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毛主席指示，实行工作队专政，竭力转移斗争大方向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

陶铸为贯彻执行彭真的反革命“二月提纲”，召开“中南局学术研究座谈会”。陶铸在会上讲话，把政治斗争说成纯学术批判，说“吴晗副市长可以继续当，文章还可以写”，“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说“没有立就不能真正地破”等等。

四月十八日

陶铸同意王任重向武汉大学派出工作组，充当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四月底

四月十六日，彭真弄了个假批判“三家村”的材料和《北京日报》的按语，中央立即通知各地不转载。但隔了两个星期，陶铸控制的广州报纸全篇转载了。又：一九六五年姚文元同志《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全国各省报纸都登，就是陶铸领导的湖南省委报纸没有登。

五月十九日

陶铸在中南区文化革命动员会上歪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说：“这次运动，一不抓人，二不撤职，吴晗还是当他的副市长嘛！主要是批判思想。”

按：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刘、邓急忙调陶铸来北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扼杀文化大革命。

六月四日至六日

陶铸在邓小平保举下，混进中央，就任中央常务书记、中宣部长，后又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带来了王任重、张平化、雍文涛等人。陶铸在中宣部宣布要派工作组，并对阎王、判官“都寄以希望”。

六月七日

陶铸召见蒋南翔、何伟、张际春等，委托他们按照刘、邓意图改革高考制度，表示信任。

六月八日

陶铸布置中宣部各支部对每个群众进行政治排队，搞黑名单。

召开中宣部所属单位二十级以上党员干部会，竭力包庇中宣部大小阎王，说：“陆定一当了二十一年宣传部长”。“有时很左”。“周扬过去是文艺方面的权威，有才华，我也很尊重他”。“许立群……在好的领导下，是可以很好的工作的”。说林默涵、姚溱、童大林“过去没有这么坏”。

按：六月上旬，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指示：“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队”。陶铸参加了这次会议，当面听到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但他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竟背后与刘、邓勾结，积极炮制、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六月十三日

陶铸返京后，立即派出以张平化、李剑白为首的工作队到中宣部。

六月十四日

陶铸批准从各大区抽调五十四名地、县委书记给北京市，以工作组形式派到市级机关和各个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陶铸在中宣部工作队员和支部书记联席会上叫嚷现在是“工作队专政”。

六月十五日

陶铸到高教部，宣布教育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何伟兼代高教部部长，并吹捧刘少奇的干将蒋南翔。

六月十六日

陶铸向哲学社会科学部正式派出工作组，并指令教育部派出北京市小学文化革命工作队，让文办派出中学文化革命工作队，还指令其他一些单位派出工作队，去镇压中央有关各部和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

六月二十日

文化部萧望东抛出镇压革命运动的黑报告。这个报告是在陶铸亲自指挥下炮制出来的，后又由陶铸假借中央名义批转全国。

六月二十一日

在刘、邓主持的会议上，陶铸说：“现在要写一篇关于揭露假左派真右派的《人民日报》社论”，并说什么“西安交大、北大、南京大学不同，是‘假左派、真右派’问题”。

陶铸宣布中宣部文革小组成立，由他自己挂帅，并指定张平化、张际春和李剑白等人为小组成员。

六月二十二日

陶铸亲自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打电话，发黑指示：“要告诉学生听工作队领导，听省委领导。”又说“学校的夺权很复杂”，有“假左派”，“北京大学的经验(按：指“六·一八”镇压革命的反革命经验)很好，将转发”。

六月二十三日

在中宣部，陶铸再次布置对群众进行左、中、右的排队，并大谈刘、邓的所谓“加强党的领导”，又规定三个月内把阎王、判官斗完。

卫生部长钱信忠打电话给邓小平：“人家要把我打成黑帮。”邓立即打电话指令陶铸去包庇，陶一口应承。过了两天，陶铸就盗用中央名义公开给钱信忠和卫生部打保票。

六月二十五日

陶铸在卫生部门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发表了把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的讲话，说：“文化大革命要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要依靠党团组织来进行领导”，强调“这是一条区别真左派、假左派的重要标志”，“各级党委、党组和工作队就是党的领导”。“不要党的领导，不管他口号喊得多高，面目多好，都是假左派、真右派”。

陶铸还公开煽动群众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中央文革，说：“过去的好人，现在不一定是好人，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

同时，陶铸把这个黑报告精神立即打电话传达给中南局。

陶铸这个黑报告，为中央许多机关、许多地方把革命群众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提供了理论根据。

