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军管会或军管代表：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月二十五日转来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很好。这个报告是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去年七月二十七日以来，经过半年的斗争和实践写出来的，不仅对各大专学校，而且对其他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和单位都很有用。现在把它发给你们，供参考。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附：

北京市革委会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报告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

送上清华大学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请阅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最高指示

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

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

清华大学是一九一一年由美帝国主义用“庚子赔款”筹建起来的。工人宣传队进校时，在校学生八千一百六十六人，教职员三千九百三十五人，校内工人二千一百六十二人，共计一万四千二百六十三人。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十分严重。全校一百六十五名处长、部长、系主任、总支书记等中层以上的干部，百分之八十八是解放前受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百分之八十七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各个教学的基础单位──教研室，几乎全部被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教授、副教授、讲师把持着。

我们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进校以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包括“给出路”的这一无产阶级的政策，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争取、团结、教育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给予适当的处置。”我们的基本作法是：

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愿意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在清华大学的知识分子中，一种是在解放前受资产阶级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一种是解放后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总的看来，前一种人比较复杂，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多，有历史问题的多，有海外关系的多（因为留学的多），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有封、资、修学术思想的多，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后一种人虽然与前一种人有所不同，但长期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其中多数人也是出身于非劳动人民的家庭，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土建系材测教研组三十九个人，就有二十五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只有三个人家庭、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没有多大问题，却也犯过某些错误。宣传队员扒拉来又扒拉去，觉得都不可靠，都不可信。有的甚至说：“乾脆一窝端到农场劳改算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我国绝大部份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的伟大教导，从思想上解决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大多数的问题。同时对他们进行了阶级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如根据党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正确对待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本人交待清楚以后，要根据他们的现实表现加以信用；要把一般的海外关系同里通外国区别开来；对一部份学术思想有问题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还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就要团结、改造他们；等等。那个曾经被看作是“一窝黑”的材测教研组，我们这样重新考察和分析，发现三十九个人中的大多数还是革命和要革命的，从中选拔了十五名教职员积极分子。讲师刘彤，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其父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来的历史反革命（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但他历次运动中表现不错，工人宣传队进校后他带头斗私、批修，并能大胆揭露其父的罪恶。我们就把他选定为积极分子，在运动中大力培养他、使用他。与此同时，我们在全校范围内迅速建立起占师生员工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积极分子队伍，通过他们又争取、团结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但是相信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并不能代替对他们的再教育，工人阶级领导教育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领导，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对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空前大普及、深入人心的伟大时代，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的形势下，改造知识分子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几个月来，我们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工作，主要是引导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批判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狠挖隐藏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恨谁、爱谁、跟谁走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宣传队各连普遍组织了作忆苦报告，吃忆苦饭的阶级教育课，不少老工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痛斥刘少奇的“剥削有功论”和其它反动谬论，激发师生员工无限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痛恨刘少奇的阶级感情。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向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他深有感触地说：“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了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拯救了我，工人师傅教育了我，我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做一个工农兵欢迎的知识分子。”从此精神振奋，在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表现积极，大胆揭露阶级敌人的罪行。

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经常有反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不动摇相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愿意接受改造的基本原则，二是把对他们进行再教育的工作坚持下去，决不让他们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因此，每次出现反复的时候，我们都紧紧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一条纲，针对一些知识分子在反复中暴露出来的弱点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

一个贫农出身的教师解放前家庭很苦，解放后村子里贫下中农把他送到大学来读书，可是他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把当工程师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不问政治，埋头搞业务，因此，被蒋南翔立为“标兵”。工人宣传队进校后，对于同工农兵相结合，理论上他说：“这是必经之路”。表现积极。但是，后来当动员知识分子下农村劳动时，他就想不通了。说什么“十年寒窗苦，为的把名出，早知当农民，何必来读书”。宣传队又反复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使他的觉悟大大提高。他说：“现在才真正认识到我的思想境界是空虚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一定要痛下决心，把立场转过来，要和工农兵一条心，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最近我们还组织了一部份师生到工厂、农村和工人、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进行斗、批、改。

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清华大学这个过去被称为有名望的高等学府，许多所谓有“地位”的人物，都把自己的子女送来深造，这样就使得这个学校中“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特别多。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被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揪斗的有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七。这些人和其他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但又有区别。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都以革干子弟自居，自称为“当然的革命接班人”，在群众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反动血统论的信奉者。后来老子出了问题，又觉得一落千丈，抬不起头来，有些人甚至有严重的对立情绪。如何对待这些人的问题是在知识分子中贯彻毛主席的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新课题。

宣传队进校后，有些同志对这部份“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很反感，称他们为“黑种子”，不敢沾边，不重视做他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不重视，一小撮阶级敌人很重视，千方百计地把他们引入歧途。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的女儿──自控系学生刘涛为例，我们进校前后，阶级敌人就曾不断利用写反动信，登门拜访，以交朋友、谈恋爱等各种方式，对她进行引诱和毒害，想把她拉上反革命的道路。类似的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无产阶级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争夺战，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学习了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的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教导，认为宣传队在这场争夺战中，必须打主攻战，加强对这些人的教育工作，争取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不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

