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

首先，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我带着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悔罪的沉痛心情，怀着为党为人民立新功的强烈愿望，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来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参加中央举办的江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这样一个屡犯严重错误的人，一再教育挽救，使我万分感动。我从心底里更加感到毛主席亲、更加感到党的温暖，更加感到革命造反派批判帮助的可贵。

过去我在甘肃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到江苏，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忠，对革命小将不亲，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不恨，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给人民造成了痛心的损失。这里我要再一次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再一次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低头认罪，再一次向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低头认罪。

下面检查我的主要罪行。

(一)

在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伟大历史文献《五·一六通知》中，早就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可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一直很不理解。在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压制、反对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成为旧省委凶残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之一。

运动初期，我分管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抓右派”的错误指导思想，把斗争矛头对下，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对江渭清学着刘少奇的调子，一再宣扬“引蛇出洞”的谬论，深信不疑，曾多次加以传播。在几次会议上我都嫌省级机关的“温度不够”，强调“要加温、让右派跳出来”。当革命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火开始烧到旧省委内以江陈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头上，这时传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八条”黑指示，我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想用“内外有别”这根稻草捆住群众的手脚，企图扑灭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旧省委规定“给省委书记提意见用小字报”，以后又规定“要写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要送到省委办公厅。如果一定要贴在本单位，要分辟一间房子贴。”这些镇压群众的黑规定，我不仅赞同，而且在机关里积极推行。后来机关里出现了“大字报人人贴，也可以贴人人”，“上下左右一起揭，大鬼小鬼一起捉”等错误口号，我又从正面加以肯定。我还曾主持召开了厅局长干部会议，专门交流了整群众的经验，要各单位，揭出来再看，而不是看准了再揭，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更严重的是，我曾布置各口负责人，对机关中的思想政治情况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摸底排队。这样做，用心险恶，是为“秋后算账”早作准备，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能纳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了很大的弯路，有很多同志受压制、受围攻、受迫害，我负有主要罪责，我再次向这些同志道歉、认罪。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勇猛冲击旧省委，我又直接参加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江渭清、陈光在幕后策划，我在幕前硬顶。我多次出场接见革命小将，由于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总是对他们的革命行动，看不顺眼，言不顺心。嘴上“支持”，内心抵制。顶、磨、拖、骗等卑劣手段，都用上了。在受到革命小将严词批判，理屈词穷时，我就这样想：“你们现在可以扬威一时，到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当我听到另一种反映，说我“到底是沙场老将”，“能打硬仗”，“宝刀不老”，我还有些得意。我为什么那样卖力气的保旧省委，实际上也是为了保自己，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取得江渭清的信任。殊不知越是这样同革命小将作对，越是在革命群众身上打坏主意，就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滑得越远。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南大的革命造反派到省委大门口，强烈要求工作队暂不撤离学校，留下接受批判，我照旧省委事前研究的口径，硬顶了一个下午。我不但完全无视革命师生的正当要求，还强词夺理，大放厥词，说什么“江苏省委是革命的，是正确的”，“北京市与南京不同，旧北京市委和南京省委不同，你们不能同样看待”。我还对受蒙蔽的保守派说：“省委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承认，请你们放心”。加深了对他们的蒙蔽，增加了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严重对立。

震动全省的扬州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大专学校和扬州等地的革命师生，在省委大门口静坐一天一夜，强烈要求江渭清出场接见，立即采取措施，解决扬州问题。江渭清借口身体不好，拒不接见，要我去同群众顶磨。群众不答应，一再追问我：“江渭清为什么不出来，生的什么病？”我欺骗了群众，说江渭清“昏倒了”。其实，江渭清那天根本没有生病，而是到中山陵纳凉去了。我革命多年，为了保江渭清，竟然在革命小将面前说谎话，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感到不应该，实在感到惭愧，实在感到罪恶深重。

