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区县、工厂、学校、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很好，这个报告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他们严肃认真地贯彻执行了毛主席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政策。这些经验，对各单位做好清理阶级队伍核实定案工作，是有帮助的。望你们认真学习，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参照执行。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

北京新华印刷厂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的做法和体会

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定案工作，是斗批改阶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驻厂解放军宣传队的帮助下，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认真落实毛主席“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伟大教导，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在基本材料落实的基础上，最近对厂里的一些批斗对象做了定案处理，其做法和体会是：

一、发动群众，加强领导，统一认识，统一政策

在定案工作中，要不要走群众路线和如何走群众路线，仍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关门定案，不让群众知道；另一种是放弃领导，群众爱怎么定就怎么定。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为了避免上述这两种错误倾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这一伟大教导。他们认为发动群众就是用毛主席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政策武装群众，加强领导就是集中群众中符合毛主席各项政策的那些正确意见，做到在领导和群众中“统—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厂革委会决心在定案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决反对任何不负责任、尾巴主义的工作态度。

北京新华印刷厂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根据毛主席“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教导，采取了层层发动，全面发动；逐步统一，全面统一的办法。他们认为如果一下子把一个人的问题拿到全厂三千多名工人群众中去对他定案，势必会造成意见分歧、难于集中的困难局面。因此必须思想先行，逐步统一才能把定案工作搞好。为此，他们首先在革委会和连队领导班子中办定案学习班，解决个别领导成员害怕群众掌握不好政策而不敢放手和怕负责任，怕别人说自己“右”倾，不敢集中正确意见的活思想。然后又抽调各连队的少数工人群众举办全厂性的群众定案学习班，在提高政策水平的基础上进行试定。最后在今年二月底，在全厂范围、包括家属区在内，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定案运动，动员了所有的人，包括一些长期在家养病的群众，都投入这场运动。形成了人人学习党的政策，个个谈论定案工作的生动活泼局面。在这中间，全厂开办了有各种人组成的定案学习班：有领导和骨干分子组成的学习班；有工人群众组成的学习班；也有被定案的审查对象组成的学习班，甚至连过去已经定了案的一些阶级敌人，也让他们在群众的监督下组织了学习班。前两种人组成的学习班，主要任务是统一认识，统一政策，提高觉悟，对定案对象进行定案；定案审查对象组成的学习班，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对照自己的罪行，进一步交代揭发问题，认罪服罪，争取宽大处理。而定了案的阶级敌人组成的学习班，则是让他们用毛泽东思想继续改造自己，正确理解党的政策，给他们指明出路，同时叫他们自己争取出路，早日改造成为新人，争取把已经戴上的帽子摘掉。

在革命群众组织的定案学习班上，一开始就出现了种种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的活思想：不少人出于一时气愤，一听到具体人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就气炸了肺，忘记了党的政策，甚至有个别的同志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可以宽大处理的，通通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对他们实行专政算了；有的人则因为私心杂念作怪，不敢坚持党的政策，抱着“宁左勿右”、“宁严勿宽”、“宁推勿拉”的思想对待定案工作；有的因为对党的给出路政策还没有真正理解，想不通有的人已经批倒批臭了，还为什么给出路?装订连队的个别人说：“我们这样五六百人的大车间，揪了半天，按照党的政策，又给宽大了，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

厂革委会面对群众中这些活思想，决心大胆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把定案工作纳入毛主席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轨道土来。在学习班上把重点放在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和领会党的政策的工作上，提出一学、二议、三摆、四批、五看、六定的工作程序。一学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党的政策；二议是议定案的目的和意义；三摆是摆定案对象的问题，同时摆自己的活思想；四批是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五看是看定案对象的悔改态度；六定是提出定案意见。他们把定案的过程看成是落实毛主席指示的过程；看成是锤炼每个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三忠于、四无限的过程；看成是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的过程。广大工人群众翻遍了毛主席的四卷红宝书和一系列最新指示，选出了五十八条针对性很强的语录，天天学习，天天对照，天天讲用。广大群众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这样信任我们，我们可不能不听他老人家的话，党的政策，一字一句也马虎不得，这正是考验我们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时候。

