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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指示………………………………………………………………………………………(1)
三月一日………………………………………………………………………………………(3)
三月二日………………………………………………………………………………………(5)
三月三日…………………………………………………………………………………… (8)
三月四日……………………………………………………………………………………(10)
三月五日……………………………………………………………………………………(12)
三月六日……………………………………………………………………………………(15)
三月七日……………………………………………………………………………………(17)
三月八日……………………………………………………………………………………(18)
三月九日……………………………………………………………………………………(21)
三月十日………………………………………………………………………………… (23)
三月十一日…………………………………………………………………………………(25)
三月十二日…………………………………………………………………………………(30)
三月十三日…………………………………………………………………………………(32)
三月十四日…………………………………………………………………………………(34)
三月十五日…………………………………………………………………………………(37)
三月十六日…………………………………………………………………………………(40)
三月十七日…………………………………………………………………………………(42)
三月十八日…………………………………………………………………………………(46)
三月十九日…………………………………………………………………………………(47)
三月二十日…………………………………………………………………………………(48)
三月二十一日………………………………………………………………………………(51)
三月二十二日………………………………………………………………………………(53)
三月二十三日………………………………………………………………………………(55)
三月二十四日………………………………………………………………………………(57)
三月二十五日………………………………………………………………………………(58)
三月二十六日………………………………………………………………………………(59)
三月二十七日………………………………………………………………………………(60)
三月二十八日………………………………………………………………………………(63)
三月二十九日………………………………………………………………………………(64)
三月三十日…………………………………………………………………………………(65)
三月三十一日………………………………………………………………………………(67)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代后记)……………………………………………………………………………………(70)
最高指示（略）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一九六七年三月份)
三月一日
▲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推行者；保守组织五军一旗的组织者、支持者；四川“二月镇反”和“三月复辟”的同谋者；李井泉的同伙，阴险狡猾的程子华(原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国家计委第一付主任、西南局建委第一付主任)窥探时机已至，便终于跳了出来，赤膊上阵，与韦杰、甘渭汉之流串通一气，公开扶持保守组织，掀起了一股从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残毒地镇压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而甘、韦也把程子华抬出来，作为“三凑合”的领导干部。
程子华自二月二十六日与甘、韦在××密谈二个多小时后，西南局机关的资本主义复辟，便在他的一手指挥下行动起来。他纠集保守势力，蒙蔽广大群众，对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打击和镇压。他通过钱敏(建委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程的狗头军师)直接操纵保守组织《粉碎反革命逆流勤务组》(以下简称：“粉逆”)和《西南局机关大联合筹备组》(以下简称：“大联筹”)。并示命保守组织去牢牢“掌权”。又吩咐“粉逆”要随时同××取得联系。要求把机关“粉逆”中整理革命派的黑材料和传单，都给××送去。
▲韦杰于本日在《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干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大骂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说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工农业生产!”“搞反革命夺权!”“还要夺取军权!”“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ד支左”办公室政治组指示：“镇反”在成都地区还有一些问题，如卫生系统、省文联、省地质局、交通厅等。省市要统一行动，狠狠打击一批，同时要求今、明两天，把材料准备好。对象是：(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分团长以上的，一律打击；(二)川大八·二六勤务组的成员和部长以上人员通通打击，此项工作由市公安局办理；(三)毛泽东思想红卫军团勤务组成员；(四)与工人造反兵团相关的先开除后打击；(五)省级机关，由公安厅办理。凡是要打击的对象，要先搞一份材料，实在搞不出来的，可以以名单搞。工人造反兵团分团长以上的，来投案自首的，不能轻易放掉。工作要强调“保密”。发现内奸，要采取果断措施，不能姑息等等。
▲××个别负责人，还要公安厅动用专政工具，公开违抗中央关于不准在党内搞侦察的规定，对原省委的几个秘书长搞侦察活动。但被公安厅的干部抵制。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团发表“严正声明”，阐明对产业军等保守组织的看法。
▲北工大东方红公社井岗山轻骑兵，在四川地质局招待所墙上写出大幅标语：“不准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不准把群众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强加于中央文革！”
▲公安厅黑筹委业务办公室负责人祁××透露：××曾向李子英、杨岗布置省级机关要抓四百余人。
▲在由韦杰、李××、茹××、胡××和省委杨超、苗前明等人组成的“镇反”核心领导班子下，又设了五人“镇反”领导小组，××周××、李××、公安厅杨岗、省法院张志英和市公安局的贾林山等人组成。这个“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共十七人)和三个专门调查组(共五十四人)。
▲为了抓住“刀把子”，韦杰派出以××(××××师师长)、田××(××师政治部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组成的×管会，打着“使专政工作进入轨道”的幌子，正式进驻市公安局。并立即开始镇压公安系统内的革命派，和同情、支持革命派的所谓“内奸”。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棉花大王”、简阳县县委委员张泗洲同志，由于敢造“走资派”的反，坚决支持革命派，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受到残酷斗争三十余次，并被非法拘留。直到四月七日，还被该县县委书记，李井泉的黑爪牙董启勋，唆使保皇派毒打、斗关。
▲由全市各校保守分子拼凑成的“红卫兵产业部队”于今日出笼，并发表所谓的《宣言》。
▲原保守派成都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总部，以整风小组名义发出声明说：“宣布工人赤卫队自三月二日起，即不再存在。”根本矢口否认其是属保守性质，并以“左派”自居。实际并未解散，全部人马改名为“产业军直属师”。
▲保守派古田红卫兵(包括六九二八、八二一三、七四六八等)由于内讧，对设在斌升街二十三号统战部内的产业军二线指挥部，进行扰乱。××及公安黑司令部闻讯后，立即驱车前往保护，并主动转移二线指挥部的文件、物资。
××××师和斌升街派出所，以及附近派出所，都负责保卫“产业军二线指挥部”的安全。并属该部情报组长李万荣指挥、调动。
▲产业军军部特工人员石茂桐，崔春山(均属产业三师)搜集全市革命派材料后，向××支左办公室作书面汇报。汇报说：在部分革命(?)组织、革命(?)群众中搜集了反映，并在城的东、西、北门抄下些标语口号，从这些中，看来很不正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产业军，并为兵团涂脂抹粉，喊冤叫屈。现汇报于后：(一)组织名称：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二四九总部、成铁二七、刃具厂八路军、五冶造反兵团等组织。(二)上述组织所写的标语口号：(1)产业军必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2)不准为刘邓陶反动路线翻案！(3)不准形形色色的保皇机构死灰复燃!(4)产业军是一切保皇机构的坚强后盾！(5)欢迎产业军起来造反！(6)只许左派造反，不许产业军翻天！(按：原共二十余条，现只摘六条供参考。)等等。这些标语，都是在二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内写的。是在二十六日控诉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后写的。他们(按；指革命派)行动、步调都一致，一定是有统一布署的。(三)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行动：(1)大力支持兵团；(2)反对控诉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3)涂盖揭发兵团的罪恶的大字报……等等。(四)他们与造反兵团的关系：据了解兵团成立时，是由红卫兵成都部队帮助建立的。……我们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等组织，是工人造反兵团的后备力量。(五)这些组织当前的动态和手段：(1)退出兵团，参加同观点的组织；(按：指参加红成派的工人革命组织)(2)改头换面，保留组织，如汽车修配厂兵团12．4战团，他们把“兵团”去掉，保留124战团的名称，人员未动。……等等。
▲除西南局的程子华外，省委的杨超、苗前明，成都市委的冯焕武、廖家岷(市委书记)等均按计划，粉墨登场准备大搞“三凑合”。自二·一七军委来信后，杨超就削尖脑袋四处活动。从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去××与韦杰密谈后，他们便进一步扶持、操纵保守派组织产业军和《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以下简称《省联总》)，搞复辟阴谋。二月二十五日晚上，韦杰、甘渭汉又专门请杨超去××会见。甘渭汉说：“老杨，革命左派叫你出来，二十八日要开三级干部会议，请你出来。”“在会上就农业问题你发个言，可以边工作，边检查。”随即，杨超就搬到东方红宾馆西楼“高干”房间住下，筹备“省农业三干会议”。并荣任“省生产委员会”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并于今日，在“三干会”上大叫，攻击革命派“破坏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由于个别负责人上了韦杰的圈套。(在一·二九事件上同意××的看法，韦杰便承认“××”是左派。)在二月中旬支持韦杰的“镇反”。但，被广大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唾弃，揪下台后，立即重新改组总部的领导班子。改组了的领导核心，认真分析了形势与任务后，决定狠与“产业军”作斗争。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十·一》战斗团发表《严正声明》，提出对产业军的十项原则。(被产派诬为“大毒草”)并写出《红卫兵成都部队决不拿原则作交易!》《老产的屁股我们摸定了！》等标语。揭发有关产业军的保皇嘴脸的大字报上街，引起全市震动。
▲××参谋长×××接见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总勤务站杜军时说：“红旗支产没有错。今后掌权不掌在这些人手里行吗？到现在为止，据我们了解，产业军没有后台，不要说产业军有多大一个后台，就是有我这样一个后台，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他们喊‘打倒产业军’，你们就喊‘打倒刘少奇’，可以白天黑夜在街上游行，去喊，可以一次出去一个分团或几十人……。”
▲韦杰除拼命复活保守组织，把李廖死党的心腹程子华、杨超、李林枝、许梦侠、赵苍璧等塞进“三凑合”的领导班子外，又把黄新廷、郭林祥的同伙×××(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政治部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推上“支左办公室”领导宝座。
三月二日
▲甘、韦为了帮程子华摸清西南局机关内部情况，派出陈××去西南局“了解”程子华的问题时说。××表示：“对程子华站出来的问题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要中央表态是不可能的。中央表态反而被动，你们(指西南局建委革委会)去了两个人，向中央汇报，要他亮相，中央怎么表态?表了态就被动。”(按：暗示要支持程子华)
▲由甘渭汉、韦杰主持的复辟会议《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历时两天，于本日在东方红礼堂结束。××所属各×分区、县武装部的负责人，省、地、县三级领导干部(按：指产派观点的。)在会上、会下统一了支“产”镇“革”的口径后，通过了所谓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信的决议》。会间，受到全省“产派”的捧场。
▲甘、韦控制的伪《四川日报》第六号今日出版，刊载了所谓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三级干部会议《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坚决贯彻中央指示信的决议》”但，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均未转载。对甘、韦搞复辟活动，迎头一闷棒。
▲甘渭汉听取了保守派《省联总》的汇报后，谈到大联合时说：“联合中要注意‘三结合’的问题。从政治上去瓦解川大八·二六派的人。”还说：“对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批判问题，要真正批判资本主义当权派，过去几次批判，都没有成功，八·二六给你们破坏了。”关于产业军问题，他则说：“对他们(指产业军)要笑脸相迎，一点进步都要欢迎。革命不分先后，对他们一时的错误就算了。”等等。
▲《省联总》普永全(省委工交部)在传达甘渭汉三干会后接见他们时的讲话说：“二·一七以前，省市委的头头，多数被抓走，一个也没有批判好。过去对好干部支持不够，打倒一切。”“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涉及的地方，问题很大。他们去得少的地方，问题就少。越西，工人造反兵团组织五千人去围攻。奴隶主组成造反兵团，去斗争奴隶。他们一去就搞解放三、四类。宜宾方面军与党内走资派勾结，围攻军分区。这些都是‘反革命逆流’。”等。
▲公安厅筹委会，在××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的指示下，制作出“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右派组织的意见”。经批准，便下发至全省各市、专、县等地，掀起一阵黑风，公开取缔了全省范围内的革命组织共七百余个。
▲××周××部长，常临“产业军二线指挥部”指导工作。并密示产业军，坚决不能承认自己是有点“保”！公安黑司令部，亦在此，常与××、产业军头目共议机要大事。并筹划举办所谓的《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展览会。
▲公安局付（应为“副”——编者注）局长贾林山，与公安黑司令部保皇头目孙海波密切配合，在局内公开搞反夺权。并宣布其黑命令说：“各处、分局、股、所、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两个以上的，应该站出来一个，有错误的，今后再批判。”由于黑命令的宣布，于是被革命派集中看管的十四名处级以上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放了出来，官复原职，大抓“镇反”工作。如一贯以镇压革命派和革命群众运动著称的大刽子手×处付（应为“副”——编者注）处长李学义，也被捧出来边“亮相”、边“镇反”。李学义在田××等人的支持下，反攻倒算了该处革命派已夺得的大权，便重登宝座。立即对该处所负责管辖的军工系统革命派(有红卫东成都部队、革命造反军工战团、星火造反兵团、南光红总和部分兵团、军团等革命组织。)挥动屠刀，开始残酷的血腥镇压。
▲本日凌晨零点左右，在××周××付（应为“副”——编者注）部长的亲率下，大量武装人员分乘七辆汽车(三辆吉普车、两辆大卡车和两车宣传车)杀气腾腾地夜击川大。仅凭一张事先拟定好的黑名单，既无拘留证、逮捕证，又无搜查证，就非法包围了学生宿舍的五舍、七舍，抓走八·二六战斗团勤务组罗闯、蒲先安、杨明远等十四名革命小将。被抓的八·二六战士高呼革命口号。
继后，又以所谓“没收罪证”为名，大肆查封八·二六的器材、物资等。甚至连八·二六的团旗和胸章、纸张等都一概查封。
近凌晨五时，对川大校区的武装戒严，方始解除。
但，自即日起，韦、甘的便衣密探，在四川大学附近一带(包括工学院)活动的人员，频频上增。
▲下午，四川大学内，由保守派烽火战团、红旗公社、无产阶级造反军川大纵队、共产主义红卫兵和太阳升公社等联合在校内大操场，召开了《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会上，主持人宣读了所谓的“川大八·二六十大罪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驻川大调查组对此发表声明：“坚决支持”。
▲晚十一时，金堂县公安局到四川大学内，非法抓走八·二六战士张(此处一字打不出)火(物理系二年级学生)。定的罪名是：冲击县武装部，破坏金堂县文化大革命。
▲四川大学保卫处、武装部被反夺权后，立即发布其“镇反”通告。
▲驻本市西较场××后勤部李泽森奉令，每周到红照壁“产业军军部”访问二至三次。进行单线联系特务勾当。
▲周××给公安厅筹委会作指示：(一)甘政委、韦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同意，在省级机关开展“镇反”，但不一定采取统一行动，可以先由群众斗争，后逮捕法办，或先捉后斗。要求公安厅把执行情况每天填表送××；(二)工艺美术社昨天还在出版反动画，公安部门要依法取缔；(三)成都市公安局预审力量不够，省厅要派人帮助；(四)省级机关“镇反”要注意抓幕后操纵者。