当首都南下师生纷纷南下串联，在省委大门口组织控诉旧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时，我认为有些人是“下车伊始，乱放空炮”，有的是“右派”或“政治扒手”，“在北京混不下去，到南京胡闹”，我曾要旧省委文革小组设法让保守派“控制讲台”，把控诉会变成“辩论会”。我还曾深夜召集南京四个区委书记开会，布置大造社会舆论，组织围攻他们，妄图把他们搞臭。

运动深入发展以后，革命小将奋起批判旧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南大“八·二七”革命小将把我带到学校里去解决问题，最初我由于革命群众的声威，曾言不由衷的说：“革命师生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决无怨言。”当天晚上，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江渭清传话回来，说这是“绑架”行为，并要我赖在南大不要轻易出来。”我以为江渭清在北京“摸到中央的底了”，头脑里又出现了反右派的念头，第二天态度变得很生硬，拒绝回答革命小将提出的问题。十月十五日，革命小将开大会要我检查错误，我却把江渭清从北京传回来的讲话稿子，一字不差地在大会上照读，趁机大肆宣扬，“我和书记处的同志是坚决执行十六条的，是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此，永远如此。”并大讲所谓被“架”到南大的过程。这篇臭名昭著的讲话，为旧省委贴金，为我脸上涂粉，直接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作用。

不久以后，南京工学院革命小将为解决工作队的检查问题，带我到华东局去。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东工程学院革命小将为处理黑材料问题，我自动代替江渭清被带到北京来。在同革命小将相处的日子里，我改硬顶为软抗，不但对他们不交心，相反地还对他们有戒备。革命小将热诚地动员我揭发旧省委的问题，我却认为他们是想“分裂旧省委的团结”，是把我当作“薄弱环节”，“想在我身上打开缺口”，因而态度顽固，继续对抗下去。

在运动中，我还直接插手华东水利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一手炮制了一个“华水新党委”，想把它培养成“典型”，创造出一套整群众的“经验”。当时还有这样的考虑，华水离省委驻地机关最近，通过“新党委”控制住局面，可以使旧省委少受冲击。华水新党委是旧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御用工具，起了原党委所不能起的作用，变成了“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我的这一罪行，造成的恶果很大。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同群众心连心，无限信任群众，最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重温这一伟大教导，倍感亲切。我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而是追随江渭清、陈光之流，处处刁难群众，残酷镇压群众，甚至把革命小将当作死对头。这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的一次大暴露。立场错了，全盘皆错。

(二)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亲身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决战。这方面的教育最最深刻，终身难忘。

长期以来，我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观念薄弱，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江苏和西北的代理人，妄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识不破，看不透。

我过去在甘肃工作期间，违背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骄傲自满，头脑发烧，蛮干一气，听不进反对的意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三高”，大刮“五风”，损害了国民经济大跃进。二是伤害了一批干部。庐山会议以后，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扩大了打击面，没有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同志。由于我的严重错误，给甘肃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每当想到这一点，就很痛心，深深感到对不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不起广大党员和干部，对不起一千三百万人民群众。

我一直认为批判、纠正我在甘肃的严重错误，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批判我的错误以后，我感到压力很大，加以私心杂念多，满脑子考虑如何检查过关，而对于在一九六○年十二月西北局兰州会议上，刘澜涛、汪锋之流借批判我的错误的时机，全盘否定三面红旗，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实现其把甘肃作为反革命政变据点的罪恶阴谋，我未能识破。我当时对这些问题想不通，多半是从方法上考虑。没有认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更谈不上同他们进行原则斗争。一九六二年我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闭门思过，又中《黑修养》的毒很深，这几年来一方面我感到在甘肃自己确有严重错误，心情沉重。另一方面，又对许多重大问题想不清楚。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刘少奇、彭真、刘澜涛、习仲勋和汪锋之流苦心经营西北反革命政变据点的罪恶阴谋，我才恍然大悟。乌云遮不住红太阳，毛主席真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现在刘少奇和他在西北局的代理人刘澜涛、汪锋之流已经被揪出来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或抵销我的错误。各有各的帐，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质。对于我在甘肃犯下的严重错误，我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这一点，我已经多次向甘肃的革命造反派同志表示过。

