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 Chungu's written speech at the Central Party Work Meeting

马纯古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Releases Date: 

Sep,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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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commonly known a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 social-political movement that took pla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66 until 1976. Set into motion by Mao Zedong, then Chairma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s stated goal was to preserve...

〖马纯古: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中央这次工作会议开得很好、很及时,对进一步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重大作用。

在全总机关、在全总党组和司局长以上干部中,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据已经揭发的材料来看,司局长以上干部有严重错误的共十九人,占这一级干部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五。以上这些人,有四人是在全机关大会斗争批判,七人是在部门斗争批判,还有八人是在大字报上批判,尚未斗争。其中性质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赞成三和一少搞修正主义的六人;或多或少直接参加前北京市委、前中宣部、前中直党委反党活动的四人;包庇地主、反革命的三人;一贯对党不满,反对大庆,反对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一人,人数虽少,但他在全总有思想基础。机关革命群众除了对上述人员进行斗争批判外,同时也对全总过去和现在领导上的一些缺点与错误,如工会消亡,业务改革,彭真、杨尚昆对全总的影响,全总领导人的一些生活作风,以及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不够大胆放手等等,进行了揭发与批判,在一时期内,特别是从团中央改组时起到炮打司令部,群众向整个党组或党组一些成员开炮,我们都表示欢迎。九月三日刘宁一同志贴出了大字报,进行了自我检查,同时揭露了全总机关两条道路的斗争,群众逐步认清全总领导内有一小撮反毛泽东思想和听从苏修一套,勾结彭真、杨尚昆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石油工业部与大庆送来大字报,揪出了王维昕之后,机关阶级斗争的形势更进一步明朗化,大家集中力量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外,还揭露一些地主、反革命分子,其中有一个八百亩地的大地主,一个狂言要杀害主席的反革命分子。

以上这些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揭露出来的。我们机关的群众基本上发动起来了,过去不大参加政治运动的,这次参加运动了。青年干部在这场斗争中打先锋。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在不断地克服旧思想、旧作风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克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压制民主或故意扭转运动方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上述那些坏人坏事,事先我们虽知道一些,但知道的远没有揭露出来的这样严重,过去我们和他们这些人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进行过斗争,但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这些坏人坏事的揭露,对于教育我们自己,教育群众,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总在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之所以有这一些收获,主要由于:

(1)我们从运动开始即抓学习主席著作,每到一阶段,召开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讲用会,涌现出一些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凡是运动健康的单位,都是学习主席著作较好的单位。

(2)富春同志指示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高群众觉悟。我们根据富春同志指示,放手让群众去贴大字报,对批评我们的大字报,即令是说过头的,我们也一律表示欢迎。对那些错误的、污蔑我们的、用打油诗讽刺我们的大字报,我们不组织人去反驳;有些干部和群众要反驳,凡被我们知道,我们都进行劝阻,说这些事群众将来是会弄得清楚的。

(3)牢牢抓住主攻方向,把斗争矛头集中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学者权威和牛鬼蛇神。我们是如此,大多数群众也是如此。一个时期,全总党组准备先做工作上的全面检查,群众不同意,说放到斗了牛鬼蛇神之后再安排,这说明群众对党组的看法,以及对党组一些成员的看法,是心中有数的。

(4)组织左派队伍,建立文革领导小组、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选举经过了三上三下,群众很认真,被选举出来的人,都有代表性。我们也说服群众,选上了反对我们的人。我们支持把机关红卫兵组织起来,他们在斗争中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同时组织了接待组,做好来访和送大字报的群众工作。

(5)掌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政策斗争了反大庆的王维昕之后,机关整个形势转变,提高了群众认识,明辨了大是大非。一些不明真相受到王维昕蒙蔽的同志纷纷检讨,我们发觉后,告诉他们用不着检讨,并召开他们继续对党组提意见,写大字报,为了使这些同志进一步解除顾虑,于是又树立样板,宣布与王维昕混在一伙的王敬贤与王维昕区别对待,那些受蒙蔽对党组不满,提了一些意见的同志逐渐安定下来,与大多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那些右派分子在群众中相当孤立。

我们在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

(1)对主席亲自领导的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做法的认识很不够,我们受过去历次运动的框框影响,总想由上到下,由内到外,进行检查,一个时期形成关门整风,群众不满。

(2)不是敢字当头,有一定的怕乱情绪,放手不够,把北京市委束缚群众运动的报告和北京大学六月十八日简报也在机关作了传达,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消极影响,我们发觉之后,又再次在全总机关群众中传达了富春同志的意见,纠正过去。

(3)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们也是积极赞同北京市委的要求,派了干部参加市委派的工作组。对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派工作组的精神很不理解。直到十六条公布后,我们才逐步理解,坚决撤回了派到北京市总工会的工作组,撤回时做了检查。其他一些参加产业部门的工作组同志,有的作了检查,有的群众还要揪着,准备进一步检查。

今后如何办?

(1)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彻底清算《刘志丹》小说的案子。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斗倒、斗垮、斗臭。

(2)在斗批的基础上,系统检查全总领导工作,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大辩论,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系统整改,改革工会的各种条例制度,精简机构,整顿组织,对干部来个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

(3)坚决执行林彪同志指示,发动职工群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工会组织革命化。使工会真正办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