通过学习，全厂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到，定案处理是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定案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几个人的问题，是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为了提高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武装自己的头脑，是一次最好的政策教育；对于阶级敌人来说，则是为了促使他们的改造，把他们尽可能地、尽快地由坏人变成好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更多的人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服务，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使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向人民投降缴械，把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搞得更彻底。

二、把好人和坏人区分开，正确解决未解放的干部问题

对于未解放的干部定案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由于采取了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最近将一部分未解放的干部做了定案处理，避免了“打不倒，放不了，定不下，管不好”的现象。大大促进了斗批改的进程。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个厂根据毛主席这一教导，对干部定案过程中，做到了“一清、二批、三分析”：一清是把每个未解放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问题搞清楚，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里要求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精神，一方面严肃认真地对每个人的历史进行反复调查核实，另一方面实事求是地考察每个干部的现实表现；二批是发动群众批判干部的错误，同时又促使教育这些未解放的干部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自己过去的罪行和错误，上挂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下斗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心杂念，狠挖思想根子，做到与错误思想彻底决裂；三分析是用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历史地去分析一个人的本质，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按照党的政策，把犯错误的好人和坏人分开。

这个厂的革命群众，按照毛主席“对于那些犯了错误但是还可以教育的、同那些不可救药的分子有区别的党员和干部，不论其出身如何，都应当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伟大教导，在分析每个人的问题时，注意了下面几个区别：

（一）把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过工作关系的来往，同搞阴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区别开，不能笼统地把这些人说成是“黑线人物”、“黑爪牙”。

（二）把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而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过去有不少人，由于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忠实地执行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他们还不是有意识地搞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用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这个问题。比如这个厂原党委副书记邓国彬，过去曾忠实地执行过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集团为了反对和抵制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所推行的“四自原则”，砍掉了全厂几十个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群众认为这个副书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仍然是属于执行问题，而不是出于他本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目的。而另外一个原厂党委宣传部长，一九六二年自作主张，恶毒地将国庆游行所抬的毛主席著作模型强迫工人换成大叛徒刘少奇的《黑修养》模型，原来这个家伙是一个“三开”干部，一贯地坚持反动立场，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坏分子。

（三）把由于阶级斗争观念不强、重才轻德而重用包庇了坏人坏事，同出于反革命目的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网罗牛鬼蛇神（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区别开。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过去主管全厂干部工作，而这个厂付印毛主席著作的权，却掌握在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手里，大家分析认为，这件事只能说明李同彦过去缺少阶级斗争观念，麻痹大意而犯了严重错误，不能认为是他有意识地安插坏人破坏印制毛主席著作。

（四）把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说过一些错话、散布过一些一般的右倾言论的人，同一贯坚持反动立场进行恶毒攻击加以区别。说过错话的，有过一般右倾言论的人，既不能无限上纲，说成三反分子，也不能把一些恶毒攻击的言论看成一般问题。

（五）把执行集体决议同自作主张干坏事区别开。原代理厂长姜信之，开始大家认为他是厂长，厂里的那一件坏事没有他的分？如六二年厂里走资派执行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仁的黑指示，集体商定将印制毛主席著作的四十台机器一下子砍掉三十五台。这次定案中，革命群众把这笔账算在了刘仁身上，而认为姜信之在这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

（六）把下面的坏人干了坏事而他不知道或未作严肃处理的，同和坏人合谋或指使坏人干坏事区别开。

（七）把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来亮相又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干部，同在运动中有意挑动群众斗群众，幕前或幕后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区别开。

上述七个区别，不是说犯有这样错误的人完全没有责任，而是区别好人犯错误和坏人干坏事时必须掌握的几点原则。

例如这个厂原技术副厂长董维良，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崇洋崇美，推行资本主义经营路线，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假洋鬼子”。运动中从他家里抄出了不少反动证件，其中有蒋该死和大军阀白崇禧CC特务头子陈立夫给他签发的一些反动证件。所有这一切，解放后这个家伙不仅严加保存，而且有的还做了复制品，妄图变天。当革命群众抄出后，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后来一直死不承认自己的反动思想。大家认为这个家伙从骨子里是反动的，最后一致同意给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专政。