这里，我要着重检查的是，在甘肃犯过严重错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不是以公破私，打斗私的进攻战，而是以私防私，打的防御战，就越防越大。一九六五年八月到江苏工作以后，我被所谓“江苏工作稳”，“历次运动都没有伤害领导干部”，“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好”等假象所迷惑，惟恐再犯大错误，处处抱着“明哲保身”，“和为贵”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缩手缩脚，怕这怕那，结果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江渭清、陈光经常吹嘘的“稳”，实际上是“右”的代名词。他们吹嘘的“没有伤害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一贯“招降纳叛、重用坏人，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我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加以剖析，还盲目跟着叫好。我对江渭清、陈光等人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工农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主张把“政治落实到生产上去”，虽然不是毫无察觉，但因害怕得罪他们，尤其怕说“张仲良这个人难共事”，一心想“在江苏站住脚”，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放弃原则不敢斗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革命风暴来势异常迅猛。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我对毛主席不忠，站到了刘、邓反动路线的一边。特别是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深刻揭露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面目，要全党同志“深醒”，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未变，在很长时间内，仍然醒不过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是阶级敌人企图通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政权。在这方面，我确实是个“糊涂人”。以江、陈为首的旧省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质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我在运动中不仅甘顶第一线，而且出了坏生意，做了江、陈的帮凶。旧省委讨论写报告反对红卫兵大串连，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以后又发电报要挟中央批准江渭清“休息三个月”、还提出“要中央派人到江苏领导运动”，我都表尔赞同。直到旧省委垮台前夕，我还认为“江苏省委的问题不大”，相信江渭清、陈光玩弄的“猛转、狠转、直转、快转”的骗局，对他们抱有幻想。我深有体会的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就必然是一个居安忘危的旧秩序的维护者。

毛主席早就指出：“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这一英明论断多么深刻、多么正确！我对毛主席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教导。迎着两条路线大决战的惊涛骇浪，回顾十八年来所经历的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对照检查自己，才猛然悟醒过来。

(三)

我所以屡犯严重错误，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千条错，万条错，错在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错在不能忠于毛主席。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差，把“老五篇”当作座右铭，联系改造自己的思想则更差。由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私字膨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读不进，听不懂，办不好。这是我屡犯严重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尽管我在主观上想保住革命晚节，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却偏偏跟不上毛主席，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第二、我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英明的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将来的和平生活，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官架子大了，官气浓了，官腔多了，严重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身上的明显反应。我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触动，大暴露。

第三，在甘肃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被私字迷住了心窍，保官保职，保既得利益，目光短浅，谨小慎微，怕再犯错误，结果犯了更大的错误。这个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我从屡犯错误的痛苦教训中，深深体会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极为关怀、极为爱护，总是耐心教育挽救我。一九六○年十二月，召开西北局兰州会议，揭发批判我的错误的前四天，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所作的检查报告。在批示中，毛主席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我看后非常感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鞭策。可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刘澜涛、汪锋之流，却不允许我改正错误。他们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不能“顶上护下”，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又硬说我是“想当西北王的阴谋家”。他们就是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借机大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勾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是这样耐心地等待我觉悟，让我在革命群众的热忱帮助下，检查认识错误，痛改前非。两个司令部，对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是谁亲？是谁狠毒？真是明如观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一些冲击，这对我大有好处。今后，更应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虚心学习，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虽然各个革命群众组织没有提出打倒我，但是在我个人来说，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永远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无论如何不能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要坚决把自己头脑里的私字打倒，要坚决把自己身上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打倒，脱胎换骨，从思想上、政治上以至生活上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接受教训，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战线上来。

我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决不辜负革命群众的热忱帮助。一定要知错认错、认错改错。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振作革命精神，重踏革命征途。坚持以斗私批修为纲，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立新功，赎旧罪。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张仲良
196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