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检讨

赵毅敏

同志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部领导人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中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关于我所犯的错误，我愿意在今天的大会上作认真的检讨，请同志们给以批评和帮助，我有决心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使坏事变为好事，完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我先讲讲我的根本错误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首先我的立场站错了，屁股长期没有坐在革命群众一边。因此我在长时间内对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革命左派的态度是错误的，又由于我只在少数上层人中打圈子，并且又受到了大字报中对革命左派同志的一些流言蜚语和攻击的影响，因此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不是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左派，对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群众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感到义愤也未设法制止，却认为这是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现象，这就为围攻革命左派的行为开了绿灯，加以认可。同时，我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而是长期脱离群众，闭目塞听。这样就自己割断了向革命群众学习的道路，不能吸取群众的智慧，不能倾听革命群众的呼声，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教育来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怕什么呢？怕“乱”，怕群众有“越轨行动”，怕失掉自己的“尊严”，怕搞坏老同事间的关系，因而怕同他们进行原则性斗争，怕丢掉乌纱帽，也怕群众抓住自己的小辫子不放。怕这怕那，无非是怕群众，怕革自己的命。

以上这些主要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原故。

今后我要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长期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彻底扫除一切私心杂念，树立一切为公的思想。破除自己头脑中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在自己思想中来一个夺权斗争，真正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由于上述的立场错误和思想错误，我会经讲过许多错话：

（1）我曾说过：“我们的青年是可爱的，有错误就承认，能够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大意如此）。对这些话，在相当的时间内，我还认为讲的不错，认为是对青年的鼓励。现在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当我以后了解到他们是在很大的压力下被迫承认错误的时候。我这些话实际上是给压迫他们的人起了帮凶作用。应当承认错误的是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老家伙。革命青年应当鼓励我们承认错误，而不是相反。

（2）为弄清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冷冷清清的原因，我曾设想一些问题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我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部文化大革命那时冷冷清清的原因是不是由于我部群众不革命，是不是由于我部对群众镇压的特别厉害，我当时认为都不是，因为不能把冷冷清清的原因往下推，不能由群众负责，不能认为我部群众不革命，也不能认为我部对群众镇压的特别厉害，因为镇压越凶反抗越大。原因既然不应推给下面，不能推给群众，那就只能由上面负责了。因此我就想提出建议，召开大会由领导作检查，并由群众进行批判来打破冷清局面的问题（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当时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客观和公正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因为我部文化大革命那时冷冷清清的原因是一系列或明或暗有组织地围攻革命群众，严重地挫伤革命群众积极性的结果。强调我部对革命群众镇压的不特别厉害，就是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减轻罪责，为自己减轻罪责。

（3）我还提出过是形式决定内容呢或是内容决定形式，以及对冷冷清清也要一分为二来看的问题。意思是说：1、在前一阶段，我部文化大革命也比较热闹过。2、现在大家也不是没意见，是个热水瓶，外冷内热。现在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是有害的错误的，因为这无非是想说明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有问题，但不大不多。这也就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作了辩护士，事实已经证明了，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是不大不多而是又大又多。

（4）关于各地红卫兵问题，我曾说过：目前系统很多，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但最后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面。有同志问，这是否有些怕乱思想。是的，有这样的思想，虽然我指出了最后会在毛泽东思想下统一起来，但只讲到了红卫兵的一方面的现象，而没有讲红卫兵的成绩和伟大意义，这是错误的。

我一定还说过许多错话，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对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几个重大事件前后不同的看法。

（1）去年六月初罗晋标等革命青年批评部领导对运动领导不力要求中央派工作组的大字报，受到了围攻，被侮为“反党小集团”等等（以后才知道还给这些大字报照了象）。这是一个严重事件。这是我部革命青年积极性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七月中旬我自国外回来以后，在八处的会议上虽曾两次谈到对罗晋标等革命青年批评部领导的大字报要正确对待，不应责备这些青年同志，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应当积极地鼓励这些革命青年继续大胆地对领导提意见，应当批评对他们进行围攻的行为。这些我都未做，无疑是错误的。当中央军委提出平反问题以后，我虽两次向八处负责同志（李肖白、何锡全同志）说过，应当对这件事作认真的检讨，应当给他们平反，但我未亲自抓这件事，这也说明我还未真正站在革命青年一边，同他们共呼吸。

