。工作队多数是好的，要“顶住”，做长期打算，不要打算马上撤出。工作队的任务是了解情况，掌握情况，掌握政策，参加劳动，当参谋。”最后说“改选革委会有可能，由群众去考虑，右派被选上也不要紧，先不要下结论……。”

8月8日

晚上电台广播中共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十六条)。当夜广大革命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庆祝。

8月10日

区委召开队长、指导员座谈会。中心内容是区委书记王中年讲话；传达万晓塘对十六中问题的答辩。

王中年说：“工作队每个人是不是革命的在运动中要考验，争取在马瑞华报告后至工作队撤出前不要再犯错误，现在阶级敌人和我们斗争，他们善于抓你们小辫子来搞你们，搞你们时要顶住，不要怕，对这些人活动要观察，要注意，不要过早采取措施。原来的左派很少，可能靠不住。(意思会出卖)工作队不居领导了，但不等于不掌握情况，应当“积极积累材料”，多搞调查研究，这样更“主动”。有些人要露头，不能压，让他们活动，让他大暴露。”“我们要讲究“策略”，防止革委左派中出现变节分子，遇到有人要“权”，要图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左派掌握，右派要，不要给；如果右派掌握，左派要，可以要出来。”

陈文法插话：“工作队每天要搞大事记，时间、地点、姓名、重点人的情况，不能光抱着挨整的态度，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学生身上，注意力要放在老师身上。”

(按：从以上讲话就不难看出，区委是想让工作队干什么？就是要工作队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反市委反工作队的教师当成右派来抓，这是极端错误的。

万晓塘对十六中十一个问题的问答：总的看来是不明朗的，不是认真承认错误的态度，是模棱两可，想继续通过工作队来模糊群众的视线，推行市委压制革命的责任。)

8月13日

区委书记王中年召开工作队长，指导员座谈会。

他在会上讲：“组织红卫队(红卫兵)他们组织咱也组织，用搞串连的方法，发展左派，要有“三进山城”的精神，北大来的学生是“右派”(指开始来津串连的几个同学)他们到学校要想办法看证件，记下名字。”“我们工作队不能承认是牛鬼蛇神，不能戴高帽，敌人向来是欺软怕硬的。”“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发生什么突然事件要冷静，沉着，别着慌，锻炼革命本领。”随后又传达了市委对工作队的要求。最后他说：

(1)工作队暂时不能撤，要做左派的工作，要给市区委当“耳目喉舌”，他们要赶工作队就是为了封锁消息，让市委不知道情况。

(2)学习十六条，宣传十六条，建议革委按排学习。

(3)各别做左派师生工作，搞串连，他们串连我们也串连，要讲究方法，看准了的左派，各别交谈，采取商量的口气，然后商量怎么办，启发引导，逐步形成左派队伍，现在中间派多，要团结中间，打击少数右派。

(4)要求工作队党员把担子担起来，要跟上形势，要经的住考验，市区委知道工作队受委曲了，马瑞华错了，整个市委没有错。

(5)把区的文革筹委会，革委会建立起来。

(按：从以上几点就足以看出市区委如何对抗中央撤消工作队的决定，并继续给工作队布置工作，蒙骗工作队，挑动群众斗群众。)

8月15日

区文革办公室付主任陈文法召集工作队长会，布置任务说：(1)注意北京回来的动态，学生从北京回来可能攻击工作队，原来派工作队是中央同意的，如果要问为什么不撤?就说听取广大师生的意见，做检查；(2)可能出现反团中央、省委，也可能搞大的行动；(3)发现污辱工作队要“顶住”，××道中学做的好。如有给工作队戴帽子，让下跪，你们要坚决顶住，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要想站住脚，看你组织纪律性是否坚定，三分钟就可以考验出人来，(指工作队能不能顶的住)；(4)工作队掌握的材料记录本，文件连夜收回，送到区干部组来，每天碰头记录当天送来，不要在下面留材料；(5)要放开手，让群众大辩论，掌握动态。

(按：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是毛主席领导和指挥运动的所在地，看区委是如何看待北京运动，为什么对去北京串连回来的学生，害怕得要死，站在革命师生的对立面，在去北京的学生回来之前做了估计并做了对抗的布置，扑灭革命火焰，让工作队做挡箭牌，并让工作队挑动群众斗群众，正像安景英几次会上所讲的：“你们在前边顶住，可能在那儿挨打，市区委知道你们是受委屈的，回来你们再出气，我再向你们道歉，我想你们总不会打我吧!总不会不让我吃饭吧!”)