▲公安厅内部“镇反”，拘留了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两名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一名。
▲产业军六九产业师满街刷标语：“产业工人战斗军的大方向，过去和现在都是正确的！”
▲××支左办公室机关工作组直接派人向省级机关各厅、局了解有关组织和人员的情况，以利于“镇反”斗争。
机关工作组派人到省轻工厅巡视后，认为该厅的“镇反”工作很好。便指示该厅保守派写出《镇反经验》，以便推广。并指示说：“有关镇反工作，除××抓外。公安厅还有专人与你们厅的人联系。”
▲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按：即保皇公社。)除配合“成电红旗”拼命为老产翻天摇旗呐喊外，还贴出了造谣大字报：成地三系楼和红卫楼，是令人发指的白公馆、渣滓洞。
▲成都六九信箱保守派产业军三师(即六九产业战斗师。)在甘、韦遥控下，于本日停产召开声势浩大的《控诉声讨红卫东大会》。会上有特邀老保发言，咬牙切齿地叫嚣：红卫东罪恶滔天，……要求抓回彭县去斗争。会后，没收了红卫东六九纵队的宣传车和广播器材。并由×代表勒令已夺权的红卫东，把权全部交给产业军。由于驻厂×代表的大力“协助”，六九信箱首创了全国典型的革命派向保守派、走资派“交”权的“交权仪式”。看！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在四川全省何等猖狂！
该厂保守派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保守分子周正刚更公开叫嚣说：“一月风暴在全国范围内，不太合适用！只适用于上海。一月风暴为什么要在成都流行?!……。”产派人士更公开对造反派战士扬言说：“我们过去整你们的材料，不是黑材料，是红材料!整对了！现在是秋后算账的时候了。”保守派并大肆印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等大字标语，贴在红卫东战士工作岗位上、住宿地点。产派、八一等保守派，终日高吼：“红卫东是反革命组织！”不管在厂区、宿舍区，他们象疯狗一样，处处围攻革命派。并明目张胆地对革命派进行人身侮辱、非法绑架和毒打等等。
▲苗前明(前省委组织部付（应为“副”——编者注）部长)自一月份被梁岐山(省监委书记)及其一伙假逮捕，(住在高级房间中保护起来，每月生活费七、八十元)后由省委许梦侠出面，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把苗前明粉刷成“受害者”登上舞台表演。苗前明也写出了几张不象样的大字报，欺骗革命群众，给自己披上“革命干部”的外衣活动。二月二十四日后，继杨超与韦杰政治成交后，苗前明亦接踵而行：“要求出来”。韦杰密示《省联总》“苗前明要求出来，同意出来，到总部来。”于是，苗前明便“荣任”为“省生产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与杨超狼狈为奸，大搞复辟阴谋。杨超说：“如果把产业军扶植起来，四川文化大革命就走上正轨了。”苗前明便说：“产业军是我省今后夺权的依靠力量。”
▲冯焕武(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成都市委常务书记)与杨超等谭氏人物串通一气，公开领导保守派组织《市级机关革命派联合总部》(以下简称：市联总。)搞“假亮相”后，蒙蔽群众，爬登上了复辟宝座：“成都市生产委员会”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的位置。便赤膊上阵，向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实行阶级报复，搞资产阶级专政。
三月三日
▲程子华发出了一份写给周总理，题为：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简要情况的报告，内容极其反动。恶狠狠地把川大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欺骗总理，蒙骗中央。其调子和甘、韦，完全一样。他说：“成都地区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补，以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煽动了几千人，于今年一月二十九日抢了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军区部队于一月卅日坚决镇压了一二九反革命事件，并在街道工业分团中当场抓住了李大章、张呼晨(四川省付（应为“副”——编者注）省长)，搜出了被抢去的公安局的弹药和密秘文件，逮捕了主犯宋立本等十人。”信中大肆鼓吹产业军不仅是一个革命的群众组织，而且是革命的左派，将来应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主力军，应当给予无条件的支持。信中还说：“兵团的总部，分团，部以至支队的领导机构，大部分已被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分子所掌握。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革命的组织”。信的最后，自我吹嘘地说：“西南局×线建委原有革命群众组织六个，经过充分酝酿后，实行大联合建立了革命造反委员会。最近几十天来，建委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一般会议，己吸收我和钱敏同志参加。”等等。
▲韦杰和杨超密谋后，借口支持工业生产，实际上是下厂发动产业军，搞资本主义复辟勾当。组织了支“产”镇“革”的工作组，后经研究“工作组”名字太臭，便更名为“宣传队”。但，这批宣传队，到工厂后，既不演出，又不写大字报，成天确（应为“却”——编者注）躲在阴暗角落里，充当走资派、保守派的狗头军师。其成员都是通过省、市黑联总抽调机关内百分之廿五的干部组成。条件是：(一)不是造反兵团的观点：(二)不是八·二六的观点：(三)不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观点。一句话，要产业军的观点。这批支产模范、保皇干将于本日起，集中在东方红礼堂精读甘、韦的有关镇反支产文件、训话。于本月五日便卒业下厂。
▲××通知市公安局付（应为“副”——编者注）局长贾林山，公安厅付（应为“副”——编者注）厅长扬岗、李子英和×管会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田××去开会谋商。会上决定；三月四日凌晨二时，开始行动(抓人)。按拟定的黑名单共抓捕革命派五百余人。会中，周××对与会的人说。“北京南下的学生，都是表现坏的。北京多次催他们回去，都不敢回去。凡是对采取行动的组织，有些学生，不要轻易叫他们走了，要消了毒才能走，但不能抓人。”“批准了，马上行动!”与会人员中有人提问，是中央批下来的吗?周××回答说：“等不着了，先抓了再说。”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除重复周××的意思外，还特别强调并指示说：“对罪恶大的头头，应抓紧审讯罪恶特别大的，特别坏的，可以杀几个。”“象兵团的刘正庚就可以杀”等等。后，扬岗提出在成都、重庆两地分别召开“镇反”片会的问题。周××等人表示同意。
▲省公安厅唯一的革命组织《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被该厅保守派《黑筹委会》强行砸烂。并抓捕了总部革命战士扬××、孙××五人。驻总部的西南政法学院政法兵团两位革命战友，和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一位革命战友，亦被非法抓捕入狱。与此同时，公安厅走资派，保守派，狼狠为奸，以《筹委会》名义，将狱外的革命派，指名点姓地打成“干将”，“幕后指挥”，“烂参谋”，“狗头军师”等。并利用它们操纵的大会、小会进行围剿革命派。并将革命派弄去集训和监督劳动。对革命派采取搜查、跟踪、隔离反省，照象等特务手段，还限制行动的自由。李子英指令《筹委会》公开对《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所有战士规定六条命令：(一)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订攻守同盟；(二)不准互相串连，不准死灰复燃；(三)不准随便外出，外出要请假；(四)彻底交代并检举揭发；(五)凡被点名的“干将”，受批判斗争其中任何一人时，其他人不得参加；(六)向毛主席请罪，并用大字报写出来。从此，全省公、检、法系统的内部镇反，便排演开啦！
▲凡军工系统厂矿保卫部门的革命派(包括未正式参加，但同意造反派观点的。)均被打成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不可靠分子”后或投入监狱，或宣布监督劳动。如九五信箱保卫部的革命派迟德奎同志，因敢于革命，建立了革命组织《前哨》，坚定同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故被抓入狱。成都六号信箱保卫干部蒋桂铭同志，本人支持并参加《红卫东》六纵队，亦遭扣捕。又如，成都七号，六八信箱等厂保卫干部，因坚定地支持革命派，被打成“不可靠分子”受批判斗争。
▲产业军军部公开发布“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公告”，公告中再次表明，坚决支持军区二月十三日的《紧急通告》，积极协同××和公安机关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
▲经过××批准，和××唐部长的直接布置下，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战斗兵团、大专院校红旗红卫兵等四个保守派于下午，发表：所谓“造反声明”宣布退出他们自己经营的《四川省无阶级革命造反军总部》。入夜，被人唆使的贫下中农战斗军，又假抄砸了这个保守派联合总部。
▲红卫兵战斗军(按：即由全市校老保联合拼凑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反动头目黄正立(按：产业军二线指挥部头头。)的布署下，于当晚十二时，写了封信给“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信中贼喊捉贼地说什么“警惕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的阴谋。”这封信，表面上看来，是抱怨老产砸保守派联合总部太鲁莽，实际上是替老产造舆论；看！我老产多么大公无私，不愧为当然“左派”。
▲保守派产业四师(交通系统)在内部广泛介绍，所谓“汽九分团争取造反兵团受蒙蔽的的群众，团结大多数同志的经验点滴。”这份材料，注明切勿外传，机密的字样。他所谓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产派四大家族复兴后，残酷镇压革命派，死保走资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自供罪状。它说：“当走资派闻到造反兵团中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的‘香味’时，他们便紧密勾结，里应外合，狼狠为奸。”“军区镇压了反革命分子，对反动势力给予毁灭性打击，反动势力，就此垮台了。汽车九队产业军乘此良机，发扬狠打落水狗的精神，把罪恶极大的头目给逮捕了。对群众进行政治攻心，很快就把反动势力给瓦解了。”这份自供罪状共分六点具体“经验”：(一)抢夺大权；(二)造反兵团是敌我矛盾，对于他的成员，大部份是有错误，缺点的，要严肃批判，决不能迁就、马虎和麻痹；(三)对造反派的罪恶活动，要进行现场控诉和现场展览，最有力的方法是他们抓紧时间，不失战机，乘公安局大抓一小撮的关键时刻，一面协助捕人，一面把造反兵团抢来的东西进行展览，并把幕后指挥和头目，抓来揭发，批判斗争；(四)把揭发出来的反动事实，写成文章，总结成罪状，大量宣传印发、广播；(五)对于顽固分子，施以专政、勒令他们劳动，老实检查交待；(六)将过去被造反兵团罢了官的当权派，全部复职，请他们大胆放手工作(抓镇反、促生产)，使当权派得到了解放。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勤务组改组后，新勤务组去××，韦杰大发雷霆指责说：“把同意××意见的干部，都彻（应为“撤”——编者注）换了！这是什么意思?你们都滑到边缘了！”
▲由于红卫兵成都部队勤务组改组后，对甘韦不但要进行抵制，而且要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于是甘、韦便把它们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方针，改为《依靠产业军搞夺权斗争》。并指示《省联总》和××各派十五人帮产业军整风(按：出谋策划)。
▲对于《三、四》大行动前，李文清准备报请中央批示，当请示甘渭汉时甘说“不要经中央批准，我们抓。”结果，便布置行动抓了五百余名。
▲仅成都附近的温江县，除抓捕几百人外，……，还集训八千余人，逼死二十多人。
三万多人口的新繁县，就抓捕了三百多人。……
▲为执行“三、四”大行动，市检查、法院分别组织干部参加大逮捕的统一行动。司法造反团的熊长碧说：“今天晚上执行任务要保密，泄密者，党员要开除党籍，团员要开除团籍。在执行任务中要狠得心，下得手。”
▲韦杰亲临四川棉织一厂，对该厂走资派保守派布置抓捕该厂“川棉红旗战斗师”“兵团”等革命组织的革命战士的作战计划。
三月四日
全市戒严大抓捕。于凌晨二时开始行动，共抓捕革命派五百余人。(即“三、四”大行动。)
▲在抓捕行动后，付（应为“副”——编者注）司令员李××和参谋长茹××，立即召见有关人员去××汇报这次大行动的情况。并亲自审查，修改，签发了《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把兵团、川大八·二六、红卫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四个革命组织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还特别指示说：(一)、印刷厂搞了没有?那里还在印反动宣传品，要很快去做工作，今后保证不许再印反动传单，要向公安机关备案；(二)、北京南下的学生，除新北大三人及三司几人以外，表现都比较坏，不能轻易放走了，必须消毒后，才准走，特别坏的人批判后送回原单位；(三)对罪大恶极的头头，可以杀几个，召开几十万人的大会，造声势，如象刘正庚和造反兵团市建指挥部那个抢汽车的，又碾伤了三人，我看都可以杀。最后要求公安局尽快提供一套贯彻执行的意见。
▲成都××《复镇反意见》电指示：对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南充分团的头头，要坚决打击，充分揭露他们的反动面目，在群众中搞臭。有关政策、策略性的重大决定，请与×××师研究取得一致的认识。
▲在抓捕时，许多无辜的革命群众，也错入魔手。如本市西胜街制球社的工人硬骨头战斗团××支队长杨××，仅因广播了“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揭露所谓的“镇反”文章)，就以“广播反动传单”的罪名抓捕。……诸如此例，不胜枚举。
▲××于下午在市公安局给全体干警训话，大反干警的“右倾”说；“我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镇压反革命这样手软！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打破一切束缚我们手脚的旧框框。当前公安局的中心任务就是镇反！归根结底一个字：抓!抓！!抓！！！大家要大胆地干，不要怕，一切由××负责。前段时间，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警察一个个都灰溜溜的，现在该你们出去兜风了！现在是显威风的时候了！”
▲由李子英、杨岗等人亲自签发，由公安厅黑筹委会出面，抛出的高级铅印传单：“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反朴——揭穿‘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中一小撮反坏分子妄图死灰复燃的新阴谋”大量出笼，免费赠送，流毒全省。
▲《四川省生产委员会》于今日正式出笼。甘、韦将大批走资派抬出经过假“亮相”的表演后，便官复原职。又借关心生产的幌子，把坚持反动立场的走资派，推上省、市各级生产委员会的宝座。
省生产委员会的主任由××付（应为“副”——编者注）政委余××担任，付（应为“副”——编者注）主任则是杨超。而苗前明便当上了省生产委员会委员、综合办公室主任。这个委员会共十九人，陈××委派七人外，省联总二人，当权派则占十人。除大部分系打倒对象外，其余都有严重问题的。
这个生产委员会，一直对抗中央指示，反对毛泽东思想，扣压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件。并歪曲中央指示，用生产压革命(对产派例外)，抓“镇反”，促生产。暗中破坏文化大革命。
这个生产委员会，是四川三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产物，是反革命夺权的过渡机构。是伪“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前身，它的活动，完全按照他们事先拟定的反革命复辟轨道浸渗。
▲以反革命分子张昭斧(系重庆南桐矿务局技工学校的教员)为头目的，所谓“找鬼打”战斗组全组十二人，伙同产业军、公安黑司令部等保皇干将，经批准联合成立了“成都川棉一二、三一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揭发控诉委员会”。并宣布在太平街财贸职工俱乐部正式营业。成地东方红公社、成电红旗参加该委员会工作。
▲经过程子华和他的喽啰一系列的暗中活动后，程子华在西南局机关全体党员大会上，被抬出来“亮相”了。这次亮相的程子华，对自己的错误，不作任何检查，只是气势汹汹，咬牙切齿地大讲特讲镇压“反革命”，大骂川大八·二六和兵团的“反革命”罪行。同时，也为西南局机关所谓的“粉碎反革命逆流”定了调子。他说：“拥护还是反对成都××，是衡量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标志，事实正是作了这样的结论。”“要把《粉碎反革命逆流》当作一个阶段来搞。”从此以后，“粉逆”勤务组和它的变种“大联筹”，按程子华定的调子，大打出手，把西南局总部负责人王××等同志，和机关较早的革命组织，如财办的“霹雳”、办公厅的“东风”、“反到底”和宣传部的“打倒李井泉”……等，作为粉碎的重点。进行了残酷的斗争，并大搞黑材料，准备抓捕一批“反革命”，疯狂地镇压革命派。
▲成都市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的居民点，成都西安路派出所辖区，在派出所所长(走资派)苏少丹和爪牙(保守派)周太洪、赖志福等人的密谋下，该辖区大规模地非法戒严，抓捕造反派群众六十余人。(第一批共一百余人，准备抓但未抓的有四十余人。)凡参加造反兵团的，几乎全部都搞人人检查，个个过关请罪等。苏少丹说：“要抓兵团百分之八十。”公开停产，大搞镇反抓人、斗人。并为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保守派公开平反。革命派在该辖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早、晚街上关门闭户，小孩也不敢出门，白色恐怖何等猖獗!(按：该辖区运动初期，被校红卫兵抄家者达一百五十六户，经兵团东方红纵队调查，大多是误抄的，是苏少丹出的点子。被逼供、武拷的遍及（原文如此——编者注）。打死的、逼死的共九人。当时，震动全市的新罗路事件，就出在西安路辖区内。)
▲近几天，全市产派四大家族，大抓“兵团”等同观点组织的革命群众游街示众，并进行毒打，抄家。
