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文化革命运动的进行。

在清华大学，自从五月八日发表了解放军报高炬、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以后，清华全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就异常高涨，但是我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到清华大学去报告时，由于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如何开展，我曾向富春同志、康生同志表示要到开完会以后再说，我不敢随便表示态度，因此仍然以高教部四月十七日座谈会的精神为基调，当时以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内容中央已经点过头，不至有大问题。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与当时清华大学校内的革命形势完全脱节，完全没有反映清华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是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了冷水，起了妨碍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反动作用。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贴出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开始我仍还是不主张在清华贴大字报，理由是清华大学的情况与北京大学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惧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由于看到群众起来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在六月三日上午，我到清华大学去召开了党内干部会议，提出要让广大师生贴大字报的主张；在六月五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去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进一步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并且公开批判了“保卫党委”，“校长是完全正确的”等错误口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企图蒙混过关的假检讨。

六月七日上午，我去清华大学作了最后一次的工作部署，提出要用“大字报领导大字报”，就是说，一方面欢迎一切大字报，一方面又要争取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出一些所谓能起“领导作用”的大字报；对内容“好”的大字报，也就是符合前清华大学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给以支持；对某些不适当的大字报，也就是不符合前清华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那天还具体确定要针对当时攻得最利害的三个问题，即我在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吹捧彭真的问题、高教部在四月十七日召开座谈会的问题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问题，贴出阐明真相的大字报，以澄清思想，实际上这就是组织保皇派的力量，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反扑。在这里，恰恰暴露了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作顽强的抵抗，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六月八日，工作队就来到清华，我这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企图，只有一天功夫就宣告破产了。

我还要特别检查一件事，就是在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北大有学生贴了我的大字报，当时就有清华的学生跑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驳。康生同志和吴德同志曾给我打电话查阅此事。关于清华学生到北大去贴反驳大字报，我在事前确实毫不知情。但是，仅仅是没有主动组织群众到北大去贴反扑的大字报，不能因此就说没有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在运动一开始就马上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表明欢迎本校及外校一切革命群众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诚意，欢迎群众起来革命，起来批评自己。因此，我没有能够一开始就把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就是放任我辩护的那几个学生，滑到错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上去。这是我的错误和罪行，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另一方面，前高教部机关的革命左派，在六月六日对我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同样是抱着抵抗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企图，迫不及待地在六月七日上午，就要求前高教部党委召集高教部内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会，就我和高教部部党委是否为黑帮的问题进行辩论。强迫各人表明态度，把斗争的锋芒，针对首先起来张贴大字报的革命左派。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不但使高教部张贴第一批大字报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而且使许多由于没有认识我的反党面目而对部党委表示信任的好同志上当，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伤害，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高教部的革命左派把六月七日的事件看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色恐怖”，完全是有根据的。六月七日的会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这个会议是根据我的策划而召开的。并且我还在会外通过电话给会议传达指示。因此我是高教部“六·七”白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到六月十日我就停职反省，仅仅四天的时间，我的对抗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总之，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前高教部机关，我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抗拒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陷进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是由于我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毛主席所说的“很不理解”，而且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毫没有觉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想革自己的命，因此在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时，就没有觉悟到应当把自己“摆进去”，首先要“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且害怕群众起来搅乱旧秩序，整垮了旧机构，不好收拾。因此当听到大字报上把自己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时，感情很激动，曾打电话给张际春同志，对何伟同志与教育部贴大字报的同志表示很大不满。这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抵抗和压制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我却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这是一个大暴露，暴露了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我于一九六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

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全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

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我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也曾经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留下了有害的消极的影响，必须加以清理。“两个肩膀挑担子”──这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之时，针对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和很多干部只想埋头业务而提出的，就是要求大家既挑业务的担子，又挑政治的担子。这在当时曾起过一些作用。并在教师和干部中留下相当的印象。但是现在调查起来。这个口号是把政治业务并列起来。没有正确体现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思想，没有突出政治，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判和否定。

“三阶段，两点论”──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是指清华大学共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在解放以前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时期；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的时期。应当用两点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经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朝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前进的。虽然也曾说到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人材，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检查起来，把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清华作为第一阶级，与解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并列，混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反映了我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思想，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清华的反动传统，没有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团结百分之百”──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刚到清华工作不久，针对当时很多教师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很不稳定的情况提出的。当时也曾说明这是我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看实践。事实上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付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事实已打破了这个愿望。但是在三年调整时期我又提起这个口号，而没有加以批判和否定。团结百分之百的提法，就是根本抹煞了在高等学校中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思想，而且是与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党员干部与党外教师合作，要很好会师，互相靠扰”──这种提法是模糊了谁战谁胜。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