8月20日

工作队还没有撤出，区文革办公室就给每个学校派去一名办公室工作人员——“先遣联络员”。事先办公室负责同志做了按排，“先遣联络员”下校后应首先接触革委会，打个招呼然后，再去找工作队听介绍学校情况，开展工作。当天接到省委关于撤出工作队的通知。

8月21日

(一)参加市委工作会议的同志按市委按排到各校宣读十六条，并按市委要求携带行李与师生实行“三同”，五日后离校，在某些学校里并起到保驾工作队撤出的作用。

(二)天津市委召开庆祝天津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按：这个会开得非常糟糕。)

8月23日

学校工作队撤出，整训学习开始。在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上区委第一书记王中年，付书记安景英提出了：“……工作队撤出是“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出”，“前段工作队取得了不少成绩，充分证明是革命的工作队，工作队撤出后的任务是：学习中央决定文件、社论；给区委提意见；总结前段经验教训……。”

8月25日

在体育馆召开战斗区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建立大会。会上通过了红卫兵指挥部章程宣言和致主席电。区委付书记王志中、安景英、李兆先出席大会，并带上了红卫兵袖章。安景英同志代表区委在大会上讲了话，同时授予各校红卫兵队旗，会后进行了游行。

(按：这个组织是区委一手包办筹划成立，并以给指挥部“服务”为名，派去了数名干部，操纵、贯彻市、区委“指示”。)

8月26日

北京红旗学校学生徐国恩等来津与劳二半学生去市委门前辩论。

8月30日

市委在第一文化宫召开全市工作队员大会，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讲话。他首先分析了我市文化革命形势和工作队撤出问题，最后做了下段文化革命的布置。他讲：“学校红卫兵要建立联络站，每区初中建立一个，完中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建立一个，大专院校建立一个，然后市里总的建立一个联络站，到那时各区里就叫做分站，工矿企业也要建立红卫兵。”

9月1日

区委安景英同志在工作队员重新分配工作会议上说：“就是三个字，“回去干”。前段你们不敢放开胆子领导，缩手缩脚，在斗争艺术、策略上不善于斗争”，“有问题该正面讲的不讲，当面不好讲，可变个形式讲……。”

9月3日

中午一点，战斗区中学文革办公室付主任曹跃明(区委组织部付部长)匆匆忙忙召开中学联络员紧急会议，大讲“八·二六”事件“真相”。曹说：“……据说徐国恩(自称孙大圣)与邓拓有联系，而且与天大“八·一三”紧密配合……”责令全体联络员立即下到各校去“渗透”这一情况。最后强调“不要说是市区委的指示，要做为个人的看法去讲。并注意搜集反映。”

(按：“渗透”实质是挑动学生斗学生)

9月4日

区委召开全区各系统联络员会议。介绍了两个工作队的“经验”。(都是如何贯彻市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中年在会上做了重要的指示：(一)他肯定了两个“经验很好”。号召全区联络员要认真地学习，并要求联络员要去掉怕字，要“敢”字当头。(二)布置工作。工作重点是抓红卫兵的整训，指出“不合条件”的把他们动员出去，把红卫兵队伍搞成一支坚强的队伍。

当晚陈文法布置工作，中心是抓红卫兵的问题。陈说：“红卫兵是阶级队伍，抓住红卫兵就能站住脚，即使有人反对你，还有人要拥护你的。首先，要大抓红卫兵的组织工作，上下都服务于这个重点，这是阶级队伍，要把革命左派组织起来。左派队伍要有一个核心，核心应该是红卫兵，人数不要多，抓七、八个顶事的就行，要提高到阶级路线上来认识。其次，要成立一个五百人的红卫兵队伍，要身强力壮，能说善辩，随时可以拉的出去的，参加市委门前辩论。再一个是将全区的红卫兵尖子集中起来，成立个区纠察队。”

(按：进一步大抓红卫兵组织，掌握领导权，站住脚根)

9月8日

陈文法召开联络员会议，他说：“……要宣传党的政策，北京搞的很好，咱们也得狠抓一下，……我们怎么领导！我们的经验是当群众碰壁之后，再提出我们的看法，他们就容易接受了。”又说“十月一日快到了，是否可以搞搞倡议，像北京那样，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不让贴，要明确一点：我们要站起来，大讲毛泽东思想、党的政策，态度要鲜明，不能哼哈”。接着安景英指示：“现在形势和前一段有变化。前段在搞当权派，抄资本家，那时向大家强调“四多”，因为那时还在发动群众，人家有意见，所以咱少说话。现在左派站起来了，经红卫兵立足之后，扫了资产阶级，情况有了变化，他们现在是感到办法少，很希望我们给点办法。我们是当观察员身份，还是当联络员，要领导大家想些主意，出些办法，总结经验。如果群众没有要求，我们硬要办，那就是瞎指挥。群众要求我们，我们不动，就会成为尾巴主义。我们联络员是组织者，要起参谋作用，要出谋划策……。红卫兵是孩子，必竟办法少。我们是启发自觉，还是甩开步子？区委的意见是甩开步子。另外，要树立市里威信，有些会议市里要参加，要让市里参加。市里某些方面有黑线，但不能脱离市委领导。我们应甩开步子，前一段少说好，现在看不说不利。总之，形势比前段有所好转，但不要太放松。这场十万人的风波看一看怎么样?”