▲晚十一时，广汉保守派、县公安局、武装部在火车站戒严，非法抓捕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广汉分团革命派五人。
▲产业军军部的《给原无产阶级造反军总部红卫兵的一封公开信》出笼。这封信，是对昨日红卫兵战斗军信的答复。信中虚张声势，为校老保们壮胆说：警告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不准借此对我们的战友进行迫害。如果谁要这样干，我们决不会饶他……等。
▲产派四大家族内部，大肆翻印所谓“钢鞭材料”《西南农学院赴蓉四人小组》调查的“关于川棉一二、三一事件调查材料汇编摘要”。摘要中，颠倒黑白，混淆事（应为“是”——编者注）非，捏造了一篇所谓“冲击产业大楼的进攻队伍负责人之一郭忠民”所写的旁证材料。这个材料首先说“我也是造反派的。事件自始至终我都在场。”“并未看见产业大楼里打人。”“砖瓦厂二百多个产业军是被一个个地捆走。”“二楼很多都是细纱车间，还有其他车间的女娃，约在卅一日凌晨三点攻下，还是同样一个个捉住捆走。其中有一青年女娃儿，被有人指着喊《狐狸精》让它见一见人！于是一下子扯脱该女娃子上身的全部衣服。从拾到的笔记本中看来，是个团员，没有结婚。并不是什么狐狸精。”“有个女工，裤子也被拖脱半节！……总之，作个总结，那种惨境，比渣滓洞好一点，但比国民党的大逮捕凶得多！”另一篇旁证材料，是轻工厅供销处李忠义写的。他说：“打五好工人、党团员，总之，……越是党团员、五好的被毒打得最凶，被捆得最紧。”西南农学院赴蓉四人小组最后声明，“以上材料为第一批材料，曾交产业军总部找人带去上报中央文革。”
▲今天“大抓捕”，很多被抓的革命派，连一份单行材料都没有。仅凭一张黑名单(有的连名字都弄不清楚)就把人抓捕了，审问后又无大问题。真乃资产阶级专政的鲜明写照。
▲韦杰、甘渭汉组织了神秘的五人小组。并确定牛×任组长，李××(××分区政委)任付（应为“副”——编者注）组长，茹××、鲁××和杜××等五人。主要任务是：一、管审讯，二、管专案；三、“整风”办公室。搞单线联系，互不过问，直接由甘、韦领导。只有李××有权布置任务。
▲二四九信箱联合总部七战斗团立新纵队贴出革命标语，“联总坚决永远战斗下去！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朴！”“不准为刘、邓路线翻案！”等巨幅标语。
▲成都六九信箱走资派白锋、张金城被产业三师捧出场后，唆使产业头目张宝禄、张永智等保守分子，整理“红卫东成都部队六九纵队”的“十大罪状”，按计划将“红卫东”扑成反革命组织。
在钱××的密示后，驻该厂×代表金×一手组织个专整“红卫东”的材料组(即镇反组)，并下设三个组：(一)接待组，负责收集原始材料；(二)调查组；(三)专案组。……无限上纲，用尽造谣、陷害和诬蔑的手段，为达到把“红卫东”打成反革命组织的标准。对所整理的“红卫东”战士的“人头”材料，其标准是：只要能送进监狱，就不择任何手段的“整”！……。
竟（应为“尽”——编者注）管走资派和保守派对“红卫东”及将（应为“即将”——编者注）采取×事镇压，但69纵队每天仍威风凛凛，高唱战歌，集队上下班。对东郊、全市的革命派影响深大。……而走资派和保守派却吓得目瞪口呆，对69纵队恨之如骨。
三月五日
▲程子华的秘书胡克新，向西南局机关保卫科扬文襄说：“王××这个人觉悟那么高?那样早就写大字报上街(指六六年十一月廿三日)?这个堡垒非要攻下来不可。”
▲在甘、韦指示下，省公安厅黑筹委会，于今日派出干部乘飞机赴北京，追捕川大八·二六上京人员。妄图斩草除根，割断八·二六与中央的联系。由于中央发现，并及时制止，其阴谋方未得逞。
▲凌晨，北门、南门一带铁路地区戒严，××和公安黑司令部，在铁路局保守派“产业军铁路军分区”和铁骑战团的配合，抓捕了《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勤务组的十六名革命战士。迄今暂计，《二七》勤务员已被捕入狱共六十九名。抓捕仍在继续。资阳、内江等地的《二七》分团，已被勒令取缔，按反革命组织论处。
▲凌晨二时，四川棉织一厂非法戒严，产业军二师、三师配合××和公安黑司令部，非法抓捕了“川棉红旗战斗师”“兵团”等革命造反派战士七十余人。被抓捕的革命派战士，均遭到残狠的毒打后，五花大绑扔上汽车，搜身完毕，投入监狱。
四川地质局红色造反团亦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后，由保守派“川测”《雪山红旗》战斗队抛出所谓的；“愤怒声讨《川地红色造反团》一小撮坏蛋的罪行”。共捏造了十三条莫须有的所谓罪行。
▲在甘、韦的指示下，产业四大家族纠集全市保守派，于下午，在市人民南路广场，召开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了产派的“抓革命、促生产”紧急动员令。其目的，仍是借“促生产”为名，行“镇反”之实。
▲设在斌升街廿三号住宿一院的“产业军二线指挥部”于本日深夜，秘密撤走。(迁至文殊院内，后又转至×××厂战备防空洞)迁入斌升街的时间是二月廿日晚。(按：该地系原市委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指挥部住址。)其撤走原因是，××认为“二线指挥部”住址地不安全，决定悄然撤走。(按：凡二线头目和工作人员，均要填写“履历表”交××审查。三线是准?这就是韦杰之流，自封的“无产阶级当权派”和“左派”。)
▲经××批准签发的《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于本日正式出笼公布。(附，通告于后)
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
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造反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长期以来，与西南局、省市委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勾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们残酷镇压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大搞白色恐怖；到处聚众抢劫，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煽动大批职工离开工作岗位，破坏生产；张贴、散发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地诬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疯狂地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煽动群众，冲击公安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和国家机密文件，多次冲击、围堵军事领导机关，绑架、毒打人民解放军和公安人员，甚至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严重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工农业生产。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信公布后，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仍继续负隅顽抗，疯狂进行反革命大反扑，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保障工农业生产的安全，公安机关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极积协助下，分别于三月二日和四日拘捕了“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造反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的一小撮罪恶严重、拒不悔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现特紧急通告如下：
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毛泽东思想工人红卫造反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头目，必须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活动，彻底坦白，低头认罪，交出幕后指挥人。其中外逃的应迅速返回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如果负隅顽抗，继续进行捣乱破坏，坚决镇压。
二、上述四个组织非法强占、抢劫国家档案、文件和各种物资，必须由有关人员，全部清点，报送公安机关，听候处理。如有破坏、转移、隐瞒、盗卖等行为，坚决依法惩处。
三、上述四个组织中的广大革命职工和革命师生，应当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与一小撮反、坏分子进行斗争；对在反、坏分子蒙蔽、支使下，干了一些坏事的人，只要能同坏人划清界线，并积极检举揭发，一律不追究，不歧视。
四、所有革命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应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严防阶级敌人的新反扑。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份子的监督改造，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对于那些胆敢对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以及上述四个组织中起来检举揭发他们的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敌人，坚决予以镇压。
(口号：略。)
▲四川大学内，保守派《红旗公社》、《烽火战团》等，凭借“成都市公安局紧急通告”呜喧呐喊，疯狂地围剿、斗争“八·二六”战士。并强行搜查“八·二六”战士寝室。
▲产业军军部发言人，以《大扫除战斗员》的名称，发表反动讲话《为什么人说话?》，它说；承不承认“12·31”川棉事件是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它还胡说什么“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垮台，就是产业军和其他革命组织的新生、壮大。”
▲四川省公安厅黑筹委会，大造所谓的“兵团一小撮坏蛋妄图夺取军权的罪恶活动”的“镇反”舆论。高级传单，遍街散发。
▲凌晨三时，产业军王牌产业十一师(即五○二厂)夜袭队，偷走“红卫兵成都部队”挂牌。
▲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团部，被该校保守组织《烽火》战团砸了。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大学支队、《八·卅一》战斗团派出调查组到成都木材综合加工厂对“革”派与“保”派在经济等方面作调查统计；该厂革命派经济开支算至元月十四日止共用于文化革命费用是3，241．13元，产业军算至元月9日止开支15，355．58元(其中：包括糖果、饼干、水果、路途补助费689．02元)。
▲××通知公安厅李子英、扬岗等人，要研究所谓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右派组织的政策界限。李、扬二人遵令执行，指定专人起草了《关于坚决取缔反革命组织和反动组织的意见》、《关于正确处理极少数红卫兵做了错事甚至做坏事的几点意见》、《关于逮捕、拘留、判刑审批权限的意见》。
××给李子英、扬岗二人阅读了军委批转北京卫戍区关于要少逮捕人，取缔组织要慎重[重]要指示。但李、扬两人，回该厅后拒不传达，拒不执行。还在一股劲地大抓而特抓！当天，便把《二·七》公开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在全省范围内铁路系统抓捕《二·七》革命战士。又抓《川棉红旗战斗师》的革命战士，魔掌逐渐伸向《星火》、《二四九》、《红卫东成都部队》、《军工战团》、《木综厂红色风暴》、《×××厂一一·一九派》、《南光红总》、《红教工》《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铲资兵团》、《晚报一二·七》、《四川日报造反到底第三司令部》、《硬骨头战团》等造反派组织。
并在铁路沿线设立关卡，绵阳、广元、宝鸡、西安……。革命派要想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情况，插翅也难逃脱甘、韦的控制。
▲为配合××和公安黑司令部即将对“红卫东成都部队”采取抓捕的行动，六九产业师在市区、东郊大造其反革命舆论。并大量组织保守分子，在东郊街上、厂区、宿舍区主动找“红卫东”战士“辩论”。六九老产是全市著名的“文斗”干将，“红卫东”人在辩论过程中免不了挨围攻、口水、人身侮辱、挨几拳头，最后在“镇压一切反革命！”“砸烂反革命组织红卫东”的嚎叫声中，解押回厂，送交××驻厂的“支产”人员审查。
六九产业师的反动传单：“企图在我厂策划第二个川棉事件、大搞白色恐怖——二评红卫东六九纵队的大方向”大批出笼。
▲驻凉山××，在继雅安驻×正式宣告“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右派组织”之后，亦正式发出公告宣布；“凉山全区凡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有密切联系的，执行其指示，或基本观点与其一致的各种名号的组织，实属反动组织，必须依法取缔。”据不完全统计，该州先后明令取缔共六十五个革命群众组织。
三月六日
▲××副司令员李××，亲临《省联总》，了解省委负责干部“亮相”情况时，指示说：张力行(省委后补书记)来这里后的情况怎样?能否站出来?是否三反分子?孟东波(副首长兼经委主任)是否参加了一二·三一事件?李林枝(副省长)是个大老粗、准备把李林枝，杨超安排在省委。杨超和李林枝搞生产班子。苗前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要求出来，同意出来。到总部来。夺权以前，是不是可以搞一个临时的筹备委员会，工农商学，组织几十个人，下面分几个组，组长找站出来的干部担任。这个筹备委员会就是夺权的革命委员会的基础。为大联合和夺权打下基础，指挥各个厅局。我们××派人参加。以口为单位联合，八大口；工交、财贸、农林、文教、政法、统战、党群、省人委。这样系统就建（应为“健”——编者注）全了。各组织联合起来，在三月中旬搞起来。通过总部，建立临时委员会，就成立筹备委员会，向革命委员会过渡。夺权不能让它要夺就夺，要交就交。必须在本单位进行批判，承认错误，作出鉴定，装入档案。对作恶多端的严重的头头，过去有政治历史问题，冲军区的，要送公安机关依法惩处。
▲程子华直接操纵的建委革委会写出《热烈欢迎和支持程子华同志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革命造反派共同战斗》的传单，传单说：“在最近成都地区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斗争中，他挺身而出，和革命群众一起，坚定地支持成都××和公安机关，镇压反革命分子。”除大量铅印散发外，还正式报送××，由甘、韦带到北京。
▲驻公安局×代表××为了假装正派，指示市公安局黑司令部，向部份人传达军委二月二十四日向各军区转发北京市卫戊区《关于严格控制捕人的三项政策界限的指示电报》后，仍反其道而行之，又研究了下一步的镇反工作。认为：三月四日的抓捕行动，对某些地区、某些组织还打击不力，准备再集中打击一批。打击数字，要比三、四大行动小点。打击重点地区是黄田坝(一三二厂)和青白江(四川化工厂)等两处郊外工区。打击方面，着重于以前打击不彻底的《井岗山之声》《兵团战报》《惊雷》《红涛》等群众组织的宣传机构及“红教工一一·一六战斗兵团”、“红卫生”、“红文艺”、“工农兵文工团”、“省歌舞团”和党、政机关内部及邮电系统、其他幕后操纵者。预计要打击三百人。
▲××支左办公室批评重庆“镇反”进度慢，捉人太少。(按：因重庆××军抵制了甘、韦的镇反指示，故抓人较少。)
▲韦杰把谭氏人物杨超捧上“省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室座后，又把杨万选(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拉出来作“亮相”表演。
▲全省范围内，革命派一批又一批地被按计划镇压的同时，走资派和保守派全面地反夺权，复辟倒算。在自贡市，××赤膊临阵，先将坚定支持革命派的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李宗伯同志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后，便亲自指挥镇压革命派。该市竟非法拘捕革命派一万多人！……。在全省范围内，大批中、小学生亦被打成“现行或历史反革命”后抓捕入狱。初步统计约二十多万的革命派，将分期、分批地按韦杰“抓镇反”的方针，投入监狱。当然被临时韦氏集中营(即保守派在本单位私设的公堂、拘留所)扣押的革命派数字，尚不在此列。(按：迄至定稿止，全省详细数目尚未查清，查清后，即在当月大事记中公布。)
▲产派四大家族纠集形形色色保守派，集队到××送“抓革命，促生产”的决心书。藉以感激甘、韦之流扶持大恩。深受甘、韦嘉奖。
▲保守派产业军铁路军分区直属团，大肆散发《二七领导集团罪行录》。
▲红卫兵成都野战军深夜出动，在市内刷写“反产”标语，并在厕所内刷写：“产业军军部”、“产业军食堂”等等。
▲××文革接待站在接待二十九中“海燕战斗队”时指出“八·二六和兵团是反革命组织。”“兵团、八·二六没有集会、游行的自由，没有存在的必要。”
▲李井泉的同伙——他的老婆肖理，是李廖死党伸向轻工厅的黑手，窃据了轻工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二月逆流”，“三月复辟”中，伙同李轩(轻工厅第一副厅长，厅党组副书记)及其操纵的保守组织《轻工厅筹委会》，粉墨登场，对革命派进行残酷的镇压、反攻倒算。
肖理回该厅后，立即找贾宇洲谈话，试探口气，说：“揭发我的罪恶不是事实”，贾宇洲(筹委会头目，该厅政治部人员)向她说：“不是事实，你可以向上写材料说明。”
接着肖理又为李井泉、廖志高开脱罪责，抛出三张大字报，说甚么：“志高遇事胆小，大小事都要请示李井泉的，助长了李井泉的家长作风。”……等等。
甚至为拘捕党××(革命派战士)提供材料。并咬牙切齿地叫嚣；“喊打倒肖理的人都进监狱了！”反动气焰，何等嚣张！
肖理从此又大搞经济收买，三个月缴党费二百元，表示她对党的“忠心”；又把五百多元的存折交与贾宇洲。肖理借写“检查”为名，向贾宇洲要办公室。贾对朱××说：“她的性质未定，还按十六条办事嘛！”从此，肖理便进入该厅政治部，准备复辟办公了。
▲周××在××支左办公室召集的省、市公安厅、负责人会议上作指示说：“文教战线的盖子还未揭开，要狠抓。重庆打击不得力，象小脚女人一样，要督促他们抓紧。”“打击问题今后多搞公开的，抓的时候可以开大会，经过揭发把人抓起来。要把宣传工作抓起来，有些犯人嚣张，还以为是搞革命的，而不认罪。今后不一定搞集中行动，打击不力的还是要打击”等等。
而省公安厅杨岗对中央军委指示电却公开对抗地说：“军委二月二十四日指示，是参考文件。可以贯彻，可以不贯彻!”
▲由李子英、杨岗批准的高级传单《资阳县“二·一六事件”的真象》，为配合镇压《成都铁路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的大行动，于本日凑合出笼。
成铁局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自此也正式被打成反革命组织了。(按：“二·七”当时属红成派观点的。但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后，无论八·二六派或红成派均视为反革命。只不过在时间上的迟早而已！红成派和八·二六派的战友们，冷静想想吧!)