“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之时，对全校教师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安定当时清华教师的思想和情绪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这个口号的精神实质，是宣扬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观点，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在清华大学提出的一些口号，比较重要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这些口号的主要错误，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资产阶级专家的欢迎，但是不利于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种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

在过去，我自己意识到清华大学的一些做法还是属于摸索试验的性质，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一般还注意到不要随便介绍和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但事实上有不少兄弟学校到清华来参观、访问、交流经验，流毒很广。因此，对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是很必要的。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把清华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加以摧毁和崩溃。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清华大学的旧传统旧势力，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新大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最后，对于“清华大学要开万人顶风船”的问题，是顶什么人的风，要作一交待。

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下旬，前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召开党内干部会议，总结学校工作，我曾在会上谈到：现在学校的工作困难很多，上面头绪多，干扰多，而学校的工作要求比较稳定地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吃透两头”的精神，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这就需要能“顶风”，我们清华大学是要开万人顶风船。（这是现在记得起来的大意）

当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就在六月上旬，陆定一从天津给中宣部许立群、童大林二人写信，并要他们两人和我谈话（事实上未谈），陆定一也直接以天津给我打了电话。我感觉到来自中宣部的巨大压力，主要的锋芒是对着清华大学的；另外平时也经常感受到来自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不少干扰。所谓“顶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顶前中宣部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风，这是我当时思想状态，决没有撤谎。

（三）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工作中，还有其他许多错误，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总根子。

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高等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过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在高教部的工作中，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过去一直没有正确地坚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最大的力量抓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而是以主要的力量抓业务。前面提到的在教育工作中推行重业务、轻政治的方针，不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等，都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的。

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毛主席着重讲了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后，我仍还毫无觉悟，没有能改正错误。在这几年中，在召开各种会议及其他场合，虽然也常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就是从来没有谈到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高教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召开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在一九六×年十月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的理工科会议上，都会有同志提出，在高教战线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要狠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些同志的革命要求，都给我想方设法压下去了。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听取了某些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后，曾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登在高教简讯增刊上）。在这个意见书中，也是回避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没有提出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维持高等学校的旧秩序，旧统治，这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导，正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重要问题上，直接反对了毛泽东思想。

另外我对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曾经进行了不可容忍的直接的反对和攻击。主要事实如下：

在高教部，听到有些学校，在做数学、力学的习题时，在每个习题的答案之前，都要引证毛主席的语录，另外听到一机部王丰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推行主席语录进课堂时，硬性规定堂堂用、门门用，当时认为上述两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因此就错误地先后在两期高教简讯上加以批评。

在清华大学，听到有人把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背后跑长跑，拉单扛拉不上去时就在一旁念语录，当时也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把这当作形式主义的例证，在大会上提出来批评，并且荒谬地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的符咒来念。

上述事实，暴露了我对广大群众学习并力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宝贵热情，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我不是首先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行动，相反竟在高教简讯上，在会议上加以批评指责，这不但是给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宝贵热情泼冷水，而且是直接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

虽然文教方面的党内主要决策机关，是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教小组，教育部和高教高，都是按照中宣部指示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实际发言权不多，但是在全国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中，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行政领导机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的。作为前高教部长和前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我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积极领导广大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这种恶劣的做法，对全国高等学校都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流毒极广，这一点，我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推脱和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我参加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但是现在检查起来，两年多来，我对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所作的系统指示，除了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传达之外，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没有集中力量，把主席的指示，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太长，要改；高等工科学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学制为最长，就没有下决心及早把学制缩短下来。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忠实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在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还提出全国都要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并且曾经当面问我：高等学校要不要向解放军学习？我当时回答主席说：要向解放军学习。但是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对毛主席所提出的向解放军学习的指示，实际上是采取了极端恶劣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我有时也谈到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但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一谈，只是一种敷衍应付，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一下，高等学校要学习解放军，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着手，如何进行？相反，过去我总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解放军的情况与高等学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在高等学校如何学习解放军的问题上。我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工作。看了今年五月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看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红卫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严重的罪过！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使自己滑入邪路，陷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深渊！

由于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的工作中，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定地抓住兴无灭资这个阶级斗争的纲，因此就滑到了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就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并且要导致在一切工作方面吃败仗。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忠实地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这是我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