另一个例子是原代理厂长姜信之，这个人的主要问题是过去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没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边，干了一些坏事。开始大家认为他过去是厂长，运动中又没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打倒是不成问题的。后来经过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了这个人以后，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其理由是：（一）这个人参加革命较早，历史没有问题，过去工作还较努力，历次运动中表现还不错；（二）他虽然过去忠实地执行了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他不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由于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路线斗争觉悟不高；（三）运动中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而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不足，私心杂念过重，识别不出那些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些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之犯了错误；（四）过去虽然有一些抵制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但不是恶毒地攻击；（五）经过群众揭发批判，他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在群众中作深刻的检查，有改悔的决心。最后全厂群众通过，作为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予以解放。革命群众说：“象姜信之这样的人，如果不允许他改正错误，把他推到敌人那边，革命就少了一分力量，多了一个敌人。”

这个厂革委会认为，“一清、二批”是解放犯错误干部的前提，要教育干部认识到过去革命群众冲击批判他们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是对他们的挽救，没有七斗八斗他们本人就不能很好认识错误，接受教训。同时也要不断教育群众提高政策水平，学会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识别一个人，要看到这些过去犯过错误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进步，解放他们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等于“干部稀里哗啦解放了，文化大革命白搞了”，过去批判他们是大方向，现在解放他们也是大方向。

三、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敌人，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厂革委会在定案工作中，始终坚持“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原则，认真执行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那些叛徒、特务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除了罪大恶极不重判不足以平民愤者外，其余的在“宽”与“严”之间，都存在一个“推一推，拉一拉”的问题，关键是一个“拉”的问题。

这样做的重要意义在于：符合毛主席历来所教导的不树敌过多的思想，有利于进一步分化瓦解和孤立一小撮顽固分子；有利于教育和争取这些人的亲属和子女；有利于充分利用活的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有利于加强群众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工人群众说，党的宽大政策，正体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英明和伟大。宽大一个人就能分化一大片；改造好—个坏人，为革命就增加一份力量。如果不执行“坦白从宽”的政策，分化不了敌人，那才是真正的右倾。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真正的敌人，不怕“左”，也不怕右，就怕你切切实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政策。政策执行得越好，阶级敌人越惶惶不安，搞得他众叛亲离，阵脚零乱，最后彻底孤立。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对揪出来的阶级敌人，又一次对他们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把他们组织起来开办学习班，继续用党的政策对他们展开攻心战，促使他们进一步交代自己的问题，揭发坏人，提高认识，低头认罪；另一方面对他们“批”字当头，进一步把他们的罪行批倒批臭。工人群众说：“不批就改造不好他们，不批就谈不到对他们给出路，不批就是在政治上最大地保护了他们。不批就不能教育群众，肃清其影响。批正是为了给他们以出路。”

在争取改造阶级敌人重新作人的过程中，做好这些人的家属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次定案过程中，各级领导班子的成员和工人群众，经常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做工作，向其家属和子女交代政策，发动他们敦促这些人悔过自新，彻底交代问题。这个厂的阶级敌人的家属和子女，经常举行家庭批判会。阶级敌人在厂里、家里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有的人开始彻底与反革命思想决裂，表示愿意尽早地改造成新人。例如有一天晚上正下着大雪，后勤连的勤务员和几个群众，去到已经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家里。一进门，全家人正在厨房里批判他。原来这个反革命分子和其爱人出身都很苦，其爱人就用他的家史来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最后这个反革命分子说：“原来我想破罐破摔，总以为戴了帽子永远没有希望了，现在革命群众这样挽救我，我一定要好好接受改造，将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帽子，改造成新人。”