三月七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同志，于本日邀请已被韦杰点名抓捕而尚未被捕的工人革命组织负责同志了解有关情况。到会的负责同志表示；宁坐牢、杀头，死也不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信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定在成都、四川取得绝对性胜利。只要还有最后一口气，也要跟毛主席干革命。并托××同志向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周总理、林副统帅和我们最最敬爱的的领袖毛主席问好。并表示：成都的革命派提着脑袋也要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们日日夜夜想念恩人毛主席呵，毛主席！
会上，《二·七》新选勤务组的代表详细控诉了韦杰甘渭汉之流残酷镇压革命派的滔天罪行。红卫兵成都部队负责人亦表示了态度。川棉一二·三一专案调查团负责人，亦就调查情况作了汇报。并指出：这是武斗事件。决不是韦杰所谓的“反革命迫害”事件。……等等。
▲公安厅黑筹委通知全省正式启用被它们窃夺的“四川省公安厅”公章。在此以前，公安厅的一切事务(包括抓人)都是盖的“筹委会”之章。
▲《省联总》普永全在内部传达×××的指示说；“工人造反兵团这一派夺权后，百分之八十以上都犯了错误。对这些人，不能随便让他们把权交回来！不能要夺就夺，要交就交！必须在本单位充分揭露，彻底批判，作出鉴定，装入挡案。”“八·二六前天还要抄家，印地下《惊雷》……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办公室须要卅多人，由革命组织抽，十号报到，分几个组。现在不对外讲。准备开一些会，各革命组织可交谈交谈。厅局长会也要开。”“革命组织也可以开干部会，××支左办公室可以派人参加。”
▲在反革命复辟逆流中，充当主力军的成都二四九信箱产业军红浪师(即产业25师)终于把它们的主子，围攻革命小将的幕后人，反党分子高岗的亲信——林荫，戴上“左派”干部的花冠，粉墨登场，加入“三凑合”领导班子。并对揭发过林荫的罪行的革命派，重新宣判为“反革命”。进行残酷镇压。
▲在韦杰授意下，保守分子以“西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军”的名称，叫嚣《我们为什么要彻底砸烂成都地区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并公布《地区总部》的三条罪状：(一)、在一·二九反革命事件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二)、在一二·卅一反革命事件中，是走资派的帮凶和打手，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三)、对造反兵团外北分团、川棉红旗战斗师，采取姑息养奸态度。实际是包庇他们，是个反革命的避风港等等。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士，集会《杜甫草堂》。纪念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到《杜甫草堂》参观九周年。他们分散学习毛主席著作，讨论形势。最后，分别在毛主席照过像的圣地留影，鼓励自己继续战斗。红卫兵成都部队部分支队也参加了这一革命活动。
▲晚，韦杰、甘渭汉，第二次在××接见杨超，一是要副省长李林枝出来工作，二是要杨超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同时抓“三结合”的筹办工作。副司令员×××在给任务时说；“……杨超还要参加搞一个筹委的准备工作，作为一个雏型搞。为搞工、农、干部和群众和部队的三结合的筹委打下基础。”
▲韦杰之流发表“致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六战斗团大部分同志的公开信”。
▲在市检查院，市法院设立的“反革命审查点”，为了适应“镇反”需要，除成立了“镇反”指挥小组外，还从东城、西城、金牛区的公、检、法三家抽调一百多名政法干部办案班子。这个班子，下设内勤、审讯、审批和接待等四个组，昼夜不停，突击审查“反革命”。
它们拘捕革命派的标准，与公安黑司令部是同一条黑线，原则上是这六条：
(一)、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分团团长以上的拘留；
(二)、拦截抢劫军车，欧（应为“殴”——编者注）打绑架军事人员的拘留；
(三)、冲击军事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指挥者拘留；
(四)、绑架欧（应为“殴”——编者注）打公安人员和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拘留；
(五)、抢劫国家机密档案，枪支弹药的拘留；
(六)、搞武斗严重的拘留。
一般的成员，凡具备上述“罪行”者，拘留。
这个“审查点”仅只几天时间，便把产业军扭送的一百六十八名“反革命”，批入送转市大监。
▲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孙××同志，因和四川日报，成都晚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造反派组织《新闻联络站》，拟与人民日报，省内各专区报社联系，便被诬为搞“反革命组织，妄图夺取西南舆论大权”等罪名予以拘捕。
▲李子英授意该厅黑筹委，派专人到“首都红三司驻蓉联络站”抓捕了北京政法公社红卫兵王××(党员)。并进行所谓的“审查”。
三月八日
▲××政治部副主任孔××，召集省市公安厅局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上，大讲“形势”大反“右倾”。他说：“××领导(指：甘渭汉)提出捉全省人口的千分一至一点五，即七万至十万人。……整风才开始，就有人说是反动路线新反扑，很值得注意。……当前打击反革命要大造声势，要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军工厂的军事代表进厂要先抓坏人，群众才能发动起来。抓坏人，促生产。成都打击得不够。与文化大革命形势还不适应。……公安机关内部清理很重要，不然就不能发挥专政的职能……”
会上，省公安厅李子英再次要求召开“镇反”片会，部署“镇反”措施。××表示同意。
▲“四川省政法审批小组”，由××，杨岗等负责领导。代行省人委“政法党组”的职权。这个小组共由十一人组成，有贾林山、张中林(市法院院长，市政法党组副书记)，张××(市检查院副检查（应为“察”——编者注）长)等。另又抽调人员加强调查组的工作。重点调查“兵团”“八·二六”的问题。
▲××支左人员，在“驳镇反扩大化”时说，如果按百分之五的反坏分子计算，光造反兵团就应抓七万五千人!其他的“反革命”组织还不算。所以说，捕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少!！……等。
▲上午，程子华要西南局机关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参加西南局办公会议的各部委负责人和群众组织的代表名单，成立“抓工作”的领导班子。
当该机关革命派遭受镇反的情况下，程子华把没作检查的走资派、保守派，甚至是李、廖死党都“解放”出来，搞了个“合二为一”的“三凑合”。程子华还指示西南局办公厅把“三凑合”的人员名单，上报中央，下发三省。程子华并在会上说，机关粉碎反革命逆流的任务很大，现在总部不行了。以后，要成立“革命委员会”。
下午，在西南局机关“粉碎反革命逆流”大会上，勤务组栽诬西南局办公厅革命派，非法夺了机关大权。并当场报告×ד支左”办公室，请示处理办法，××支左办公室指令勤务组(保守派)向程子华报告，程得报告后，立即指示，成立专案调查小组进行追查。于是保守派便把办公厅的革命派，按照合法手续，从机要文件库房里单独存放的个人笔记本和未清退的李井泉等人的讲话，取出来清查李井泉等人的“三反”罪行的革命行为（原文如此——编者注），裁（应为“栽”——编者注）诬为“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事件”。程子华还要专案组，把秘书处革命派夺权的经过情况查清楚。还要查看这些机要人员(革命派)的挡（应为“档”——编者注）案材料。
▲公安局驻×代表××和走资派贾林山，在××召开了该局全局“抓革命、促生产”的三级干部会议。会上，大讲对敌斗争形势，大反特反干警的右倾，并向全局布署了下一步的“镇反”任务。走资派贾林山说，军委二·一七来信公布后，大长革命派志气，大灭敌人威风。敌人纷纷土崩瓦解。号称一百五十万人的左派队伍(指：兵团。)实际是纸老虎，不堪一击!”×代表××说；牛鬼蛇神既然出来了，我们专政机关就抓嘛！又说今后送来的人，不要轻易放下。他更猖獗地说；保守派(指，革命派。)翻天了，现在不是把人抓多了，而是还有许多死角根本未动。
▲产业军总部大造舆论说：“廖井丹(省常委委员、市委第一书记)是镇压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罪魁祸首！”并狂叫：打倒廖井丹！其内容说：“中央工作会议后，廖井丹极力反对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产业军和贫下中农战斗军等革命组织。廖井丹扬言说，我除只接触过一次‘保守派’(按：即指产派)外，就根本未与他们接触过。廖还在这些‘造反派’和他们的随从人员中，经常咒骂‘保守组织’(即产业军)。”
产业军总部，还拉出旁证人证实廖井丹的上述讲话说，廖井丹在这次讲话前后，曾给重工业局负责人高宝林讲过：要你们去给产业军这类保守组织做工作，要动员这类组织中的党、团员赶快退出来，不要跟造反派作对。坚持不退的，要给他们说清楚，今后要开除党籍、团籍的。你们要设法散解这些组织。等等。
产业军部还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廖井丹的讲话(按指上述讲话)完全与中央和周总理讲话精神相违抗。……等。
▲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巴山红旗支队，在今天反革命复辟全临成都，处处白色恐怖，革命派惨遭镇压的情况下，为革命贴出一篇题为《彻底打退产业军保皇嚣张气焰，粉碎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具有强烈火药味的革命大字报。深得全市革命派赞扬。并开出宣传车在市内作“反产”宣传。听众聚临。如集会一般。
产派四大家族，为此，惊惶万分，暴跳如雷，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御用走卒，对这一革命大字报进行围剿。哭啼地要求甘、韦严惩文章的作者这个“现行反革命”，并揪出黑后台。产派的反革命逻辑是，反对产业军，就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逆流，就该“粉碎”，就该抓!抓！！抓！！！
▲在××布置下，产业军军部发布所谓《支援春耕的倡议公告》。其目的是借“支农”为名，行控制农村之实。为其更大规模地镇压革命派作战略布署。加紧缩小农村对成都的包围，击破“镇反”死角。凡离成都市区五华里以外，都是产派四大家族的“天堂”。来往行人有被其怀疑者，均请进入“拘留所”。
▲为显示自己是“支农模范”，产业军王牌十一师(五○二厂)产派一千余人赤手空拳仅拉着数车肥料，敲锣打鼓，故意绕道游行。
他们游行完毕，走向“青苏公社菜桥大队第七生产队”支农。由于缺乏情报，把肥料倒了一半后，才发觉支援错了，被支援的是与产派观点不同的造反派。亦（应为“于”——编者注）是，立即停止倒肥并要抢走已倾出的肥料，经过一场文斗后，产派理亏，自认倒霉！便把余肥拉走，去支援自己的同观点的贫下中农战斗军。
▲下午，《省联总》在传达“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小组会议时，毫不掩饰的说；××首长指示，建立临时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由××首长和杨超同志亲自负责领导此项工作。
从此，杨超便把“筹委”的大权掌握在手，成为“三凑合”雏型的泡（应为“炮”——编者注）制者、反夺权的指挥官。(按：具有原省委的一切权利。)
▲伪《四川省生产委员会》发出“关于清理、整顿汽车运力的紧急通告”。
▲李××召见《省联总》勤务组讲话指出：(一)、加强公安工作，一定把钻进去的坏人清出来，单方面夺权的要肃清流毒；“八·二六”、“兵团”的人要打击，围攻××的虽不是都要打击，但问题要装入挡（应为“档”——编者注）案：(二)、犯错误的组织，有的要取缔，有的要整风[，]改正了可以不取缔：(三)、山西省夺权工人作用很大，红卫兵的作用不大。等等。
▲原×ד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余××在东方红礼堂作“抓革命，促生产建立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牛鬼蛇神出来很多”，“他们在军区围攻六天七夜，这就是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一小撮坏蛋勾结‘走资派’干的[。]总之，要夺军权，要实现反革命复辟。在绵阳、宜宾、乐山、康定、涪陵、内江等地都是这样。军委二·一七来信以后，镇压了这些反革命。”“现在他们阴魂不散，企图东山再起，对这些首恶分子，要坚决揭露，坚决镇压。”“‘八·二六’和‘兵团’损坏汽车六千多辆，现在归还了还不到二百辆”。等等。
▲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在四川普遍漫浸。走资派一边拉开全面的“镇反”，对无产级阶革命派进行血腥镇压，并从革命派手中反夺了权；一边又跳将出来，被他们自己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捧上“三凑合”的午（应为“舞”——编者注）台上，大搞所谓“亮相”表演。现举一例：原成都市建材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李荣，安排在硅酸盐厂劳动，窥探时机已到，便向该厂产业军头目蒋元表示：“坚决支持你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后，蒋元即用小汽车陪送他回该局参加本日产派组织《争朝夕》专为他召开的“亮相”会。会上李荣说，“我就是左派！我就是产业军的观点，我就是《争朝夕》的观点。我就是站在《争朝夕》一边。那些人是借刀杀人我知道!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我早就清楚！”、“我一定和《争朝夕》一起，把这次镇反工作搞好。……”等等。“亮相”后李荣担任了该局生产办公室主任，抓“镇反”工作，抓了该局兵团及其他革命组织四十余人，投入市大监内。李荣“镇反”有功出席了甘、韦的三干会。会间非常活跃，一再表示“坚决支持产业军！”“坚决倒向产业军一边”!……。
会后，李荣召开了该局范围内“厂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建材系统没有一个‘走资派’，没有一个三反分子，没有一个打倒对象！……”大肆鼓动该局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加紧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乘机利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抓捕革命派。沙石公司小“走资派”朱德功领得“圣旨”后，立即行动，找到革命派负责人，气势汹汹地说；“明天我不去劳动了！是你们斗争了我，我不找你们算帐，群众(指产业军)会找你们算帐的！”强迫革命派低头认罪，给走资派“平反”，一时，该局范围内当权派(支产的)都官复原职。对革命派采取残酷镇压，除投入市大监外，在各厂均设有各种名目的黑牢房关押革命派。大搞白色恐怖。凡不同意产业军观点的，均被取消民兵资格，调离生产岗位，不准参加集会，扣发工资等等。并将大批受蒙蔽的贫下中农战斗军调入该局属的一砖厂、三砖厂等地驻扎，为其保镖。”……这仅是三月复辟的一个例子。
三月九日
▲《省联总》，内部传达××副司令员李××指示；一、干部问题；①、谁亮相，谁未亮相要分析，已亮相的支持；②谁是走资派，谁是犯有错误，前者打倒，后者让其工作。二、对待群众组织问题：①革命群众组织正在酝酿建立革委会，同时对干部加强思想教育；②开门整风，发动群众认真帮助批判，帮助继续战斗。三、对八·二六派：①八·二六、造反兵团被反坏分子操纵干了不少坏事，对接管、夺权要清算；②参加八·二六派的百之八十以上成员，是犯了错误的。要揭发、批判、检讨、鉴定，把材料装入挡（应为“档”——编者注）案。对这三种人：甲、作恶多端，干了坏事的；乙、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丙、冲击××的都要送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等等
▲韦杰指示公安局黑司令部，从今日开始正式对《红卫东成都部队》进行军事镇压！
镇压《红卫东》的法律根据是三点：①是十二月卅一日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和打人凶手；②对1、29事件未表态；③不同××搞“三结合”等。
××出动了大量军警和数以千计的产业军、八一兵团和红旗红卫兵等保守派对东郊工业区的红卫东成都部队六九纵队、一○七纵队等七个纵、支队勤务员采取武装抓捕。被一阵毒打后，红卫东战士被反剪双手，五花大绑(绳子都绑扯断几根)绑上汽车，挂上黑牌，揪住头发(头发揪不着的便揪耳朵。)游街示众。游街时，×警刀出鞘，弹上膛。在架有机关枪的摩托车开路下，解押“囚犯”的汽车、“镇反”宣传车、“效果”视察的小吉普车……等以龟行速度，用阴森、恐怖的数小时，游遍市区主要街道后，将红卫东投入宁夏街市大监中。
这是“镇反”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狠毒恐怖示威性游行。比抓捕八·二六派的战士还要残忍万分。
这次行动的目的，在于实现韦杰的计划，把红成派的工人革命组织全部打成“反革命”后，红卫兵成都部队便无后盾了。再抓红卫兵成都部队中抓一小撮反革命，红卫兵成都部队便不敢再跳了。迫使红卫兵成都部队与产派四大家族(当然左派)搞“三凑合”。但红卫兵成都部队以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为首的革命小将，全然不惧。相反地，却大写而特写“向红卫东学习!向红卫东致敬！”的巨幅标语，刷遍全市及东郊。
而《红卫东》广大战士，面对白色恐怖，无所畏惧。相反地更加团结，更加斗志昂扬，自觉地进行军训，每天上、下班时，打起《红卫东》战旗，威风抖抖，唱着毛主席语录歌，顶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英勇地前进！(直到韦、甘之流勒令不准“红卫东”结队活动为止。)
▲成都白色恐怖气氛更呈严重，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连小孩也不敢出门玩耍。产派四大家族横霸成都，谁敢说产派半个不字?！公、检、法全为产派服务，产派手撑生杀大权，想抓谁，便抓谁。除产派外，几乎遍成都都是“反革命!”