几个月来，我们的工作时紧紧围绕着一个“拉”字进行的。我们发动和组织他们参加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在斗争中提高他们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帮助他们认清修正主义路线和他们老子的罪行和错误，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帮助他们领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同时，我们经常针对他们的问题和活思想，通过大会、小会和谈心活动，向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对他们进行热情、耐心、细致、艰苦的思想教育工作，最终使他们能够作到“划”（同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清”（肃清流少奇和反动老子对自己的影响）、“站”（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比如刘涛，我们进校后，及时了解她的活思想，用毛泽东思想启发教育她。当发现她有悲观的“宿命论”时，宣传队就给她讲明父母不能由自己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可以由自己选择的道理，教育她彻底地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划清界限。当发现她因为一部份群众歧视自己而产生同群众对立的情绪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群众的教导，使她正确看待群众对刘少奇的革命义愤，并自觉地与群众一起批判和声讨刘少奇的罪行。当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永远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党时，老工人又和她一起学习全会公报，共同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在老工人的帮助下，刘涛写了八份揭发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直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刘涛毕业离校时，宣传队还同她进行了三个小时的谈话，教育、鼓励她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刘涛感动地说：“工人师傅对我的教育，使我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不仅挽救了国家，而且也挽救了我自己，我要彻底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滔天罪行，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事实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英明指出的，“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我们深深体会到：同敌人争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最根本的一条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使他们不论走到那里，遇到什么情况，都有“免疫力”，使敌人现在拉不动他们，将来也不能把他们拉过去。经过我们的工作，现在清华大学“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除极少数坚持顽固态度外，大多数都有显著进步，表现较好。工化系有六十九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工人宣传队刚进校时，一片消沉，如今都投入了革命的大批判、对敌斗争的革命群众运动，其中有二十人成了积极分子。如王芹珠的父亲原是一个地委干部，历史上曾叛变革命，运动中被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王为此曾一度产生悲观情绪，经过教育后，现在不论在大批判中，还是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都是敢打敢冲，并积极起来批判老子自绝于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后来被群众选为班长，发挥了骨干作用。

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

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在清华的代理人蒋南翔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在清华大学把许多教授、讲师安插在各系的党政领导岗位上，全校十一个系和一个基础课，正副总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共有九十八人，其中属于“双肩挑”的（即同时担任教学任务）有九十五人。冶金系各教研组支部书记、正副主任以上共有三十四人，“双肩挑”的就有三十三人。这些人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支基本力量。正确处理这些人的问题，是落实毛主席的政策、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极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如工化系主任汪家鼎（三级教授）、基础课总支书记李卓宝，十几年来都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抵制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他们还重用过一些坏人，并犯有一般右倾言论的错误。过去他们是蒋南翔重用的“红人”，同蒋南翔来往较多。他们在运动中都被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批斗，群众认为他们是蒋南翔等“一小撮”里的人物，因此两年来谁也没有去考虑要解放他们。

宣传队遵照毛主席“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的伟大教导和“一二·一”“一二·二六”重要批示精神，首先，引导革命师生员工在深入批判的同时，对他们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的分析，认为他们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又都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他们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十几年来他们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但也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因此，不能算是坏人。

其次，在最后处理他们的问题时，必须实事求是，注意分寸，运动中革命群众起来大揭大批，上纲上线，是完全必要的，对他们是有益的。但定案落实的时候，就要慎重甄别情节的真实程度和严格区分问题的性质。这里特别要区分如下四种情况：（1）把工作关系上的来往同蒋南翔等一小撮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来；（2）把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同蒋南翔等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大力推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3）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散步的一般右倾言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区别开来；（4）把由于不突出政治，坚持业务第一重用了一些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包括少数坏人）同出于反革命目的招降纳叛、网罗重用坏人区别开来。经过群众分析研究，认为他们是属于前者，即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而不属于后者，即一小撮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家。

对于这些人，态度很重要，改悔与不改悔关键在于对自己的问题或群众的批判抱什么态度。汪家鼎在工人宣传队进校后，能主动斗私批修，找宣传队和革命群众汇报活思想，找对自己意见大的师生徵求意见达五十余次。能够彻底检查批判自己的问题；能够正确对待和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能够同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划清界限；能够大胆揭发别人，在实践中确有改悔的表现。他在批判自己的同时，还积极参加革命的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因此取得了群众的谅解。但是李卓宝由于抱着过关的思想连续检查了两次，群众都没有通过，不过群众仍然坚持一方面对其错误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充份地给她留有觉悟的机会。后来，李卓宝在群众的批判、教育下，有了觉悟，取得了群众的谅解。她痛哭流涕地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从泥坑中挽救过来，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条生命。今后，我要永远忠于毛主席，刻苦学习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对于他们两个人以及类似这样的人，群众还打算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按其专业特长，给予适当的工作，以便在实践中继续考察他们，教育他们。