六月二十六日

陶铸指定旧中宣部阎王张际春充任哲学社会科学部文革小组长，篡夺了学部运动的领导权。

陶铸盗用中央名义批转在他授意下写的文化部文化大革命的请示报告。这个报告对干部要实行什么“黎庭扫院”政策，准备调走大批干部，转移斗争目标，是把群众当“阿斗”，把工作组当成“保姆”的典型。批语肯定“组织坚强的革命化的工作队”、举办“集训班”等“办法”是“可行的”，是搞好运动的“重要保证”，要求“各级党委，根据此报告精神，部署本地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

六月二十七日

何伟向教育部、高教部传达陶铸六月二十五日在卫生部的黑报告，在教育部掀起了一个围剿革命派的高潮，把卢正义同志打成“反党分子”，把革命左派打成“卢正义党”。

六月二十九日

陶铸、张平化在中宣部召开筹备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万人大会的会议。会上，陶、张大肆吹嘘广东、湖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成绩”，把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经验贬为第四位，并计划由刘、邓作主要报告，“解释毛泽东思想”。

陶铸到中宣部后，打着“红旗”反红旗，匆忙准备创办一个名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党内刊物，拟定要刘少奇为刊物封面题词。第一期发刊词中，陶铸闭口不提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系统总结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第一期八篇文章中，四篇宣扬中南地区所谓经验；一篇是反党分子薄一波写的；还有一篇是西北局的一个决定，吹捧刘澜涛，攻击陈伯达同志。

六月×日

我国留学生要求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陶铸与邓小平捏造种种借口，电告驻外使馆，阻止留学生回国。

陶铸从广东和湖南调来两个亲信，安插到通县，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继承旧北京市委衣钵，勾结旧市委翻案队，对关锋、戚本禹同志所搞的翟里四清，大搞翻案活动，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七月一日

陶铸在北京大学讲话，重弹所谓“加强党的领导”的老调，散布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谬论，污蔑北大“六·一八”革命行动是“少数人捣乱”，“少数坏分子打架”，并说旧中宣部、旧北京市委已被打倒，以此麻痹革命群众。

七月三日

陶铸给中国医科大学一个学生的保皇书复信，说这封保皇书“很有分析，很有见解”，并且“建议将我这封信和×××同学给我的信，一并作为大字报在校内登出”。卫生部和文办将此二信到处张贴，印发全国。

根据陶铸的指导思想，王任重的所谓“大暴露”、“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和“秋后算账”的“七·三”黑纲领出笼。

陶铸到中央组织部，说安子文和几个副部长“是一类干部”。

七月六日

陶铸到新华社，再弹“必须把运动置于党(按：指基层组织)的领导下”的老调，与陈伯达同志对新华社讲话唱反调。他以“特殊性”为借口，说“新华社的大民主可以收缩一些，多开小会，少开大会”。他还提出了黑帮的两条标准：㈠有系统的言论和行动；㈡有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又说：“按这些标准，反党分子不是少了吗？那就少了嘛，没有也好。”他还指名留用朱穆之等人。

七月七日

刘、邓、陶盗用中央名义批转在陶铸指使下写的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报告强调要派工作队，“要在一般干部、学生中”抓“右派”。

七月九日

陶铸派张平化到新华社，为该社第二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穆之打保票。

七月十日

张平化受命二次到新华社，按陶铸“没有地下活动”的黑帮标准，宣布朱穆之任副社长、党组第二书记。

七月×日

陶铸指示张际春：文办问题不多，就多派出些工作组吧。

七月十二日

陶铸向中南局发黑指示：这次运动“右派”的“控制面比五七年要大”。

七月十三日

按刘少奇指示，经陶铸审查、修改、批准，由何伟签发《关于中小学招生、考试、放假、毕业等问题的通知》(即七·一三黑指示)，要县以下的中小学搞招生、考试、放假、毕业分配，不许中小学生和小学教师参加文化大革命。

陶铸给钱信忠下黑指示：“现在敌人也要插手领导运动”，“大学生要排队，最后要清理，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处理”。钱按此指示，大搞资产阶级专政。

七月十四日

陶铸电告中南局，发出黑指示：战线太长，同意收缩；机关，要把问题摆到桌子上来，搞地下活动不允许，本身就是黑帮，等等。

玩弄两面手法，大搞变相工作组，蓄意包庇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按：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刘邓制订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受到批判。但陶铸玩弄两面手法，仍然坚决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十九日