▲程子华写信给甘渭汉、韦杰，询问西南局机关“支农”的介绍信，用什么章盖才好？下午，便由农林政治部主任李吉态，把信送××，面交甘、韦。
▲红卫兵成都部队四川师范学院支队陈××走访驻×部队，该部队发言人薛××说：“‘二七’是什么组织不清楚，但抓捕了很多人，有川师的黄宗秀。若是好组织，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垃圾！”“面粉厂的撬杆(指：兵团。)白天睡觉，晚上撬杆。(指：去偷、盗、抢。)”“我们没有听说×区欢迎炮轰!也没听说红炮手、黑炮手”。“大专院校红卫兵是官办的。官办的不一定保皇，不官办的，说不一定要保皇”等等。
▲下午，××介绍贵州夺权经验。会上××李××说：“昨天党委讨论，经韦副司令员同意，抽几人来筹备，××十人，地方二十五人。有胡××、杨超、苗前明、高××、王××同志，共同协同省委、人委、革命组织，搞这件事。……三月底，四月初，逐渐地把组织全部组织起来，架子筹备起来，四月初开始夺权”李××还要杨超和他们所扶植、操纵的保守派组织“特别不要放松对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的打击，以求得把一小撮反动派消灭在我们大夺权之前，不要搞在夺权之后或之中。”“夺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真枪实弹的斗争。”
▲由韦杰于本日主持召开的×ד支左”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上，胡××、高××(××师政治部副主任)按甘、韦的布署、指示，别有用心地在会上片面的介绍了山西、贵州等省夺权的经验之后，便提出己拟定好的建立“筹办”的计划。
高××重复甘、韦论调说：“立即成立三结合夺权筹委会，筹委会就是将来革命委员会的雏型。由省级两总部搞一个革命组织的联络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条件成熟时，再夺权。筹委会下设三个办公室；即文化革命办公室、政治办公室、生产办公室。还要设一个秘书处，一个干部部门。各办公室多放一些机关干部，××干部少参加一些”等等。
韦杰在大搞“镇反”之后说：“组织工作要跟上，先把筹委会办公室建立起来，宣传工作要做，干部摸底排队也要做。主要由地方省委、省人委机关革命干部来搞，应该承担。人员要干净些，要有革命性、要有代表性、要有知识有科学性。比如搞了编制机构，要能写点东西，来得快些”等。
李××接着说：“昨天党委讨论，经韦副司令员同意，抽调几个人来筹备，××抽十人，地方抽二十五人。由××、杨超、苗前明、高××、王××共同来搞。在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把雏型搞起来，三月底到四月初，逐渐按需要组织搞起来，四月内有计划地夺权”等。
按照以上布置，省联总挑选了十一名“精华”，省人委联总拣出了十二名“产头”，送经苗前明、胡××、王××审定，加上××抽调的十二名干部，共计三十八人，秘密组成《黑筹办》。
▲六九信箱产业军头目张宝禄(该厂保卫人员)在其主子的支使下，将“红卫东69纵队”的“人头”材料报送市公安局×处，被该处革命派邱××坚决反对后，又转送当地派出所，转报东城区分局(此时东城分局比西城分局抓的人少得多，正感完不成任务，压力大。见了材料，便签发逮捕证)并于今日晚，用两部卡车、三辆摩托车，四挺机枪，在二十多名全付（应为“副”——编者注）武装人员的押解下，将红卫东69纵队勤务员×××同志抓捕。
▲晚，中央人民广插电台广播了《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严肃地指出，“现在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切不可糊涂起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当前，我们特别记住毛主席这个教导。”
这时，正处于“非常时期”的革命派含着满眶热泪，逐句逐字地听着，我们日日夜夜倾盼着毛主席的指示，终于盼到了！听完广播，热血沸腾，千万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飞向北京！深夜，全市革命派，满怀革命激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杀向街头，最、最热烈欢呼“《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的发表!”当夜，标语刷满全市。
看!红卫兵成都部队杀来了!气象学校八、一八杀来了！川大八、二六杀来了!红卫兵成都野战军杀来了！红卫东成都部队杀来了！“二、七”战团杀来了！革命群众(即兵团、军团等革命组织)杀来了!……结成一股革命洪流，向“走资派”和保守派冲杀过去。韦、甘之流惊惶万分。
▲公安厅在李子英、杨岗布置下的业务办公室，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开展镇反斗争的紧急部署》。
▲市内主要街道标语、大字报如下：
保守派红卫兵战斗军贴出大字报：“评大毒草《告别蓉城》”。成都四中《学红军》红卫兵贴出标语：“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向产业军虚心学习!”。毛泽东思想捍卫者96革命造反纵队写出巨幅标语：“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成都部队何从何去?”“红卫兵成都部队向硬骨头、二·七、红卫东学习什么?”……。
革命派首都三司驻蓉联络站的油印中字报：“左右开弓，粉碎两股逆流，夺取新的胜利——致全市革命派。”于今日贴出，受到革命派的好评。红卫兵成都部队机校九一五贴出标语：“彻底粉碎保皇派对我红卫兵成都部队的蚕蚀政策！”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团口腔分团红哨兵贴出油印中字报：“对成都地区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观者众多。
三月十日
▲由甘、韦亲笔签字，发出一封定为“秘密”等级的给廖志高的信。信中他们亲密地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志高同志》。为“廖”出谋划策，援（应为“授”——编者注）意他要到“机关群众”中去(即《省联总》)检讨。(按：指廖去产业军一方“亮相”，以便作为三结合对象，搞资本主义复辟)。
▲杨超在省工业生产电话会议的讲话中，就按照他们事先安排，又一次放肆攻击革命派“破坏工业生产”，为大规模逮捕革命派制造舆论。
▲程子华在西南建工指挥部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上讲话，除大讲××的“镇反”成绩外，并诬蔑说：“反革命组织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夺权后，(一)把所有的革命组织搞垮；(二)大搞经济主义……；(三)革命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指向革命干部，把带长字号的都集训……；(四)搞阶级报复，破坏生产；(五)冲击军事机关，围攻军区。”等等。程子华更对西南局机关内部的“粉逆”工作，抓得很紧。他要“粉逆”头目李国郑，代他起草一个西南局机关“粉碎反革命逆流”的报告，报周总理。报告中主要抓四个问题：(一)一·二九事件前后，在西南局内传谣问题；(二)反动组织《成都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促进会》问题；(三)总部不支持军区，并向军区抗议的问题；(四)非法夺权和盗窃机密的问题等。报告要分三个方面：(一)揭露出的问题；(二)收获(包括干部认识提高，界限分清了)；(三)今后运动的打算等。报告写好后，阴险的程子华又指令以“粉逆”勤务组的名义报中央文革。
▲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文艺团体整风，作了专电指示：“用两至三周时间，以战斗组织形式进行”。但，却被××扣压，拒不传达。《战旗红色造反团》的革命派，在大搞“请罪”运动，即革命派人人请罪，组织请罪，向领导请罪等。运动中除写请罪大字报，挨斗外，其于（应为“余”——编者注）均受管制。
这天，××直属政治部主任王××督促第一学习组讨论时。该组王翔声同志对这样的“整风”提出不同意见时，王主任立即气汹汹地说：“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是要镇反！”
在学习中，不准发表不同意见，不准看所谓的“反面”传单，只准按××统一布置的正式文件(即八、二六和兵团的罪行材料)进行学习。在革命派的个人坦白交代中，不准说受蒙蔽，更不准提因热爱毛主席才起来造“走资派”的反。要“自觉”上纲。凡出身好的，则说是“变了质”。出身不好的，要自觉扣上“阶级本能”“阶级报复”等莫须有的罪名。若达不到这个水平，则是“顽固不化、死心踏地”[，] 于是“镇反”骨干们就要写“勒令”提“警告”[，]群起围剿。
▲成都热电厂驻×代表说：“谁反对产业军，就砸烂谁的狗头！”“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医《九、一五》有问题；工学院《十、一》也有问题，对产业军看法不对，要消毒，自己消毒，成地《解放大西南》排斥一切、打倒一切”。“撬杆兵团就是反革命组织，联合首先要在党员中搞联合”。“军区出的材料和传单，百分之百的正确”等等。
▲统战部李××走访××接待站，该站002号接待员说：“阶级斗争到顶峰的时候，要来夺军权！”“如果再要来搞，我们的子弹是不分好人、坏人的”。“十七日以前，是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黑云压顶，群众受到了打击”等等。
▲下午，××按计划对青白江工业区革命派采取军事行动。公安黑司令部青白江分局纠集保守派产业军十三师(川化师)、四川成都八一兵团川冶分团和川冶机关红色造反团等喽啰，非法戒严，抓捕革命派。二十八名革命战士，被斗争、毒打、游街示众后，投入监狱。
▲××责令御林军“成都铁路局公安处《红卫》革命造反团”为主体，纠集保守派产业军铁路军分区、《七一》革命造反团、《春雷》革造团、铁路局政治部机关革命造反联总、《铁道武装》造反团、《铁骑》战斗团、《险峰》战斗队等联合泡（应为“炮”——编者注）制出所谓的“成都铁路局《二七》战斗团一小撮反革命头目的十大罪状”。
▲红卫兵成都部队就“产业军”的问题，与××领导人展开辩论。“红成”代表说：“原来的保皇机构又起来了！造反派又受到压制，被否定了大方向。产业军过去是保字号组织，现在又吸收了不少铁杆保皇分子，不少早就对我们有刻骨仇恨，准备秋后算帐的家伙。产业军的队伍越来越不纯。”但，甘渭汉等人根本不听。
▲自本日讫算，全省被逮捕的革命派已经达到三万多人。
▲省公安厅《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紧急部署》的材料，今日正式定稿。
这个“部署”说：“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先后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斗争，迄至三月八日，据成都、重庆、温江、雅安等十四个市专的不完全统计，取缔‘反革命组织’九十六个，逮捕六百九十六人、扣留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但斗争还仅仅是开始，发展还很不平衡。总的看来，城市、专区所在地和交通沿线的县城进展快一些，搞得好一些，一般城镇搞得慢一些，差一些，农村基本未动。”“公安队伍的状况，很不适当（应为“应”——编者注）斗争的需要，不少地的公安机关和公安干警，对当前尖锐的阶级斗争，还认识不足，对敌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开展对敌斗争的迫切性、必要性和深远意义认识不足。因而下不得手，‘斗得软弱无能’，个别单位甚至被反坏分子篡夺了领导权，与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互相勾结，干了不少坏事。”
“部署”强调说：“各地公安机关，必须把开展镇反斗争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切实抓紧，抓好。争取在四月底前，把这个战役，基本告一段落。”“公安工作的各项业务工作，都要围绕镇反斗争开展起来”“在当前敌人有很大暴露的情况下，捕人多一点是完全必要的”“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搞好‘镇反’工作”……。
▲由公安厅黑筹委散发的高级传单《血的控诉——揭露“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中一小撮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大量应市，免费赠送。
▲红卫兵成都部队在人民南路广场，召开“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
会上红卫东成都部队，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首都三司驻蓉联络站、首都大专院校赴蓉革命造反团等代表都发了言。在红卫兵宣誓后，通过了《给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游行。
▲名叫“找鬼打”战斗组的反革命头目张昭斧于今日和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纵队陈镭同学约定在人民南路广场辩论“川棉事件”。陈镭同学还未讲几句话时，便被埋伏在场的公安黑司令部抓捕入狱。辩论“胜利”收场。
三月十一日
▲韦杰、胡××等负责人，分别两次召见《省联总》《市联总》头目，研究“联合夺权”的问题。要求《省联总》多做工作。尽力从中调合（应为“和”——编者注）红卫兵成都部队、重大八·一五同产业军等保守派之间的路线斗争。企图实现其拼凑的小联合，搞“和平演变”的目的。但，遭到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抵制。
▲为适应四月反夺权的需要，标志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御用工具《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办公室》(即伪革委的黑筹办)在甘、韦、杨、苗的策谋下，于今日秘密成立。
杨超，在成立的《黑筹办》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上，杀汽（应为“气”——编者注）腾腾，血腥逼人地狂叫；“……要支持产业军，这个要转弯。镇反的认识也有反映，现在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关键时刻，为什么是关键时刻呢?领导干部才刚刚站出来，加上支持产业军的思想转不过来，镇反的弯子也不是转得很顺利的。”四川夺权有自己的特点，通过镇反抓革命促生产，实现大联合。“四川先镇反，后夺权。……”等等。
会上，杨超宣布了以《黑筹办》名义公布的《镇反动员令》说；……“镇反继续进行。有些地方尚未进行。过去镇反，有些角落还未扫尽。……”
《黑筹办》设在原为土皇帝李井泉专用的省委书记院四号楼。
胡××、苗前明、高××等人，迁住李井泉的公馆——省委书记院五号楼。
苗前明并提出给《黑筹办》的人员开中灶伙食。要四两（应为“辆”——编者注）轿车，二十辆自行车……等大量“修式”装备。另外，还要四名公务员来听差待（应为“伺”——编者注）候。
此外，苗前明还在他自己直接控制的《省联总》中，大肆散布种种流言蜚语，胡说什么“贵州的社会情况没有成都复杂。……”“贵州军区没搞四大，比较一致些，四川搞了四大……”等等。
▲在宁夏街监狱内，关满八·二六派同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革命战士[，]他们在狱中共同战斗，紧密团结。不畏强暴，生死相连。有谁，还在分什么八·二六派?或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吗？……。
▲为加强全省“镇反”的领导工作，特从市公安局将该驻局××会主任××，抽调到公安厅任×代表。××率领大批人员坐镇公安厅，指挥全省“镇反”工作。
××训练部队部长、支“左”办公室政法组长周××亦带工作组进驻公安厅。
▲×××对公安厅筹委会头目说：“成都地区的中心是夺权、大联[合]、镇反。要夺权就要搞大联合，要大联合，必须进行整风，才能鉴别敌、我、友。成都一·二九事件，冲成都军区是鉴别。”“对社会上阶级敌人的破坏，抱什么态度?对军区的看法？这都是一个试金石。镇反搞不好，夺权就有问题，从成都地区就可以看出来；八·二六轰闹，就是为夺权！”。
▲市内标语、大字报：
革命派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小号兵发表“再谈我们对成市地区几个问题的看法”的文章。“红成”西北中学支队写出：“红卫兵成都部队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并将永远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保守派产业军十九师的大字报“工院十·一战团犯了方向错误。”于今日出笼。
▲程子华在西南科学分院会议上讲话说：“走资派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结合起来掌握的工人造反兵团发展很快，范围很广。”“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中一小撮首恶分子是敌我矛盾。”“到了二十一日(按：指二月)工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这些反动家伙组织了假请罪，真反扑。他们并未死心，仍在阴谋活动，他们决不能放下屠刀，也决不能成佛。”他还强调说；“……反革命逆流范围遍及全省，××部西南指挥部各地的单位也都有这个问题。都要肃清反革命逆流。一定要揭深揭透。彻底肃清。否则他会闹事的”……等。