（2）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次造成严重恶果的会议，即八·二四会议，九·七会议，九·一○会议等。我看到了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对这些会议所写的大字报和整理的材料，我同意革命同志们对这些会议的分析和意见。这些会议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是几股逆流，都起了压制革命群众，围攻革命左派的作用，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八·二四会议我没有参加，但事先酝酿要召开这次会议我是知道的。当时听说一连发生了所谓“乱斗”的情况（即指斗争坏分子王真并设了所谓“水牢”，以及拉许立等陪斗等），需要交待政策，我当时有怕乱思想，也同意开会交待政策。

事实上八·二四会议的情况说明在交待政策时把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总路线总政策丢在一边了。就是说，“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被丢在一边了，而所实行的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这是大会上发生围攻毛宝忠等同志的真正原因。

长时间内，我对这次会议的认识是错误的，我曾认为：伍修权同志在会上发脾气是错误的，但会议的基调还不应当一概否定，对伍修权同志的错误也不应当夸大；伍修权同志不让毛宝忠同志在会后再作检讨是正确的，这就在实际上包庇了伍修权同志的错误，掩盖了会议的实质，抹杀了会议的恶果。我坚决放弃这种认识，改正错误。

（3）“九·七会议”我没有参加，只是当同志们揭发了以后，才知道伍修权同志召开过这样一次会。我曾经问过他，他说是安排抓革命促生产，附带对杜永彬同志的问题吹吹风。我没有再多的查问，就放过去了，我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才知道这是一次醉翁之意不在酒（却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是别有用心的“会议”，不是什么简单地吹吹风，而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煽风，点火，示意树旗，准备围攻的。

（4）九·一○会议我参加了，会议结束时伍修权同志讲了一些话，是用书面写好的（他没有给我看过）。说老实话，我当时对杜永彬同志的问题还是原来的看法，即检讨一下取得经验教训就算了，不要再升级，不要再扩大，不要挑起群众斗群众，不要指向九、十处。我绝未想到伍修权同志又在这次会上发出新的进攻信号弹，（6）号召大家“迎接新的战斗”。我完全同意，九·一○会议（加上“九·七会议”）是造成围攻革命群众严重事件的关键。这次所发动的对革命群众大围攻在一段时间里大大挫伤了我部革命群众的锐气，加上九月十四日九、十处的革命同志被迫写了检讨的大字报就使我部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陷入了冷冷清清的局面。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是事实。

（5）关于夺权报告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我上班的时候秘书通知我在（刘）宁一同志办公室召开一个会议要我去参加，我问他讨论什么问题，他说不知道。我到宁一同志办公室后才知道他们准备写一个报告给康生同志反映一下我部的夺权问题，当时宁一同志正在给外交部打电话，了解那边的夺权情况，在酝酿起草报告的时候伍修权同志先提出了似乎已准备好的意见，当时我只讲了一句话，说“根据周总理最近的谈话，夺权要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最后的稿子我未看到就生病到医院去了，后来才听说我部的“三联”也恰在那时准备了“夺权”的计划。这对我完全是预先毫未料到的意外的消息。我既然参加了起草报告的讨论，就对此事负有责任，但报告和“三联”的夺权计划“是预谋呢？是偶合呢？我是完全蒙在鼓里毫无所知的。事后想来，这个报告是毫无必要的，完全是多此一举。

同志们，我愿意并坚决随时修正错误，我愿意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取得革命群众和党的谅解。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愿把这一教导作为终身座右铭并切实履行。革命有先有后，觉悟有早有晚，我不愿意掉队，我有决心改正错误完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军当一个战士，当一个小学生，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