根据刘少奇关于周扬的三点指示，中宣部召开了几十人的“声讨”周扬的会，会开得冷冷清清。

七月二十日

陶铸积极贯彻刘、邓路线，从中宣部、文办等五、六个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准备分赴华东、中南和西南，并布置学习刘少奇黑指示和王任重的“枪打出头鸟”黑纲领。

七月二十一日

中南局抛出《关于当前文化革命中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妄图控制运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资产阶级方向的黑纲领。这个纲领是秉承陶铸旨意搞的，每一条都作过具体“指示”。

陶铸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文革小组会议上讲到大字报时，挑动群众斗群众，说：“你写我可以，我写你也可以，都不叫围攻。”

七月二十四日

陶铸通过他的走卒熊复播发《毛主席畅游长江》稿，稿中四次提到王任重，抬高王任重身价。

七月二十七日

上午，陶铸向刘少奇献策，说“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是否留个把人”，“高中撤，初中不撤”。当晚，陶铸看大势已去，又对刘少奇讲“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撤大专院校工作组)时没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最后陶铸悲哀地说：“看来挡不住了。”

七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队以后，陶铸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把原来组织的工作队变为观察员，要继续派往中南、华东和西南去。

七月二十九日

陶铸到北京六十五中讲话，自吹“老革命”。他供认自己原来“倾向派工作组”。陶在讲话时，胡说什么“想造谁的反就造谁”，“写几条反动标语也不一定非抓起来”。

七月三十日

中国科学院在人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陶铸在会前到邓小平家里密谈，然后陶铸在会上讲话，闭口不谈两条路线斗争，反而阴谋陷害陈伯达同志说：“你也派了工作组。”

七月底

陶铸秉承刘、邓旨意派南下工作队未能得逞，便把原班人马分为三路，分别执行任务：一路留中宣部搞运动；一路充当“联络员”；一路执行“特别任务”，到湖南去筹备中宣部所属各单位黑帮的庇护所——“政治学校”。

按：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期间，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彻底揭露和批判了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日，全会讨论和通过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十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革命群众，发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十二日，公布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这些都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致命打击，大大鼓舞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奋起冲破束缚自己手脚的一切罗网，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陶铸之流惊慌失措，千方百计阻挡滚滚前进的革命潮流，顽固地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八月二日

陶铸同邓小平到人民大学，一面吹捧邓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一面与邓力保郭影秋过关。

陶铸与何伟密谋后，玩弄两面手法，由张平化出面，在给卢正义同志口头宣布平反的同时，提拔镇压革命群众的何伟为高教与教育两部合并后的教育部长，继续镇压革命群众。

八月六日

陶铸派出变相工作队，即联络员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事业局和哲学社会科学部。

八月×日

陶铸派雍文涛带文办一批干部到北京市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接替团中央的工作队，继续扼杀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八月十一日

陶铸对北京一○一中学红卫兵讲话，肯定宣扬反动血统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说这副对联“基本上是好的”，并要学生把这副对联“贴在心上”。

八月十二日

陶铸对来京开会的中南各省(区)委书记讲话时，公然把斗争矛头指向毛主席，说：“主席还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并且恶毒污蔑革命群众宣传主席思想，说：“突出宣传主席，不要搞形式主义，喊空口号。”

八月十四日

邓小平、陶铸接见人民大学文革筹委会，再次保郭影秋。

八月十五日

按陶铸旨意，中宣部选出文革委员会。事后陶铸还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党委”，公然对抗《十六条》。

八月十六日

陶铸按刘、邓旨意，力保中宣部阎王张子意，说张的问题是“四类，当三类处理”。

八月十七日

陶铸和邓小平又接见人民大学红卫兵，再一次保郭影秋。

八月二十日

陶铸到卫生部煽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到组织部叫嚷要“鼓励”安子文，“交代”好就不停职反省。

八月二十一日

陶铸到人民大学煽动群众攻击林彪同志和中央文革，说：“今天，只能誓死保卫党中央，只能誓死保卫毛主席，除此以外，任何人都不能起来保卫。”

八月二十二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临筹(扩大)会上为安子文开脱罪行，说他过去只是“不执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为其他副部长打保票。

八月二十三日

陶铸到中国医大继续保钱信忠，并公开散布“怀疑一切”的谬论，说：“反对怀疑一切，现在看来是错的。”

八月二十五日

陶铸(王任重在场)对湖南等地来京学生讲话时，为王任重开脱罪责，说中南的问题“不能由王任重同志负责”，又说中南运动“现在有好转”。

接见卫生部、中医学院革命群众时，再次保钱信忠，说钱“对主席的指示是坚决执行的”。

八月二十七日

陶铸给北大校文革写信，企图阻止革命大串连。

陶铸给湖南省委打电话：“省委负责同志避一下风头是可以的。”