▲在支左办公室的参与下，保守派产业军军委会召开会议。由坏头目王忠臣主持。参加会议的坏头目有沈福全(秋收起义军军长、三军联合指挥部总头目)、买治良(产业一线勤务组统战部长，市基建联社施工员)、黄国昌(产业军长，峨嵋汽车修理厂)、黄正立(产业军政委，五○二厂)、马万年(产业军二线指挥部组长，雅安印刷厂)等人。会上着重讨论当前形势后，澄清了以下几项事实：
(一)所谓的砸烂和退出《四川省无产阶级造反军联合总部》的重大问题，不是军部搞的[，]是××命令砸的。××唐部长亲临设在统战部内的“二线指挥部”指示、批准的。而产业军部根本就不愿意撤消（应为“销”——编者注）这个总部。
(二)产业军一线勤务组(即设在红照璧礼堂的产业军部)抱怨《二线指挥部》乱指挥，造致（原文如此——编者注）步调混乱，下面的老产有意见。二线指挥部表明，指挥工作直属××领导。指挥部的成立系由××决定的。它除担负全军的日常指挥工作外、还负责拟定一整套长期性全军系统的斗争纲领和策略。
(三)产业军军部八个情报点，是经过研究决定，由徐天书负责搞的。
(四)马万年深感前途无亮，要求退“休”、回老家雅安当“老百姓”。
(五)决定由黄国昌抓全军工作(指红照璧一线勤务组)[，]黄正立专搞政治工作(即隐居幕后，负责二线指挥部)[，]李万荣除专管情报工作外，兼管保卫工作等。
会议结束时，“支左”办公室布置以下三点任务：
(一)明日参加会议的人员要增加。除军部勤务组外，各师部的一、二号负责人和直属团第一负责人参加。但总人数不得超出六○人。
(二)下午三点，准时到××三号楼会议室开会；
(三)参加会议人员，要携代（应为“带”——编者注）有关情况，和对其他组织(主要指对红成派)的看法，材料。
▲这段时期是“产业军”的全盛时期，除有庞大的组织体系外，还有大批文臣武将。真不愧为李家五朝的御林军！
壹、军部(红照壁一线勤务组)电话：7385，6850；
(一)军部办公室 军长黄国昌；军办室主任陈文生，军常委李祥国(六九信箱)副军长林荣华(钢管厂)副军长刘昌富(高升桥汽车修理厂)沈福全(秋收起义军军长)杨金玉(联指负责头目，川棉厂)
(二)组织部 部长王忠臣(川棉一厂)项××(“王”的女秘书，川棉一厂)马广清(科仪厂)冯世英(×××厂半工半读学校教员)杨××、李志明(市总工会)
(三)宣传部 部长秦德嘉(×××厂)曾万芬(公汽保养场)任邦鸿(市邮局)。
(四)后勤部长邝兴林(水电校)
(五)统战部部长买治良(市基建联社)马××(电焊机厂，联络负责头目)刑××(军部联络)。李××、张××、黄××(联络部)
(六)参谋组 问波(锦江川剧团)膝国东。
(七)保卫部 部长张湛国(电冶厂)黄永林(川棉厂)李××、狼××向××刘××、张××。
(八)交通运输联合指挥部部长张兴福
(九)秘书组组长宋金良(五○二厂)
贰；二线指挥部(略见“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九六七年二月份第31页)
叁；编制体系
一、产业一师：师部设在红旗玻璃厂内。共分九团：一团(成都制革厂)二团(电冶厂)三团(水碾河维修总站)四团(布鞋二社)五团(红旗玻璃厂)六团(罐头厂)七团(中心场川齿工地)八团(棉织一社)九团(双流运输公司宏济路成东站)。一队；直属队(九眼桥电车站)。
二、产业二师：师部设川棉厂内。共分川棉战团、针织战团、一砖战团、三砖战团。
三、产业三师：师部设六九信箱内。共分六九战团，耐火材料厂战团
四、产业四师：师部设梁家巷手管厅内。共分一团(水泥制品厂)、公汽战团、汽九分团等七个主力团(单位略)该师包括交通系统。
五、产业五师：师部设木材综合加工厂内。包括成套局、铁路二局等战团
六、产业六师：师部设峨嵋汽车修理厂内。共分三团六队。包括造纸厂、汽五队、电动工具厂、肥皂厂、龙江路办事处，盐市口至反帝路一带的单位。
七、产业七师：师部设成都金具厂内。分四团：一团(金具厂)二团(试剂厂)三团(红光修缮队)四团(成都染厂)和八队：一队(搪瓷厂)二队(金属配件社)三队(前进机器厂)四队(成都纺织厂)五队(纸板厂)六队(南光机械厂)七队(火星制硝社)等。
八、产业八师：师部设交通厅内。包括城南至红牌楼地方一带，共分五团十九队(单位略)
九、产业九师：师部设成都水泵厂。包括以下二十二个支队：邮电器材厂、水泵厂省邮机科、神仙树一库、神仙树二库、石羊场奶场、铁丝厂、锅炉厂、白玻厂、苏司南站、浆洗于旅馆、塑料厂、南门粮管处、光学仪器社、城南皮革社、西建修缮队、成都制锁社、发夹社、铆钉社、地毯社和锡铅社等单位。
十、产业十师：师部设建筑局内。共分六团四十三队。(单位略)。
十一、产业十一师：师部设五○二厂内。包括该厂附近各单位。厂内分十五个团、厂外分五个团。(单位略)。
十二、产业十二师：师部设市内骡马市街成建局内。共分十一个团和一个直纵。(单位略)
十三、产业十三师：师部设四川化工厂内。包括青白江区各单位。共分五团，十二个直纵。(单位略)
十四、产业十四师：师部设百货大楼内。包括全市财贸系统。共分五团七十个队。
十五、产业十五师：师部设青羊宫动物园内。共分五团二十五个队。
十六、产业十六师：师部设一○七信箱内。包括该厂八一兵团及附近挂钩厂矿。
十七、产业十七师：师部设灌县城关镇。包括灌县，茂汶独立团。
十八、产业十八师：师部设成都五七○一厂内。包括石羊场地区一代（应为“带”——编者注）。
十九、产业十九师：师部设市内供电局内。分四团十九队。
二十、产业二十师：师部设市内房管局内。包括红光路一带单位。
二十一师(即成都铁路局战斗师)师部设铁路局内。包括成都铁路系统的各单位。
二十二、产业二十二师：师部设绵阳×厂内。包括彭县独立团。
二十三、产业二十三师：师部设双流城关。包括新津地区。
二十四、产业二十四师：师部设机车车辆厂内。分九团二十九队。包括八里庄、二仙桥、下涧槽等地厂矿。
二十五、产业二十五师(即二四九信箱红浪师)师部设二四九信箱内。分九团三十六队。
二十六、产业五一师：师部设成都刃具厂内。
二十七、产业五冶师：师部设五冶公司内。
二十八、产业八二师：师部设八二信箱内。
二十九、产业直属师：师部设红照壁内。即原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
三十、产业一三二战斗师：师部设一三二厂内。
三十一、产业雅安军分区：分区设雅安××厂内。
三十二、产业乐山军分区：分区设乐山县××厂内。包括五通桥等地区。
三十三、产业五一指挥部：(即西昌产业军)
三十四、产业自贡工人联合指挥部(即自贡产业军)
三十五、产业直属团：团部设红照璧内。分直属一团(龙泉驿区)直属二团(××厂)直属三团(电焊机厂)直属四团(六八信箱)直属五团(××地区)百丈直属团、火炬战团保卫四组(专门搜集，整理革命组织的有关情报和黑材料的特务机构。并从事绑架、暗杀革命组织负责人的罪恶活动。)
…………。
从以上产业军的组织机构，编制不难看出，它的羽翼遍及全省，黑线伸入省级、市级，区级、合作社、居民小组内。
产业军“二线指挥部”为适应战略需要，逐手将全市产业军按四门和中心区分为五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东郊一代)；第二方面军(北门一代)[；]第三方面军(南东门一代)；第四方面军(西门一代)[，]第五方面军(市中心区)。
▲《省联总》《市联总》“产业军”“八一”等保守组织，于今日在东方红礼堂召开假批判，假斗争的会议：《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廖志高大会》。会上由“亮相”的“左派”领导干部杨超、苗前明和曾庆祥(廖志高的秘书)等人进行揭发、控诉。会后，沈福全同“廖”握手表示“歉然”式的慰问。
▲由成都市小教(包括民中)中保守干将组成的小教《红色风暴》京城分团，于本日纠（应为“教”——编者注）唆当地保守派，伙同公安黑司令部于下午五时，抄砸了三圣街“东方红一一·一六战团《红教工》东城分团”团部。并抓捕了该组织的战士多人。
▲省公安厅《筹委会》写出反动传单：《明辩是非，分清敌我》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驻蓉联络站的《致全市革命造反派信》中的一些谬论”，《筹委会》在传单中恶毒地攻击“首都红代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群众，为反革命份子喊冤叫屈。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筹委会》要“首都红卫兵驻蓉站”，“必须认罪，悔过自新，否则，就要坚决镇压”。
▲在韦、甘的指挥下，以公安厅的名义，从本日至十四日，同时分别在成都、重庆两地召开“镇反”会议。通过会议，要解决公安干、警的“认识问题”。并对“镇反”运动作更进一步的布署。
▲为配合成都召开的“镇反”会议，产业军于本日下午，在红照璧军部，召开《全军宣传工作会议》。各师、团负责宣传的保皇干将、造谣专家、整革命群众(组织)黑材料的狐狗，奉命聚会在一起。
会议由该军部宣传部长秦××作报告说：“……白色恐怖消除了，我们扬眉吐汽（应为“气”——编者注）了！形势大好。我们要感谢××和公安局。”“还应该更加努力，把镇反工作搞下去，不放过一个坏人！”“现在，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我们了。但，出现了一些标语(按：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刷写的)[，]什么欢迎产业军起来闹革命啦，什么产业军必须向毛主席请罪，这样就否定了我们原来的成绩。我们原来干了许多革命工作，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我们一起就是造反，就是造反，就是造反！同志们，是不是?！”(保皇干将齐吼：是！是！！是！！！)接着秦部长列举行了产派的成绩说；“这几件事，我们做得很好：(一)造了《解放大西南广播台》的反，但还造得不彻底；(二)对他们封闭《四川日报》时，我们举行示威游行，抗议他们。我们该造他们的反；(三)在一二·卅一”事件中，我们去了三万人，就一万多人受伤。我们去北京告状只有两千人，回来后，就立即投入生产；(四)我们一贯反对经济主义，我军没有一个战士闹工资福利，所以没上走资派的当；(五)我们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没有打人。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它又吼叫道；“过去对《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提法不同意，保留不喊，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我们过去不喊，现在不喊将来也不喊！”它布置任务说；“目前我们的大方向是，继续镇反，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贯彻三干会精神。要分地包干，建立情报纲（应为“网”——编者注）。”最后它得意忘形地说，“二、一七后，川大八·二六和工人撬杆(造反)兵团这两个反革命组织，被我们直接端(按成都土话意为：搞)了出来”。并通知说：“军部宣传部办公室电话号码是6651，找任邦鸿、钱普奏(按：该部三、四号人物)。
▲肖理被产业军文斗后，于今日给她的产业军川棉师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原文附后)。
川棉产业师师长、政委：
我要求你们把我的问题作详细的调查，我确不是一二·卅一反革命政治迫害的幕后策划人，给我定这个罪名，已在斗争会上共五次大会宣布这个罪名就有四次。我觉得你们很能执行毛泽东思想，按十六条办事，比红旗(按；指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反动组织文明得多，当然你们是无产阶级左派，群众有眼睛，也会公正的评论。但是，如果你们硬把我拉成幕后策划者，我确实交待不出罪恶活动。
我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也是当权派，这些你们批判我，都是行的。我向你们请罪，愿意在大家的监督下改正错误。但是，如果把我定成一二·卅一幕后策划者，我确实不是。
目前，你们产业(军)的声望很高，我提议为了今后不致于被动，未搞清事实前，希望这个罪名暂时不用。
肖理 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三月十二日
▲甘韦设计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权力机构《黑筹办》经过与扬超、苗前明和胡××、高××的密谋，又与《省联总》《产业军》等头目策划后，拟出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的分配和机构设置的计划》方案。先定为三十七人，后由韦、甘确定增补为七十一人。其中，工人廿五人；贫下中农七人；学生十二人；××干部十五人；机关干部十七人。委员的人选，全由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省联总及全省范围内产派代表组成。虽留有少量的革命派的代表席位，只不过起“陪衬”作用。
方案提出，伪革委会，下设一厅(办公厅)，一部(政治部)，八个委员会。这八个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包括一部六处)；工业交通委员会(包括一部十二处)；农业生产委员会(包括一部二处)；文教卫生委员会(包括一部五处)[；]财贸委员会(包括一部五处)；计划委员会(包括一部七处)；人民武装委员会(包括一部五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
按这个“伪革委会”的编制方案来代替原有的四川省级机关各部、委、厅、局等机构。方案编制人员共一千余人。扬超、苗前明等人，借编制为名，大批地清洗了省级机关的革命派，并把所需的一千余名干部，陆续调到省委办公室集中办公，为“伪革委会”凑合人马，实现四月反夺权的罪恶目的。
▲《三军一旗总黑窝》自元月份将《010联络站》改化为《四川省无产阶级造反军总部》后，又奉命改为《二线指挥部》后，基本上转入地下密秘（应为“秘密”——编者注）活动。廖志高这段时间，很受沈福全的欢迎和保护。而这几条黑线的活动，确（应为“却”——编者注）更加猖狂：李井泉的臭婆娘肖理同川棉产业军；丁旭派驻产业军部的市工会干部雷××，李××；李井泉的警卫员李全；《二线指挥部》的高级参谋吴永福、曹荣(市食品公司经理、“麻饼”大王)问轩等等。
▲程子华去锦江宾馆与甘渭汉商议“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问题。商定把“程”要开的西南局建委会议与“甘”要召开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一块合并召开。
▲韦杰、李××和胡××召开了“省三干会筹备办公室”工作会议。会上，李××讲话说：“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的信……，形势一天比一天好了，有的地区联合，正在联合。革命派的力量逐步巩固了，反革命势力土崩瓦解了。成都地区三驾马车。一套是红卫兵成都部队(以下简称红成)(包括一百多个组织)，我们认为大方向基本是对的，是支持他们的，当然不是真正的左派。现在搞整风，纯洁组织。另一套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是受害者，不到一个星期被打下去了。二月十七日又起来，有毛病，把保皇组织吸收进去了，大杂烩。也要整顿组织，纯洁内部。另一套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现在分化了，少数改头换面还在活动、顽抗。对上面这些大的组织，已做了一些研究，很不够，只了解一般。第一阶段一·二九前，第二阶段一·二九至二·一七，第三阶段二·一七以后。”“当前要注意：(一)要结合本单位斗批改，斗臭斗倒，考验造反派。有计划、有步骤，斗臭斗倒，揭深揭透。(二)镇反工作跟上去，成都七十多个组织，要赶上去，要清查。(三)整顿中能联合的就联合，不要等待。以单位联合。先搞小联合，再搞大联合。(四)两台、两报、交通、邮电、仓库，要把它搞好。舆论工作要跟上去。两台、两报先整风，先联合，准备好。一宣布，舆论跟上去了。宣传组也不放过对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的揭发。(五)我们这个叫筹备办公室，踏踏实实的做工作，对外不要讲”等等。
▲在韦、甘的指挥下，产业军、八一兵团、贫下中农战斗军于上午九时卅分在市内文殊院内，由该军军长黄国昌主持召开了“军、师及直属团主要负责人会议”。会议内容是“统一全军(产派四大家族)系统对其他群众组织的看法、意见和认识”。经过充分讨论，得出以下结论：一、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结论，“是成都地区最大的红卫兵组织，大方向不稳。特别是对产业军，每次抄家都有他们。把矛头指向产业军，打成保皇派，所以他的大方向错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组织造反兵团，本是对的，但被走资派利用。故应和造反兵团决裂。在大联合之前，必须作到以下四点：(一)揪出其中一小撮；(二)彻底整风，纯洁组织；(三)彻底与造反兵团决裂(乒团垮台后，他们吸收了不少人的)；(四)要他们彻底与《地区联合总部》决裂。”二、对红卫东成都部队的结论：“红卫东是官办的。与造反兵团一样。它的一切行动，就是造反兵团的一部份，是造反兵团的继续。一·二九事件充当打手，公开说是造反兵团观点。一二·三一事件中是急先锋。组织高度不纯。它是造反兵团的外围组织。大方向错定了，不是革命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故不能联合，要干净彻底砸烂!”三、对红色造反工人成都部队、工人硬骨头战斗团和毛泽东思想“二·七”战斗团等(与红卫兵成都部队同观点的工人组织)的结论：“与红卫东相同，不是革命组织，是反革命组织，要干净彻底砸烂！”四、对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团的结论：“本来就是我们产业的观点。但，有见风使舵的情况。遇情况不好时，不敢表示自己的观点。在白色恐怖下，他们自身都难保，对产业的态度含糊(按：即指在二·一七前，成电红旗不敢公开和产业军站在一起，而打入兵团、八·二六同观点革命组织中去借房子躲雨。)但，不能怪他们。(按：请革命派仔细分析这句话。)对××的问题上，是第二个表态。这说明，在关键时刻能站住。对待我们产业军，经过讨论，在中央来信之前(指二·一七)就表示支持的。是革命组织，要联合他们。”