(按：这就是安景英的所谓“大好形势”大讲甩开步子，当参谋。群众岂不是“阿斗”了吗?)

9月12日

战斗区中学文革办公室在无线电半工半读中学礼堂召开各校革委会主任、红卫兵负责人及纠察队员大会。会上由三个中学介绍了红卫兵整训的经验，最后陈文法做报告。他提到：“省市委在中央和华北局的领导下，经领导核心中革命左派和广大革命干部的揭发，已挖出了黑线人物。通过中央的批准，省委揪出了林铁，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并与彭真有联系的黑帮分子；胡昭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阴谋活动的野心家；白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积极宣扬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最近就要公开批判，近两天见报。”又说：“现经华北局批准，刘子厚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接着说：“我们除了进行本校的运动以外，还要对林、胡、白这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还谈到建立红外围问题。说：“红卫兵是群众组织。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这样是否不成立红外围，非红五类表现好的可以吸收参加红卫兵。各校听了以后，文革办公室还要求抓报告讨论，收集看法，收集对林、胡、白的反映，坚信市委的人有什么反映，反市委的人有什么反映等。”

(按：抛出了胡、白。证明现市委领导是革命左派)

9月13日

安景英向中学联络员作了报告。谈到对当前形势的估计问题时说：“八月廿九日至九月初，大有变化，特别是红卫兵组织起来以后，大扫四旧打击了他们嚣张气焰，区文革接待缓和了，攻工作队也缓和了，挑眼、找碴的人少了。形势好转了，文革委员会嚣张的人也下去了。”“这时出现组织瘫痪状态，如革委会，文革小组。革命越向前发展，红卫兵、革委会就感到办法少了，迫切需要办法，求知心情高了，搞经验的心情迫切了，我们还是按过去的呢?还是甩开步子?我的看法，我们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在这时，我们不出主意，会脱离群众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应积极开展起来。一方面宣传政策，一方面出谋划策。这段工作应当是甩开步子，大胆放手。我们也有经验，只要我们是正确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既使一时有人接受不了，但过后还会亲近我们的。区里可以总结经验，开小型会，不要怕出问题……。”要总结前段工作，找出经验教训……”，“一斗二批可交×进行……。”

(按：非要当“诸葛亮”不可。)

9月17日

区委中学文革办公室召开全体联络员会议。会上印发了“中学联络人员的有关工作规定(草案)”，同时×××同志对联络员提出了五项任务。其中讲到“对党团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要进行考察了解工作”；“当好校文革的参谋，要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积极提出建议，协助开展工作……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报告”。

(按：区委领导无视群众能自己教育自己，指示联络员继承工作队的衣钵，继续约束、压制群众的手脚，顽强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

9月19日

区委领导借万晓塘之死，不仅组织了学生到一宫去追悼，并在区委里也设立了一个追悼室，络绎不绝地接待吊唁的群众，声势之盛可想而知。这还感到不够，还企图挑动干部斗学生。从区委干部的大字报中揭出，区委领导公然停止了大学毛主席著作，而去号召干部学习万晓塘的事迹，并专编了一本“万晓塘同志的模范事迹”，做为干部组织生活会的学习内容，从而增加了干部对革命学生大造市委反的不满和愤慨，把万晓塘之死归罪于九月十八日揭发市委的大会，归罪于学生。

(按：要把干部引向哪里去?)

9月21日

安景英、陈文法召开联络员会议布置国庆节前的工作和游行集会时谈到：“当前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我们，我们联络员可以大大甩开点步子，要取消“怕”字，树立“敢”字”。“当前运动重点抓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时也可进行二批，结合交叉进行”。“要综合材料系统分析梳辫子，澄清事实，然后批斗……。”

(按：安景英的形势有利，其实质是压制革命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了成效。敢字的实质是进一步控制群众运动，保市、区委过关)

9月30日

陈文法传达刘子厚指示时讲：“当前主要是解决大方向问题，像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多数围攻少数的现象，这是方向问题，应注意。天津运动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十六条公布后，基本解决了，但还存在。犯这样错误很容易，北京、外地来了大批学生，劲头很大，有的打人骂人，很多人看不惯，特别是工人看不惯，采取行动。我们看到有的很舒服，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发生，最好不让学生和工人在一起开会，不给辩论的机会。如劳二半正在开会，钻进一个人煽动，给揪出来了，大学争执很大，天大有两派，旗子都不好打，现在又出现一派，看来是真革命的”。