八月二十八日

陶铸为了保刘、邓，电告中南局：“给中央同志提意见，欢迎，但不要贴大字报。”妄图压制革命群众揭发刘、邓黑司令部并保护自己。

八月二十九日

陶铸打电话给王任重，叫他了解北京革命学生到中南地区后的情况，内容要具体，一件一件写清楚，作密件送陶铸和中南局。

九月初

陶铸打电话告诉湖南省委：“对于个别坏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湖南省委立即传达到全体党员，为反“右派”、抓“黑鬼”作了思想动员。

九月三日

中央组织部革命群众决定开大会斗争安子文。陶铸突然“驾到”。并决定，不能开大会斗争。以后又悄悄将安弄走，直到十二月底还坚持“一定要保守秘密，不能叫别人把安子文弄走”。

九月五日

按陶铸、张平化的“二次革命”纲领，陶铸御用工具哲学社会科学部红卫兵总队非法斗争左派吴传启同志，把矛头直接指向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同志，疯狂攻击中央文革小组。

按：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在第三次接见文化革命大军时发表讲话，严肃提出不能容许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但是，陶铸煽动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活动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愈加疯狂。

九月十五日

陶铸让中山大学保皇派头子作为中南区代表上天安门讲话，并趁机把红卫兵袖章送给刘少奇，与之握手，以美化刘少奇。

九月十七日

陶铸借口中央政治局常委全部要有照片见报，责令新中社发表突出刘、邓的照片，并授意用“移花接木”办法伪造了突出邓小平的照片。

陶铸接见广东赴京学习团，为广东省委一些书记和常委打保票，说他们是“好同志”，不是牛鬼蛇神。

九月二十日

荣高棠为扑灭革命火焰，起草了一个《国家体委关于运动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保持一定训练的建议》，陶铸看过，正中下怀，不到两天就下令“体委报告，请用宣传部名义，即予批发”，把体育界刚掀起的革命运动压了下去。

陶铸玩弄两面手法给哲学社会科学部下了“四点指示”，肯定反动组织红卫兵总队非法斗争革命左派吴传启同志是“符合十六条的”，鼓励保守派继续打击革命左派。同时又恶毒地影射攻击关锋同志，说什么“辩论吴传启同志问题的时候都不要把问题扯到关锋同志身上去”。

九月二十一日

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万晓塘死亡公告消息，大力吹捧万晓塘，用死人压活人，把天津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

九月二十二日

陶铸在同中宣部文革常委谈话中声称：“中宣部运动总的方向是对的。”

陶铸通过别人对哲学社会科学部反动组织下秘密指示，叫他们改变策略，揪吴传启的后台。

九月二十三日

陶铸向中央组织部派出变相工作组——“顾问”，独揽大权。

九月二十四日

根据陶铸的指导思想，张平化在湖南作“九·二四”反动报告，发出所谓“抓黑鬼”的反革命动员令。湖南出现一片白色恐怖。

九月二十六日

陶铸打电话告诉中南局，为应付潮流，要他们“不要吹自己”，“多讲缺点，就主动了”，为他们出谋划策，妄图逃避过关。

顽固地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百般美化刘、邓，疯狂煽动革命群众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陶铸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大暴露

按：林彪同志在十月一日的国庆讲话中，发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号召。同时，《人民日报》和《红旗》相继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有力地支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给陶铸等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一次沉重打击。

十月一日

陶铸在签发国庆新闻报道中，删去了林彪同志国庆讲话中这一段话：“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这是陶铸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又一罪证。陶铸还指使熊复伪造突出刘少奇的假照片。

十月六日

陶铸接见教育部革命派和保守派代表，再次保何伟，说：“何伟不是黑帮。何伟与陆定一没有关系。”

十月十八日

毛主席第五次接见文化革命大军。陶铸指使熊复等人篡改大会口号，把“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口号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关键字句砍去，同时还删掉“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重要口号。革命小将要揪熊复，陶铸立即出来保驾。

十月十九日

陶铸指示《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并加黑体字编者按，大肆宣扬《中南地区农村空前规模的学习毛著的群众运动》，用以欺骗中央，压制中南的革命运动。

陶铸背着中央文革密谋召开一个一百五十人的鲁迅座谈会来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力图缩小毛主席重新肯定鲁迅的重大政治意义。阴谋后被识破。