在政治上给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在他们低头认罪的情况下，再给他们以不同的出路，这是定案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没有这一步工作，定案就达不到真正的目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在具体定案时，北京新华印刷厂认为必须做到三个区别： （一）区别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定案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弄错了会放走敌人，冤枉好人，就不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顽固不化的阶级敌人，就是政治上的最大错误。（二）历史的还是现行的要加以区别。历史的问题，有其时代背景，只要交代清楚，能够认罪，一般的宽的幅度要大。例如历史反革命分子张春华，一九四四年在哈尔滨加入一贯道，同年升为坛主，发展过四名道徒，接收过十几名道徒，并与哈尔滨总坛点传师（已镇压）等反动头目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宣传。哈尔滨市解放后，仍然隐藏办道工具香炉、佛像等，并掩护反动头目逃避法律制裁。这个人一九四八年混入我党，长期隐瞒罪行，并窃取了厂物资科副科长的职务。经过批斗尚能认罪，最后群众讨论，给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群众不监督，清除出党，撤消职务，放在车间劳动。（三）态度好坏的区别。态度好坏，主要是看其是否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揪出前主动交代的算态度好；揪出后经过政策攻心战和批斗交代的也算态度好。总之，最后能全部交代自己的罪行，彻底缴械，向无产阶级投降，重新作人，不破坏，不捣乱的，都算态度好。

对于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厂认为在具体对待上仍然要有区别：（一）情节严重，但不是一贯的，认罪好，态度老实，不戴帽子，也不监督，在劳动中改造。（二）情节比前一种更为严重，但态度较好的，虽然不给戴帽子，但必须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例如有一个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为了进行阶级报复，企图行凶杀人，并有恶毒攻击的三反言论。但他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定案时大家认为他态度还比较好，没有给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仍需群众监督一段，看其如何。

根据毛主席“假如我们能够从他们队伍中多拉—些人出来，那敌人的队伍就减少了，我们的队伍就扩大了”的教导，对于那些已经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这个厂认为仍然应当给他们指明出路，使他们有奔头，不致与人民顽抗到底。在这些人组成的学习班上，革委会、军宣队和革命群众，经常给他们讲党的政策，促使他们尽快地改造为新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进一步分化孤立他们中的顽固分子，这个厂在定案过程中，把戴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实行群众专政的尹铭兆，摘掉帽子。他们认为，过去给他戴上帽子，是对敌斗争的需要，现在给他摘掉帽子，同样是对敌斗争的需要。

厂革委会根据毛主席“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和“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都有前途。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的教导，在对那些定案对象的具体处理时，这个厂的做法是：凡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一）政治待遇问题：凡戴上帽子交群众专政的，则一律剥夺其政治待遇，但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可以让他们参加一些批斗会、学习会等，以促其改造；属于敌我矛盾，但未给戴帽子者，有的可以在群众监督下参加—般的群众活动；有的则取消群众监督，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例如有的人虽然够上公安六条中所指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头衔，但过去罪恶不大，解放后一直表现比较老实，民愤不大者，则给予他们公民权，还可以称“同志”。（二）党籍问题：是党员的，不论戴帽子与未戴帽子的，则一律予以开除。（三）工作问题：不论是戴帽子和未戴帽子的，都给予适当的工作，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增加财富，更重要的则是把他们放在群众中进行劳动，有利于改造他们。（四）工资问题：凡戴上帽子的或未戴帽子交群众监督的，如原工资高于—般工人生活水平，应适当降低，但要使他们在生活上过得去；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一般的工资不动。

对于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予以解放的干部，党籍问题，按毛主席“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要求，通过整党，决定其劝退还是保留党籍。工作问题，有的可以结合到各级革命领导班子里，如原党委副书记李同彦，被解放后在车间当了一个时期的工人，表现很好，有革命干劲，最后又通过群众，把他补选进厂革委会。有的则按其专长、技能和身体条件，安排适当工作。工资问题，有些人虽然不再做领导工作了，但工资一律暂不降低，待以后再说。

  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
八三四一部队驻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新华社总社记者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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