(按：听其言，看其行，省、市、区委咀里振振有词，喊的是什么？！贯入的又是什么？！不是清清楚楚吗？！)

9月30日至10月3日

陈文法在九月卅日上午向全体联络员说：“国庆准备大排班，每人可以休息两天，联络员巡回到各校看一看。”时隔瞬间，又召开紧急会议，陈文法说：“国庆节不好放假了，为革命不放假了。”最后规定，各校每天至少要有一个联络员深入学校掌握动态，一天必须汇报两次。

(按：不相信群众，怕出乱子，节假日仍不放手。)

10月6日到10月9日

区委召开全区中学红卫兵及革委会干部和部分联络员大会。以安景英、陈文法、曹跃明为首，区委中学文革办公室的负责人，亲自主持指导了这次大会。安景英首先做了动员报告，提出了三项工作任务，然后有×××等四个中学先后做了经验介绍，最后安景英做了总结报告。大会历时四天。中心是强调了掌握斗批改的大方向问题。

大会上所做的经验介绍，有的是文革办公室一手包办制成的，有的是区委授意给联络员，经联络员动员，帮助校文革写成的。区委对这次大会投入了巨大力量，由始至终是区委领导亲自掌握着。

这种会议是战斗区在全市首创，颇受市委的赞赏。

(按：此时“红旗”十三期社论早已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但大会却只字不提。为什么?是不认识不理解吗！？)

10月10日

区文革办公室秘书组组长罗燕君向联络员布置：

(1)注意收集各校对天津市大专学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大会有什么反映。

(2)了解外地来津串联的革命师生有什么活动，有什么观点，大约来多少人。

(3)当前运动存在的问题：

①10月6日至9日的大会落实情况，各校是怎样安排的。

②各校排队情况，你校属那类(附分类条件如下)

一类：经较短时间准备，可转一斗，问题揭的比较充分，革委会或红卫兵较健全统一。

二类：现转入一斗有困难，要经过一段时间做准备，问题揭的不太充分，组织不太健全，群众发动不充分。

三类：现在转比较困难，问题较多，一斗困难很大，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认识不一致，红卫兵派别比较多，革委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③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军委紧急指示)传达后的反映和动向。

10月12日

区委付书记王致中在警备司令部礼堂给联络员作报告时说：“联络员要敢字当头，去掉怕字。联络员担子很重，任务很光荣，要发扬勇敢善战，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领导，善于领导。希望大家要成为很好的联络员。”

(按：这种“敢”字，不是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学生，而是仍然站在群众之上，指手划脚，继续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

10月13日

安景英向联络员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向联络员和联络员当中曾经担任过工作队的指导员、队长的同志们说：“

(1)当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是针对工作队，因此，工作队要争取主动，发现有要求回去检查的苗头，就要尽早回去检查。

(按：把责任全推给工作队、联络员，叫他们当“替罪羊”、“隐身草”，难道区委就没有半点责任？不检查吗？主要责任还是在市区委。)

(2)对待各校的少数派，我们要承认，并要教育革委会承认少数派。

(按：不得已而为之)。

(2)我们要适当发展红卫兵和红外围，团结多数，但也不要大发展。”

(按：能按照区委的意志转移吗？)

10月18日

安景英针对广大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形势，急急忙忙地向联络员同志们抛出了区委领导小组的意见。首先是提出了一系列地问题，“什么从我们的工作看有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呀？”“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有没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市区委这方面的工作呀？等等。”其次是“亮明观点”地说“我们几个人(指领导小组)加快，在林彪同志第三次讲话后，我们出现了一些围攻过去反市委，反工作队，鸣放错了的人，这种现象在小学较为突出”。

(按：区委的错误就这些吗？只是小学突出吗？看完这本大事记会有个初步印象的)

对待我派问题，安说：“现在出现了多派问题，那派是真正革命的呢?这给我们今后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我们是迎风而进呢！还是退下来回避它呢？”又说：“我们和北京不一样。北京特殊，烂掉了，所以人家撤了联络员。我们要是撤了联络员?撤了办公室，那党委还要不要进行领导呢？这不又说我们领导软弱无能了吗？所以我们还是要适应新的形势，思想跟上来，要迎着头去干。”

最后在布置工作时强调：“当前运动方向，总的说是贯彻“放”，是充分地放。如果对市区委有意见，我们“欢迎”，“支持”但我们不能发动对市区委提意见。”

(按：对市区委提意见为什么发动不得?这又是为什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