十月二十六日

陶铸在中央组织部公开保刘、邓，说：“我不赞成写刘少奇的大字报”，“你们把主要目标对准刘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是不对的”。

十月二十八日

陶铸对中宣部一干部说：“刘、邓思想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的思想“谁也都有”。

十月下旬

中宣部被打成“反革命”的十七名工人联名写信批评陶铸，要他下来了解情况，他一直置之不理。

十月三十日

陶铸接见湖南学生、干部代表时，又一次公开煽动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你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打几炮算什么！”他还大保张平化。

十一月一日

陶铸在人大会堂向一万多名党员干部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再次为刘、邓开脱，说刘、邓犯错误是“认识问题”。

十一月二日

陶铸到中央组织部，看到革命群众贴刘、邓的大字报，指责说：“不能把刘少奇叫做敌人，不能喊打倒”，“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十一月三日

新华社摄影部选送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照片请中宣部审批，陶铸通过他的忠实走卒，在审稿时把一张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陈伯达同志和陶铸在一起的伪造新闻照片签上“可用”字样，要新华社作为领袖照片，发行到全国，后被革命群众发觉才未得逞。

北医的几个学生在街上给陶铸贴大字报，陶铸的秘书张汉青给文教政治部打电话：“外边给陶铸同志贴了很多大字报……请你们注意动向！”又说：“北医过去是与彭真活动有联系的地方，请你们注意。”

十一月六日

陶铸在《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张照片，把他自己排在陈伯达同志前面，以美化自己。

中共中央于九月二十七日正式决定罢钱信忠的官，陶铸一直扣压下来，直到今天才被迫向革命群众宣布中央的这一决定。这是陶铸抗拒党中央的又一罪行。

按：十一月中旬以后，王任重被揪出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公开点出：王任重的问题陶铸“比较了解”。陶铸眼看自己的狐狸尾巴要给革命同志抓住了，一反常态，接二连三地接见革命派，到处宣扬他“一贯支持革命派”。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匆匆忙忙到卫生部讲话，到广播事业局讲话，接见教育部的革命同志，又“主动”接见中南地区来的革命同学等等。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迷惑群众，树立个人威信，让他们支持自己，至少不揭发自己。

但是，陶铸装腔作势的“支持”，总是装不象。正如毛主席说的，“好象唱戏一样，……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这也很难。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十二月三十日，武汉、广州革命学生同陶铸说理的时候，陶向革命学生拍桌子，“提抗议”，暴跳如雷，丑态百出。

十一月十一日

陶铸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革命群众时，自称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

十一月十二日

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第七次检阅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一稿，把毛主席在检阅时作的重要指示写在稿子的开头。审稿时，陶铸反对在稿中突出毛主席的指示，胡说“六千辆汽车也很重要，为什么不写在前面”。

十一月中旬

陶铸批拨给文化部萧望东五百万元，作为“文艺界串连经费”，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

十一月十六日

陶铸接见山东学生代表时，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开保票，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不作内部问题处理的只有两个”。他还美化自己说：“我这个人，‘左’的错误，右的错误都犯过，但我没犯过路线错误。”

十一月十七日

陶铸四次分别接见沈阳农学院两派红卫兵，两面三刀，耍弄权术，恶毒地攻击文化大革命运动，说什么“不要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搞得党内离心离德，怨声载道”，等等。

《红旗》杂志社的革命同志支持中宣部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十分仇恨，说：“《红旗》杂志社贴的大字报说中宣部的运动是路线错误，我不同意！”

十一月二十日

来京串连的上海时代中学革命小将陆荣根在中宣部大院内贴出题为《重炮口对准陶铸猛轰》的革命大字报，揭发了陶铸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陶铸立即叫人向公安部报案，还去电上海有关部门查究，对陆荣根同学进行政治迫害，并在中宣部组织大字报对陆荣根同学进行围攻。以后陆荣根继续受到围攻、盯梢和殴打，于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在沪病逝。这是陶铸欠下的一笔血债，必须清算。

十一月二十三日

陶铸召集文教口负责人要他们“把党委旗帜打起来”，还让张孟旭等人成立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继续推行反动路线，让何伟去“养病”，逃避斗争。

十一月二十五日

陶铸又在中央组织部说：“刘、邓问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为刘、邓思想，谁都有。”

十二月二日

陶铸在接见武汉赴京代表团时疯狂煽动群众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说：“每一个司令部不知是什么司令部，现在就是要轰一下领导机关，试一试嘛，为什么不可以？我是主张普遍轰一下的。”北京林学院反革命分子李洪山等人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的十二月黑风，就是在陶铸的一再煽动下刮起的。