▲成都七四五厂党委书记晨×，被他的御林军“四川成都八一兵团”抬出来复辟“亮相”后，便撕掉遮羞布，赤裸裸地跳上“三月复辟”午（应为“舞”——编者注）台。除大抓“镇反”外，还亲自执笔，于本日在该厂抛出《红卫东是官办的》大字报。晨书记的造谣手段，深得保宝们的敬佩。
▲昨日在人民南路写了一条标语“产业军是一切保皇机构的收容所”后，被产派围攻长达十余小时之久的红卫兵成都部队省技校支队的革命小将，无辜被产派扭送至公安派出所，非法拘留拷审。
▲在韦、甘领导下，李子英、扬岗以公安厅的名义，分于成都、重庆召开了“镇反片会”。在成都片会的开幕会上，李子英首先讲了这次会议目的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清理内部”“抓革命、促镇反”之后。××便接着说：“要加强团结，统一思想，总结经验，一致对敌。镇压反革命应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作你的坚强后盾，只要你们提出来，要我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主席语录：‘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反都没有肃?错怎么纠?”“现在不镇反就不能贯彻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如果不抓革命，促镇反，这样下去不得了，再下去就了不得！！！”周××更疯狂地叫道：“四川地区和其他地区不一样！夺权比较艰巨。反革命逆流没有打下，要保证三结合，必须镇反。把一小撮反坏分子夺的权夺回来!保证掌握在革命派(指：产派观点的。)手里。因此，需要统一认识，就要开会。……”等等。
会上，布置了“镇反”工作。对“反革命组织”坚决消灭。捕人不受数字限制，有多少捉多少。
三月十三日
▲在××党委领导下，以公安厅的名义，同时分别在成都、重庆两地召开的“镇反”会议继续进行。
在成都会议上，李××讲话说：“打击对象是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中一小撮反革命和坏分子”。“一·二九事件是个关键，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并提出对产业军采取的方针是：争取、团结、教育、提高。……等等。邓××专门在“成都片会”上作报告说：“以成都地区为中心，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反革命逆流。……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搞的。”“我们搞了些调查，红卫兵成都部队作为我们的支持对象，我们在帮助他们，产业军是革命组织，我们采取团结、教育、帮助、提高的方针”。“打击的是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造反兵团交通分团社会渣滓就占百分之六、七十，领导集团中尽是坏家伙。”“××有个‘红总’[，]公安厅有个‘总部’(按：指省公安厅革命造反总部。)人数很少，能量很大，内外勾结，流毒全省。”“一·二九事件是有历史意义的，是区别真假革命的试金石”“公安机关内部不纯，这次暴露出来了!”[“]在文化革命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我们的不少同志思想跟不上形势，表现右倾动摇，‘怕’字当头，不敢大胆去执行任务。”“公安机关要迅速发挥专政的威力，不能软弱无能。”……等等。会上，他批评了重庆市公安局，渡口市、自贡市人民武装部，表扬了达县公安局、成都市公安局和省公安厅。等等。
▲××党委，政治部，分别把发了《省政法党组》《省公安厅》关于镇反布署的三个文件：《关于取缔反动组织的意见》《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紧急布署》《关于正确处理极少数红卫兵作错事、甚至作坏事的处理意见》。
又批准《省公安厅》派出五个工作组，分赴达县、乐山、涪陵、万县、宜宾和南充等地督阵指挥“镇反”。
▲韦杰和×××于今日晚，在“产业军师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讲话。韦杰说：“在一·二九事件后，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起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夺权，而他们却反对，围攻军队、围攻公安机关。一句话，就是仇恨毛泽东思想。”“反革命逆流基本上打下去，白色恐怖也基本上打下去了。”“情况很好，大联合，大夺权，很快会实现”等等。
▲公安×处副处长李学义，传达了贾林山的黑指示：把新都机械制造公司的《星火》《革联》等四个组织，拟定为反动组织，亦（应为“予”——编者注）以打击。
接着，李学义便到该公司，会同借二月逆流翻案复辟的公司保卫部长关风元、副部长董文广和治安科秦洪兴等人密策后，拟定了向成都××请示的《关于拟定在新都机械制造公司集中打击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报告》。在这份罪恶报告中，该公司革命组织(占公司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三)《星火》《革联》被强加上被“造反兵团和八·二六”所掌握控制等捏造罪名(按：该公司革命派均属红卫兵成都部队派的观点)，又以所谓“群众强烈要求”为理由，初步把三十八名革命战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要立即拘捕法办。
▲西南局机关保派《大联筹》头目王振江等人向程子华汇报了该机关“粉逆”运动及今后打算。
▲扬超及其同伙，在拼凑《黑筹办》，搞反夺权的同时，又向省委机关、省级工交厅、局和各专区伸出黑手，大搞所谓的“亮相”干部出来凑合。胡××与苗前明密商后，又召开《黑筹办》工作人员会议。并宣布了“筹办五条任务和组织分组的职责范围”[，]《黑筹办》的五条任务是：(一)尽快把“筹委会”的方案提出来；(二)把“三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物色出来；(三)大造舆论，扫除大联合的思想障碍；(四)狠斗党内“走资派”(按：指李大章同志等)(五)掌握敌情，注意阶级敌人的反扑。
《黑筹办》的组织分组的职责范围是：(一)秘书组：起草夺权文告，通电和广播，汇报各组工作，上传下达，搞一些情况简报；(二)干部组：了解、物色筹委会各大口委员会中“革命”领导干部，掌握专、市“革命”领导干部的情况；(三)宣传组：搞灵魂革命，联系两台，两报，总结经验，及时推广；(四)联络组：掌握分析各“革命”组织的政治动向，摸清各革命组织情况，保持联系。若发生问题，好及时进行协商；(五)保卫组：掌握敌情(指兵团、八·二六和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分析动态，并作好“筹办”的自身保卫工作；(六)后勤：物质供应，生活安排(包括产派的需要)等等。
▲×内革命派组组整风，从本日起，转入第二阶段；“四大”全被宣布停止。《战旗红色造反团》全面转入“背靠背”的群众斗群众的状态。负责整风工作的××直属政治部王××在本日动员揭发大会上说；……这就是为了避免某些人，串连互相摸底。搞攻守同盟。……等等。并宣布了严格的制度。对革命派完全实施了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并加派武装弹压。牛×和保守派公开说：“如果谁不老实，就抓谁！”保守派狂笑说：“过去说我们保，现在看来我们保对了!保出头来了!”逍遥派说：“以后领导说啥我听啥！紧跟领导就犯不了错误。”等等。刘氏黑《修养》、法西斯奴隶主义、反动的驯服工具论和人生活命哲学论……空前泛澜，风行一时。
▲反革命辨护士张昭淦在公安黑司令部的护驾下，于本日上午九时至下午三时，在四川师范学院作内容不同于它在市内体育场公布的所谓《一二·三一调查报告》。报告过程中，受到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的模屁股（原文如此——编者注）。张昭淦狼狈万分。但在××和公安人员的护驾下，悄悄逃脱。本来，张昭斧之流的调查报告，全系捏造。明知红卫兵成都部队掌握住“钢鞭材料”，迟迟不公布。想借此之行，套出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材料来。但偷鸡不到，反融了米。
▲××、公安黑司令部、产业军和张昭斧等人交头接耳，拼命想把红卫兵成都部队(按：实际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工人、学生联合组成的《成都川棉一二·三一专案调查团》)的材料搞到手，韦杰下令，抓捕该调查团的负责人。但未遂。(按有关材料已分于元、二月份报送中央文革。调查后定性为：武斗事件。张昭斧之流做梦也想不到啊)
▲四川大学内“三勾合”组织的《四川大学反逆流联合总部》于今日宣告出笼。出笼会上，保宝们高叫：一切反八·二六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彻底砸烂反动组织八·二六!等等。××住（应为“驻”——编者注）川大调查组×代表说：成立“粉逆联总”是对八·二六反坏分子的沉重打击!钢杆八·二六、铁杆八·二六见鬼去吧!等等。
▲市检、法院“审查点”派出秘探，采取卑鄙手段，搜集革命派的所谓“反革命”活动。
▲××被韦、甘搞得一片白色恐怖。×内革命派家属，小孩广受残酷迫害。甘、韦到处搞盯哨、暗探，抓人成风，想抓谁就抓谁，不要任何证据。为了“镇反”需要，甘、韦把一些中、高级干部和家属，组成“123战斗队”，监视，谩骂、侮辱，甚至把在地方工作的家属随便欧（应为“殴”——编者注）打、斗争后五花大绑捆送进监狱。
▲韦杰等人到部分大专院校巡查后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大骂说：“现在我走到那个学校，纪律不好。不讲卫生，大便到处甩，……文风也要整。名字倒起来写，意思是‘打倒’啰！砸烂‘狗头’！是人嘛！怎么‘狗’喃！将来你们要当教授嘛！还要教人嘛！那么怎行?……中学复课闹革命，吐口水，弄得老师哭。街上人很多。……”等等。
三月十四日
▲在“成都片会”的大会总结发言中，李子英作了报告：“不搞数字比例，是‘反革命’就抓。有多少抓多少！……农村镇反，省里不作具体规定，各地摸清就搞！……要恢复正常工作秩序”等等。并解答了与会人员提问的有关“镇反”十四个问题，其精神，仍指大方向是：有“反”就抓！大抓而特抓！尽快处理公批一判，杀几个首恶分子等等。
××更猖狂地提出：“镇反是当务之急。它对于工农业、财贸等事业的发展，将起重要作用。这次会议的精神，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根据各地情况去办。”等等。
为了李子英、××的重要“指示”得到坚决贯彻执行，公安厅连夜打电话到重庆，把参加“重庆片会”的人，叫起床来听取传达。
会后，省公安厅、市公安局(武装部)专、州公安系统(武装部)，在当地×分区和驻×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县公安局”会议。层层传达，贯彻“镇反片会”的会议精神。
▲“××支左办公室”在东方红大礼堂，主持召开了《成都地区革命群众组织整风动员会》。韦杰在会上发表讲话(共分四部分，1．形势；2．关于整风问题；3．关于三结合夺权的方针；4．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他说：“兵团和八·二六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勾结起来，在走资派的幕后策划下，打着‘造反’的旗号，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很多反革命勾当。他们残酷地镇压革命群众，镇压革命群众组织，镇压革命干部。……阴谋策划反革命暴乱。”“《土桥事件》连小孩用的尿布都要抢。”“要开控诉会，控诉走资派对革命群众的迫害。如《土桥事件》《川棉一二·三一事件》《四川日报》《成都晚报》《泸定事件》等。”“任何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夺权阻力，我们都要粉碎。”“希望不要轻信谣言，对谣言，我们一定要追查，严肃处理。”……等等。
▲杨超向胡××和苗前明提出：“可考虑在省委各部委也相应建立几个人的办公室或小组，以便和筹办挂钩，互通情况。”接着杨超又和苗前明策划，要把秦传厚(副省长兼公安厅长)、金石(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敏(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以及一些专区的当权派抬出来抓工作。《省联总》及其他同观点的保守派，按杨超的黑指示，大搞反革命“三凑合”。大搞干部假“亮相”。如在省级工交厅、局，也有四十多个厅级干部，占同级干部的约一半，被杨氏门徒封为夺权的“结合对象”。
▲《省联总》在杨超的指示下，出面邀请《红卫兵××××》代表，与《产业军》的代表举行谈判。《省联总》《产业军》按甘、韦、杨的计划口径，极力调和“产业军”与“红卫兵××××”之间的两条路线斗争。矢口否定《红卫东成都部队》《二七》等“红成”派工人革命组织的大方向。谈判会上，《省联总》与《产业军》花样百出，软硬兼施。《红卫兵××××》代表严正驳斥，指出这是搞的“三凑合”。并强调与产业军的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红卫兵××××，决不拿原则作交易。……故谈判宣告破产。后《省联总》又派出二十八名待分配的大学生，去产业军部协助工作。
▲产业军在西南民族学院驻××代表的怂恿下，借该院地方召开《控诉反革命》的“镇反”大会，被红卫兵成都部队民院支队、民院《红旗》战斗团的革命小将，采取断然的革命行动，将产业军及与会者强行撵出校门。并高呼：“打倒保皇派!”“不准老产反攻倒算！”等革命口号。
▲××驻四川大学调查组梁××给八·二六战斗团训话说：二月十七日以来的“镇反”是“红色恐怖”。“八·二六中受蒙蔽的群众，若不敢（应为“赶”——编者注）快同一小撮反坏分子划清界限，矛盾就要变化。就要叫到公安局去登记，可就麻烦了！”
▲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纠集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成电红旗及其他保守派，在该院召开所谓“《一二·三一》《一·六》反革命政治迫害控诉大会”。为此，产业军军部派出宣传车四辆，临会助战。公安黑司令部亦前往督阵。但，被该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和省技校《九·一五》战斗团强行造反，并撵出校门。
▲产业军十四师(财贸师)大肆抄印新兴保守组织《九六革命职工雷锋战斗团》写的“我们对红卫兵成都部队提五点意见和两点希望”。它的五点意见是：(一)为什么把主力军(产业军)过去打成“保皇”？现在打成“保守”?(二)为什么要与产业军血战到底?(三)为什么提“欢迎产业军起来和我们一起造反？……”(四)口口声声要向兵团、红卫东、二·七、硬骨头、星火、二四九联总学习！致敬！是什么意思?(五)工学院《十·一》战斗团要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大破大立。破什么?立什么?等等。它的两点希望是：(一)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二)请罪。
▲驻成都六九信箱×代表发布“军字○○三号《公告》”，宣布：决定要红卫东六九纵队，将所谓夺的权，退还出来。……各级干部，凡未经党委批准停职的，均应主动地站出来。
▲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全市局部反击产派四大家族。大打“标语、口号”战。
成都大学八·三一战斗团赤卫战士就韦杰的三月复辟阴谋于本日晚，在全市贴出革命大字报《大联合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文章首先尖锐地提出：“产业军的复兴代表了哪家路线?”后，接着便指出：在尖锐(按：请深思这两个字在当时的含义和针对性)的镇反斗争中，产业军复兴了。它的复兴代表了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哪一派政治力量?哪一条政治路线?而重新活跃于政治舞台上呢?……从以下三个问题来分析：(一)产业军是什么样的组织?它们是以保守派的政治身份出现的；(二)现在吹捧得最厉害的是谁?是各机关、单位中积极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中层干部和各单位、学校中的保皇组织；(三)产业军复兴后干些什么?除镇反外，便乘革命派组织开门整风之机，借“镇反”为名，对革命派大肆攻击，把矛头指向红卫兵成都部队。又同那些铁杆保皇组织(红卫兵大专院校联合指挥部、工人赤卫队)大搞联合。
文章着重指出：和产业军联合的问题，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争夺联合领导权的问题。
文章又革命地急呼：红卫兵成都部队向何处去?