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份批判，要给以出路。

在清华大学被群众称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大小小有一百余人，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十四人。

这些人不是特务、叛徒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但他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在学术领域内大搞封、资、修和“三脱离”的一套货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重要支柱。由于他们长期受蒋南翔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重用和吹捧，占踞要位。他们人数不多，流毒很广，影响较大。其中原土建系主任、一级教授、建筑学反动权威梁思成，原副校长、一级教授、机械学反动权威刘仙洲，力学反动权威钱伟长（曾任副校长、一级教授，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被撤销一切职务，降为三级教授，一九六一年摘帽）尤其如此。经过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政治上是不那么香了，但也不是那么臭。有些师生还把这些人比作臭豆腐，说“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政治上臭，业务上香”；另有一些人则主张将这些人全部来个“吹灯拔蜡”，当作“废物”处理算了。

宣传队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的教导，选定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三个典型，发动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抓住他们的要害问题，紧紧围绕着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集中批判了他们的学术是在什么路线指导下，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样就打中了要害，充份揭露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肃清他们的流毒，使他们没有放毒的市场。使师生员工受到了很大教育，认识到“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伟大真理。有的人说：“现在再来看他们那一套货色，就不是‘臭豆腐’，而是‘臭狗屎’了。”

同时，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是在批判中，要注意把他们同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区别开来。可以背靠背地批，面对面批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坐在凳子上听，要重在触及灵魂。刘仙洲说：“虽然让我坐着，却如坐针毡。”二是在批了之后，不再让他们在校、系等各级领导岗位上当权了，但教授的头衔可以保留；身体好、能做点事情的（如钱伟长）要用，他那一套体系必须砸烂，但在分体上、个别部份上还有用，应有所取。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如梁思成、刘仙洲），也要养起来，留著作反面教员。对他们的生活不要太苛刻。对于准备用的人，要多给他们创造锻炼改造的条件，钱伟长要求下工厂劳动改造，十一月份开始就让他同一部份师生到特钢厂劳动，最近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了旧思想同新时代的矛盾，我如果不走这样一条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从政治思想到生活习惯上同时代格格不入，好像辛亥革命后的满清遗老一样，发展下去太危险了。”他表示要一边劳动锻炼，一边研究教改问题。

宣传队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字当头、给予出路的处理，不仅使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受到了很大教育，表示要在晚年多为社会主义出把力，也使其他不少老教授看到了自己的出路。他们感到有了奔头，也活跃起来了，主动清理自己的问题，表示要争取“一批、二用”。

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混在清华大学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有两点值得注意：

（1）历史的多，现行的少。所谓历史的，即解放前参加特务组织、反动党团和担任敌伪官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既无联系，又无活动了（个别人也有现行问题）。所谓现行的即披着学者外衣从事特务活动和进行其他反革命活动的家伙，以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两种人在教授和一部份讲师中属于前者的占多数。

（2）他们多是一些搞理工科学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掌握某些有用的学识和专长，如数理化知识和外语能力等。在他们“一清二批”了自己的问题之后，我们可以酌情利用他们的一技之长为无产阶级服务。

从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和分析出发，宣传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教导，在发动群众狠揭狠批和搞好内查外调工作的基础上，普遍开展政策攻心战，给他们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在他们低头认罪，彻底坦白交待和决心重新作人之后，则给予从宽处理，能不捉的尽量不捉，能不戴帽子的尽量不戴，给他们以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机会，借以立功自赎。去年十二月五日以来，全校开了三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会，从宽处理了教职员中包括历史特务、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企图叛国分子在内的五个反革命分子。这五个人都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分子，要戴帽子是完全够格的。但是，在毛主席的“给出路”政策的感召和革命群众强大的政策攻心战的压力下，他们能够低头认罪，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态度较好，宣传队便决定不给他们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只是因为他们问题轻重、态度好坏还有差别，决定对其中三人仍然实行群众监督，以观后效。对于死硬的反革命分子，则给予无情的揭露和狠狠打击。如直至去年三月还为美帝国主义送情报的现行特务王振通、拒不交待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刘玉泉都经过群众路线，给予严惩。我们还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充份利用每次大会以后一些有严重问题的人矛盾、动摇心理，不失时机地展开群众性的政策攻心战，使一小撮阶级敌人迅速分化、瓦解。有的说：“现在出路给摆出来了，我要‘竹筒倒豆子’，争取从宽处理。”结果三次大会有一千零六十五人坦白交待问题，其中交待重大问题的一百四十七人，从而大大扩大了坦白面和教育面。正是：宽严了几个，争取了几百，动摇了敌人的营垒，把极少数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驱逐到狭小的孤立的阵地上去”。充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不可抗拒的威力。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