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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清官”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他们既是刽子手,又是骗子手。认为“清官”既有坏的一面,又有好的一面,这不是一分为二,而是折衷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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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可以一分为二
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中,不少人打着一分为二的幌子,来美化海瑞,为吴晗同志的错误作辩护。吴晗同志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说:“在思想认识上,主观地要突出海瑞好的一面,越写越片面……只讲优点,少讲或不讲缺点,把海瑞写成一个封建时代非常高大、完整无缺的政治家。”这就是说,海瑞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蒋星煜同志也这样质问:“我们感到困难的,是对海瑞应怎样一分为二?”“对具体历史人物是否适用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否普遍真理?”“有的说肯定海瑞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否定海瑞为人民做了好事。这样说当然很对,是否就是一分为二的提法?”(《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七日座谈纪要)看来,他们以为只要这么问上几下,就可以狠狠地将对方一军,使对方再也开口不得。
是的,一分为二既然是事物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当然也完全适用于分析“清官”,问题在于如何对“清官”一分为二。
世界上的事物纷繁复杂,千变万化,它们由各种不同的矛盾所构成,因此,一分为二也就必然有其无限多的表现形式,也即是说,每一具体事物的一分为二,都必然通过具体的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能不能正确地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并不是单纯的方法问题,而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和用什么观点去进行分析。对于“清官”只有站稳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够拨开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制造的重重迷雾,还“清官”以本来面目。
怎样对“清官”一分为二
要对“清官”作一分为二的分析,首先必须从分析“清官”的本质和特点入手。“清官”的本质和其他一切官吏一样,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压迫剥削人民的工具;而“清官”又有其特点:既要忠君,又要“安民”,即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制度,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以海瑞而论,他一直以“必求仰副皇上求治之心”自许,所以他不惜“昧死竭quán@①quán@①为陛下一言之”,向嘉靖帝上《治安疏》。可以说“忠君”是他全部言行的出发点。而他的“安民”,不过是考虑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了更好地忠君,更好地求封建王朝“万世治安”而已。所以他一方面积极强化封建统治:大力推行保甲制,巩固封建政权的基层组织,整军修城,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另方面他又反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些人“欲为目前苟安之图,不思万世无穷之利”,反对“竭泽而渔”,直言不讳地说,“竭泽而渔,非不得鱼,明年无鱼”,费尽心机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
吴晗同志是怎样看海瑞的呢?他认为海瑞是“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海瑞的所作所为既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吴晗同志在这里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第一,海瑞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其实恰恰意味着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农民听凭统治阶级尽情剥削,日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列宁曾经尖锐地指责那些肆意美化大地主的资产阶级人士:“你们不明白,你们不是把奴隶变成革命家,而是把奴隶变成奴才了。”在相隔四百年之后,吴晗同志居然还是念念不忘地说海瑞等清官“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不是在宣扬奴才哲学吗?第二,海瑞的某些措施,也许能够做到一时一地的“安民”,但他既然一心是要强化封建统治,到头来仍不免连某些暂时的“甜头”也在事实上化为乌有,仍不免把农民逼上梁山。例如海瑞强迫农民与“矿徒穷民”为敌,并贴告示威胁说,“不死于敌,必死于法。死敌为忠义士,死法为愚顽民”,就是一例。吴晗同志有什么理由对这些所谓“好事”毫无保留地大加吹嘘,一厢情愿地把这些所谓“好事”看作是农民不折不扣得到的“果实”呢?这不是蓄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宣扬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所以表现在他的“政绩”上,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对人民采用反革命的两手策略,他往往软硬兼施,一身而兼任骗子和刽子手。当着劳动人民还没有被逼上梁山的时候,海瑞是用“软”的姿态出现,但一旦他们被“逼上梁山”,起而反抗,海瑞就立刻主张“罪不容诛”,说什么“诏开十恶及强盗重罪不赦,可也”。现在有些人认为“清官”只是使用“软”的一手,甚至只是意味着对农民的“让步”,这是受了统治阶级的欺骗。列宁说过:“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作为一个压迫阶级来说是如此,作为压迫阶级专政工具的“清官”来说,也终究不能与刽子手的职能绝缘。对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揭露他们相反相成、互为表里的两副脸孔,两种手段,决不能为一时一地的假象所惑。验之于海瑞其人,他不正是在《平黎疏》、《治黎策》中主张既要严惩“首恶”,又要“革心宣化”,即所谓剿抚并施吗?他不正是主张“用兵安民,并行不悖”吗?
正因为海瑞既要维护封建剥削,又要防止把农民逼上梁山,而这两者归根结蒂又是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他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不能不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以失败告终。海瑞在《自陈不职疏》中说:“矢心图报,群臣中当莫有如臣者矣。”又说:“欲以身为障,回既倒之狂澜;以身为标,开复古之门路。”可是尽管他多么大言不惭,尽管他对于封建王朝有多么强烈的“献身”精神,到头来却全然无济于事。在他死后五十多年,农民毕竟还是上了“梁山”,明朱王朝覆灭了,而海瑞本人,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无足轻重的一个可怜虫!
折衷主义不能冒充一分为二
以上分析是否恰当,当然可以商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决不能同意某些同志以“一分为二”作幌子,说什么“凡事物总有其两重性,亦即好坏之分。一个坏的集团内也总有好的人,一个好集团内也总有坏的。”(《“清官”、贪官有好坏之分》,《文汇报》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七日)须知世界上的事物固然都有两重性,但由于矛盾性质不同,“两重性”并不永远表现为好坏之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解释。撇开了阶级分析而持上述论调的人,那样含含糊糊地笼而统之地侈言什么“好”“坏”,这就势必导致相对主义和折衷主义,导致好坏参半,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不分,从而掩盖事物的本质。
用折衷主义来代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应当有所警惕。列宁说过,“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某些同志之所以起劲地乞灵于折衷主义,硬说海瑞既有什么“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正是为了表白自己仿佛不偏不倚,平正公允,从而更好地“欺骗群众”吗?
(《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散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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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忄加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