十二月初

陶铸伙同广播事业局丁莱夫搞庆祝“一二·九”的阴谋活动，制作“一二·九”纪念章，借人大会堂开庆祝会。林彪同志和周总理反对他们开庆祝会，陶铸又以“在内部开会，学习毛著”为名，搞庆祝活动，说“‘一二·九’开会，我看可以嘛！”这是对抗林副主席，吹捧刘少奇的阴谋活动。

十二月六日

陶铸接见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大保江苏省委。

十二月八日

陶铸在接见中宣部部分同志时，明目张胆地为刘、邓保驾，说：“刘、邓还是中央常委，只能讲内部矛盾，不能讲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十二月十日

陶铸与熊复发出电话，不让新闻界同志外出串连，后又大搞经济主义，破坏新闻界文化大革命。

十二月十三日

陶铸对卫生系统做报告，吹嘘自己“基本上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十二月十七日

陶铸目无党纪国法，竟私自批准销毁中央直属机关送给陶铸的一批黑材料。

十二月十九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五同志贴出《陶铸贯彻执行的是什么路线？》的大字报，指出陶铸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慌了手脚，指使爪牙组织“反击”，把李冠英等五位同志打成“现行反革命”。

按：十二月二十日，中共文革戚本禹同志给徐昕等同志一封信，指出：给陶铸贴大字报是可以的，有人把贴大字报的人说成“反革命”进行围攻斗争是错误的。又指出，革命群众必须同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允许任何人借反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压制革命。这样，尽管陶铸继续负隅顽抗，但革命群众揭发和批判陶铸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暴风雨，已使陶铸再也阻挡不住了。

十二月二十日

陶铸让人传话说：“关于我的大字报可以贴”，“至于大字报的内容正确不正确，可以辩论”，进一步挑动群众围攻贴大字报的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

晚上，陶铸在中央文革开会，听了一点风声，中途就慌忙到广播事业局讲话，一面假意支持革命派，一面又美化丁莱夫，并宣布解散迫害革命派的集中营——“政训班”。但陶铸暴露了马脚，亲自监督把他的报告录音洗掉。

十二月二十三日

陶铸疯狂抛出反革命经济主义。

他对全国一九六五年大专毕业生、实习生代表谈话时，未经中央同意，擅自答应一九六五年的三十万毕业生全部可以回母校参加运动，以制造工作、生产的混乱局面。又勾结教育部、劳动部、全总等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经济补助的办法煽动大批中小学教师、合同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来京，对中央文革施加压力。

十二月底

陶铸竭力包庇反动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和“八一兵团”，不同意解散这些组织。他还直接支持高级党校“红战团”等反动组织。

十二月三十日

陶铸在回答“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问题时，作贼心虚，规定不许录音。大摆官老爷架式，出尽丑态，竟向革命小将“提出抗议”。同时，他竭力粉饰王任重。就这样，陶铸面目总暴露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陶铸召集文教口各单位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安抚人心，说：“我就是这些事情，大字报再贴一个礼拜就过去了，不要听流言蜚语，我现在还是中央文革的顾问。”一方面又恶毒地把煽动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责栽赃到戚本禹同志身上，说什么“除了主席、林彪同志以外，其他人都可以炮轰，这些话戚本禹也说过，说的比我还多，怎么不揪他，光揪我。”陶铸蓄意煽动群众揪戚本禹同志，居心何其毒也！

一月三日

陶铸授意熊复召开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宣布由熊复等人成立保陶班子，主管中宣部工作。

编后记

自从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李冠英等同志贴出大字报，揭发陶铸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之后，揭发批判陶铸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斗争越来越深入。今年一月三日，教育部延安公社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发起组成了“批判刘、邓路线新代表陶铸联络委员会”，从而把批判陶铸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推进到新的阶段。

一月四日，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负责同志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代表时，伯达同志指出：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又指出：中南地区反动路线的后台老板就是陶铸。这个重要指示，给革命群众极大鼓舞和支持。一月四日晚，批陶联委会的二十几个单位三千多人去造陶铸的反，周总理接见了全体同志，支持了大家的革命行动，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陶铸的高潮。

从这个《陶铸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中可以看到，陶铸不仅在他所管的有关中央各部门积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遥控中南，保护中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并把黑手伸向全国。因此，陶铸的流毒广、影响深。我们必须把陶铸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