在文章最后鲜明提出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中自豪地说：如果我们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因此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会感到最大的幸福，感到人生的满足！等等。
▲成都××支左办公室公布《整风五条标准》。这五条标准是：(一)能不能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同时在整风过程中建立、健全学习制度；(二)敢不敢开门整风，大胆揭露问题。敢不敢真正开展自我批评，破私立公，克服不良倾向；(三)愿不愿意大联合，团结大多数，共同搞好夺权斗争。搞好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四)能不能正确对待革命干部，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走资派和无产阶级当权派，热情欢迎革命干部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五)能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办事。敢不敢把混入革命组织内部的反坏分子清洗出去，并肃清流毒等等。(按：请革命派用毛泽东思想仔细分析这五条标准。)
▲在杨岗亲临重庆主持召开的“重庆片会”上，他说：“……《红旗》杂志三期说的‘大扫除’就是大镇反。镇反是当前公安机关的中心任务，必须切实抓好。现在农村未动，许多工厂也未触及，必须继续深入镇反。公安机关内部的反坏分子与社会上牛鬼蛇神勾结的，要坚决处理。……”等等。
▲省公安厅筹委会，根据李井泉的老婆、轻工厅副厅长肖理写的诬告材料，拘捕了该厅科研所造反战士党××。
肖理的诬告材料(《揭发党××》)写道：“……这次从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在厅被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棉分团×××、×××带到二四九信箱，我在当天晚上被他们审问时，党××也是审问我的主角人。……党××在火车上说，他把杨岗四川省公安厅长(付)的名字记下来了（原文如此——编者注），回成都要抓他！还抓杨超、欧阳天、王端等人。……党××与川大八·二六姓肖的男生在北航挂了钩，川大八·二六在那里就讲过回川要夺军权。……党××到北京造了不少谣言，例如一二·三一事件等。……”
▲韦杰派出变相的工作组，进驻到地质学院、电讯工程学院、工学院、成都大学等所大学，借（应为“以”——编者注）军训、整风为借口，利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声誉，采用边打、边拖、边压的策略，大搞“合二而一”，企图整垮红卫兵成都部队，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火。
今天在地质学院解放楼前开会，由“××宣传队”(即工作组)代表讲话说：“筹家(指该院筹委会、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抓了反革命，《东方红公社》抓了铁杆保皇分子，两家就联合。……”“你们(指：地院“解大”兵团、“东方红保皇公社”、“产业军”)都是革命群众组织。”
“××宣传队”并帮助《东方红公社》整风。并鼓励铁杆老保把自己观点坚持下去。为保守派打气。
当“解大”兵团抵制“宣传队”的意图时，就马上加上把矛头指向“×××”的罪名。并要抓“解大”的“黑”后台，抓“解大”的职业“特务”。若写反对产业军的大字报，便被韦杰亲自勒令不准张贴。当“反革命”们“秘密”张贴后，便被《宣传队》拍照，按“反革命”论处。……但，“解大”的反“产”大字报，仍然贴在校内、市区和东郊。
三月十五日
▲韦杰接见首都红三司驻蓉的革命小将座谈时，别有用心地说：“……西南地区是瘫痪了。什么问题都得由××抓。……说明主席、军委对我们莫大的信任，莫大鼓舞！我们感到很光荣，产生了强烈的积极性。……这些文章(指首都红三司发表的)在社会上影响很不好。一股逆流，三股妖风，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和其他新兴的革命组织。……”等等。
▲由胡××和高××出面主持，《省联总》拉线，召集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并要求红卫兵××××派出代表协商会谈的“筹备三结合夺权讨论会”（原文如此——编者注）。胡××在会上说：“夺权已经是好多回合了，但不能麻痹，他们会利用各种方法来破坏夺权。这是第一次邀请你们来讨论，时间非常紧张。现在迟迟不能夺权，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接着，便以提问的方式，灌输已拟定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方案》说：讨论这几个问题：第一、对外活动要有名称，是否叫三结合筹备办公室，简称筹办。但对敌人要讲点策略，不叫三结合夺权办公室。一句话，名称问题。第二、考虑委员会名额多少?地方的多少？比例如何?怎么办?第三、筹备办公室，工作人员来源，红卫兵××××一人，产业军一人，贫下中农战斗军一人，省联总一人，红卫东或二、七，重庆市革联二人(即重大八、一五、财贸八、一五各一人)组成七人小组。(按：实际上“黑筹办”早已正式工作了，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和省联总的人员，已参加领导班子的工作。此时，邀请红卫兵××××参加只不过是起陪衬作用，实现其“筹办”中，也有革命造反派的人参加的政治目的。)会上，产业军的头头对红卫东、二七派一名代表参加“筹办”七人小组提出“恐怕下面通不过”的异议，要求增加三军一旗的打手“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一名代表的席位。
红卫兵××××的代表，对此次讨论会，坚持原则，死死抵制。重大八．一五的代表支持红卫兵××××的抵制态度。会议宣告流产。但胡××为了稳住阵角（应为“脚”——编者注），便说：“如果没啥问题，准备三月十七日再碰头，注意保密。在总部酝酿，只限于总部之内。要加强同我们的联系。……”等等。
▲扬超、苗前明指挥《黑筹办》、《省联总》在省级八大口，八条战线中，把大批李、廖死党的心腹干将，抬出来复辟。它们公然圈定了所谓的“省级机关副部长，厅(局)长以上亮相干部”101名。其中包括，李林枝(副省长)扬万选(省委书记处书记)董弼忱(省监委副书记)张敏(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贾光后(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天民(省委二部部长)等。并从这批“亮相”干部中，又提出四十多个重点考查名单。
▲乐山县，自二月十九日起，军用飞机在上空撤发了所谓《二·一七来信》后，大规模“镇反”开始。该县桂花楼监狱已装不下了。驻公安处×代表罗××授意，从保守派中调来大批干将，将审讯组扩大成六十人，分为五个审讯小组和一个材料组。并开辟了陕西街三十七号改为第二监狱。并继续开辟第三监狱……。
▲西南局机关原总部负责人王××同志，就该机关所谓“粉逆”的问题，对程子华提出相反意见时，程子华竟耸听闻地造谣说：“反革命逆流面很广，云南、贵州都有。四川以成都为中心，搞经济主义，政治反扑得很凶，粉碎反革命逆流很需要。西南局机关通过‘粉逆’，受蒙蔽的人起来，可以把水搞清。你们是‘反革命’也逃不脱。群众会作结论的”。办公厅主任李辛夫同志，亦就“粉逆”问题提出相反意见，写信给程子华。请他看后交中央文革伯达、江青同志。程竟将此信扣压住。(后，又退还给李辛夫本人)。继李井泉在二月二十日给产业军作了“四点指示”后(特别强调：当务之急是镇反)[，]程子华亦给甘渭汉打电话说：产业军是革命组织。
▲二月逆流、三月复辟以来，北京驻蓉的革命小将，连遭保守派的围剿、欺凌、抢抄、跟踪生活刁难等反革命迫害。
周总理、伯达、江青同志闻讯后，特电责令程子华“立即通知铁路局，北京同学免费回京。不许扣留一人。不许再对他们进行任何刁难。”但，阴险的程子华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幕后大煽阴风，指令保守派到西南局内的驻地，疯狂围剿、侮辱、欧（应为“殴”——编者注）打革命小将，事态极其恶劣。
▲驻公安局×代表田××向该局党员、团员作报告说：“号称一百五十万的撬杆兵团，做尽坏事，罪恶滔天。我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打败蒋介石，打败美帝，你们撬杆兵团，有什么了不起?！……”。
公安厅李子英主持召开该厅业务会议。××在会上讲：“镇反对内要强调稳，对下面不能强调稳。如果强调稳，下面会稳起不动。现在要放手抓!抓！抓！对释放的人要必须承认错误，因为你有错误，群众才把你扭送来了，要坦白交待，交出幕后人，要受群众监督，不再干坏事”等等。并大讲其“镇反”的所谓“四大好处”论。
驻该厅×管会代表李××亦给还未亮相的领导干部打气说：“要有职、有权的工作，大胆的工作，认真把事情办好。能解决的自己解决，不要把矛头上交”等等。
扬岗在重庆参加了“重庆市公安局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强调指出公安局要把“镇反”当成中心任务。
会后，扬岗亲临重庆钢铁公司保卫处布置任务说：“根据工厂敌情严重，要（似为“在”——编者注）深挖打击时要发动群众，造成声势，拘捕一批，群众扭送，收留一批”等等。
当晚，扬岗又对重庆市公安局讲：“要注要（应为“意”——编者注）抓工厂问题”等等。
▲位于川陕公路要道，临成都北郊区的新都镇(小小的场镇)一次就抓捕革命派两百余人。
▲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红卫兵、小号兵和横空出世等组织的革命小将，就成都的三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形势，写出题为《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革命文章。
但，在这张革命的文章旁，贴有“××101战团”的围剿性大字报。它说，请真正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注意工人造反兵团，清华“井岗山”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反革命阴谋。……如果你们再继续跟着这一小撮反坏分子跑，执迷不悟，决没有好下场！
▲产业军军部奉命，发表所谓《对当前成都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它鼓吹“镇反，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又胡说什么“镇反，也是对一个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考验。你若是反革命派，就必然反对镇反，为牛鬼蛇神喊冤叫屈”。还胡吹什么“你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必然害怕整风，或搞假整风”。并鼓吹什么“新的联合形势，应在镇反和整风的基础上”等等。为甘、韦的“三干会”散布复辟舆论准备。
▲产业军原军长马万年，因内讧关系，回雅安军分区(产业军的)。黄国昌。竹国学专门负责同成都××和×分区的单线联系活动。
▲产业军军部在××派驻该军部指挥的××人领导下，在文殊院(五军一旗指挥部)召开改组《一线勤务组》会议。×代表声明，是自己的意见说（原文如此——编者注）：产业军不敢干，怕得要死。今后要干起来，不干就要倒下去。新任头目扬××嚎叫：新的上来啦！旧的下去了，这是“新陈代谢”。但是，旧的不能全部下去，因为知道的情况较多等等。
自军部(即《一线勤务组》)经××审定任命的保皇干将上台后，产派果真“敢”字当头，公开调集贫下中农战斗军入城驻防，挑起武斗，潜捕、暗杀革命派负责人。把文殊院当着（应为“作”——编者注）刑场、监狱。(潜捕了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红卫东成都部队八·二六兵团等革命组织的战士，在文殊院毒打、审押)
▲四川大学“反逆联总”发布通知《召开科级、处以上行政干部会议》规定以下四种人不准参加，一、地、富、反、坏、右分子；二、走资派；三、凡参加八二六的；四、属八二六外围组织的头目等等。
▲兵团外东分团一战士被抓，抓时家中无人，仅有一婴孩和一小孩。被抓走，该同志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下鲜血遗志《前扑后继》四字。赓即，被××毒打捆绑后，扔上镇反车押走。
▲××正式批发了重庆、成都“镇反”片会上发布的三个文件，由公安厅散发至全省。作为“镇反”的法定依据、纲领性文件。
▲成都市人委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筹委会)“二·一五”革命造反队的大字报：《驳对产业军保皇问题的谬论》。它说：“保皇派、保皇狗的帽子，前几个月在成都地区畅销，风行一时。一些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政治投机商，为了保住自己‘革命左派’的头衔，怕烧伤自己的手指，屈服于外界的压力，厚起脸皮大喊‘打倒产业军!’‘我是产业军的死对头！’有些所谓识时务的人，感到人言可畏，也只能摇头叹息！某些好心的人，念念有词地说：‘产业军未必就成了革命派?至少也是个保守号的组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有人继续祭起保皇帽子的法宝，再来一个回合，把产业军扼杀下去。”
▲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山鹰游击队贴出大字报：《就是要干！干！！干！！！——评“成电红旗的评干！干！！干！！！是一篇反革命宣言书。”》（原文如此——编者注）
三月十六日
▲苗前明(黑筹办政治部主任)指令黑筹办了解厅局长中的王子谟、李林枝、张敏、王镛、明朗、袁仲凡、余涧南、冯焕武、廖家岷等十几个人的情况。
▲黑“筹办”干部组王克贤于本日主持召开了各保守组织头目会议，会上根据苗前明的指令，布置并具体领导保派去做所谓的干部的“亮相”工作。
▲程子华接见《首都红卫兵驻蓉联络站》代表。接见前，程子华责令他的“军师”钱敏，打电话给甘渭汉对口径说：“子华同志和我的意见，产业军是革命群众组织，是否左派组织，还要作工作”[。]程子华在回答红卫兵代表的问题时说，[“]西南局大会临时勤务组(按，指保守派“粉逆”和“大联筹”)，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成都的运动是××领导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支援市公安局的左派(指公安黑司令部)，遭到冲击，经过了艰苦斗争。西南局机关的大部分干部是站在××方面的。但，前总部是错误的”等。
▲下午，成都××副政委余××打电话给西南局，请程子华去××研究“抓革命，促生产”会议问题。
▲在××主持召开的《大专院校整风工作会议》上，××袁××公然说：“我们是向革命师生学习!不是向‘右派’学习，我们是镇压‘右派’。也是我们的态度。[”](学生中，除四川大学八·二六战团被抓外，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东方红战斗兵团，成都地质学院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等革命组织均有战士被抓捕。特别是红卫兵成都部队驻外地联络站人员。)
▲××副司令员李××对《省联总》作了以下讲话：“单工人造反兵团被子就三百五十多万床。浪费的钱财不少，单宜宾×分区不完全统计就是三百多万元。……今后，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原则，在市内停止串连。不同意这种说法。刚刚一镇反，有的就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我不镇压反革命，联合就搞不起来，必须镇反。现在已有反革命组织，这种组织中，不光头头是反革命，一般成员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反革命。……”等等。
▲北京清华《井岗山》和北航《红旗》等十六个驻蓉联络站，在撤离成都前夕，联合贴出《告别蓉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大字报，给被韦杰宣布为“非常时期”内的革命派巨大鼓舞。这篇革命大字报上街后，立即遭到全市保守派的围攻。“镇反”模范××××××宣传车扬言要大抓《井岗山》《北航红旗》中的一小撮反坏分子。叫喊得最凶的还有，省公安厅筹委会、市公安黑司令部、市人委联总(筹委会)和成电红旗等著名的保皇干将集团。
▲××驻四川师范学院宣传队(镇反工作队)召开该院整风会议。××政委周××指出：……镇压反革命，是需要批判斗争的，更要大整材料。有反必肃嘛！”“你们能不能把坏分子清洗出来?肃清流毒?纯洁组织”?！等等。
▲上午，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二·七和成铁五·一等革命组织商议夺权问题，并决定：产业军是一切保皇组织的收容所，它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果它参加了夺权，就是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胜的问题。
▲首都红代会驻蓉联络站于今日全部撤离成都。临行前，去四川大学向八·二六战友告别。在川大校院内，受到《烽火》等保守派的围攻。但，在八·二六和红代会及前来声援的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十·一》战斗团等革命小将的并肩战斗下，击退保守派的围攻。但《烽火》等保守派仍不甘心，纠集数百产业军、机关产派于今晚袭击西南局(首都红代会驻地)[，]非法戒严，对红代会战友和在场的新华社记者采取强制性的搜身检查。企图抢走成都广大革命派委托红代会革命小将带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汇报材料。
▲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长驻产业军军部的保皇参谋张伯南、张朝文、雷治能和竺国强等人，就三月十四日策划在地质学院召开的会议破产后，悲痛万分的写了篇《成地王氏反动筹委会反革命丑恶嘴脸的又一次大暴露》[，]拼命攻击革命派《解放大西南》战斗兵团。胡说解大造大会的反，是“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撵产派四大家族出地院，是“反革命行动”等等。
▲成都二四九信箱的武装部长张××，于下午四时，在接待红卫兵成都部队三十二中支队代表时说：“由成都×分区派出驻市委武装部曾发出《关于三干会的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指示如何贯彻传达‘三干会’精神和决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出席人员分派有军代表、本单位一级革命领导干部一人(由群众——保守派推选)和革命职工一人(凡是市公局通知中，所指出的各组织和同一观点的组织，参与围攻市公安局和军区的不能推选。)及武装部长一人，并决定二四九联总(按：红成派观点)无权选举。其理由如下：(一)联总和兵团大方向是一致的，又是联合夺的权[；] (二)在川棉一二·三一事件，联总是主力。并派有副总指挥(周命材)。用联总的宣传车作指挥车[；](三)请○二八红总作所谓的成都地区形势报告；(四)二月廿、廿一日配合兵团，搞反革命大反扑的示威游行(打倒产业军的示威游行)。
▲公安黑司令部派出郭忠民，与《小教红色风暴》等教师中的保守派，大整革命教工的黑材料。
▲市区街道贴出以下大标语：“砸烂红卫兵成都部队黑总部”(工农红卫兵)“向产业军学习!”(工农红卫兵)“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立即和一切反革命组织划清界线!”(红卫兵战斗军工农部队)“我们向红卫兵成都部队挑战!”“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二中铁军)“坚决支持红卫兵工农部队！”(产业军一师)“谁把斗争矛头指向产业军绝没有好下场”“历史将无情地嘲弄反对产业军的蠢驴！”(红卫兵战斗军)。……等等。
▲革命派标语如下：“向红卫东、二、七学习!致敬!”(红卫兵成都部队)但，标语上，便被成电红旗《从头越》涂写或刷贴“向二·七学习什么?向红卫东学习什么?”等针锋相对的反动标语。
▲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红卫战斗队贴出大字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首都三司驻蓉联络站、清华《井岗山兵团》北地《东方红公社》等十四个革命组织发表《联合声明》。
▲产业军第一方面军经过秘密策划后，于今日出笼。它的出笼，是属于产业军长远斗争策略的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布署。它包括了东郊各厂矿的保守势力。矛头直指红卫东成都部队、星火、刃具厂八路军和川棉红旗战斗师和红卫东成都部队成电支队、无线电工业学校东方红公社等革命组织。
这个方面军，由以下产业军、四川八一战斗兵团和成电红旗组成：产业三师、产业五一师、产业二师、产业八二师、产业直属三团、产业十六师、产业直属四团、四二○厂红旗、产业热电厂战团和产业前锋战团等组成。
它的勤务组有：总头目余如尧(四二○厂)魏××(六九信箱)组织徐××(川棉一厂)宣传付××(八二信箱)刘××(热电厂)。情报、编写大记事杨××(八二信箱工读学校教员。)等等。
三月十七日
▲镇压新都机械制造公司《星火》等四大革命组织的罪恶报告被批准后，经过几天的布署，刽子手李学义今日出动武装，百二十余名，在该公司内《红旗》产派的密切配合下，召开了所谓的万人镇反大会。会上点名抓捕了《星火》《革联》等四大革命派战士四十一名。会后，革命派战士被五花大绑分扔二十余辆汽车，抓着头发，挂上黑牌，游街示众。还特别停留在市区主要街道反帝路，英雄口，人民南路等街头。狂吼：“镇压一切反革命！”等口号。气氛搞得极其恐怖。游展后，投入市大监内。
▲程子华参加西南局建委会议，谈了接见北京同学时的讲话。要点是(一)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左派学生组织，但犯有严重错误；(二)产业军是革命组织；(三)《省联总》《市联总》《西南局“大联筹”和“粉逆”》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程子华还说；我对北京学生说，你们说镇反扩大化，没有根据。我是同意××做法的。他们是有调查研究的。
这时，一位机械局副局长提问：“听说××只承认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基本正确，你怎么能说是左派组织?”程子华答辩说；“我不是折中调和，我还是坚持原则的。我与你们所处的地位不同，讲话也不应一个样”……，“我谈《西南局“大联筹”》《省联总》《市联总》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就等于批评了他们。”
▲《西南局“粉逆”勤务组》发布解散《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总部》(按：造反派组织。)的勒令。并非法正式成立《西南局机关革命派大联合筹备组》。为西南局机关复辟作实力准备。
▲××在公安厅作报告，重申他的“抓革命，促镇反”的论调。并严历训斥革命同志的正确反映；“捉多了，捉了好人，把造反派也捉去了。”是极其错误的思潮。他还说：“从去年十二月份到今年二月十七日，将近七十天，闹得乌烟瘴气，受到了很大损失。……我也被他们抓去斗了，帽徽、领章都扯了，你们看凶不凶?！……”等等。
▲杨岗由重庆返回成都途中，到内江。对内江公安处布置说：“农村、工厂未怎样触动，值得注意。”等等。
▲省公文厅筹委会在省商业系统召开大会，斗争，拘捕了兵团商业厅分团×××等八人。事后散发大量的高级传单。
▲成都十六中《东方红公社》革命小将、成都气象学校《八、一八》战斗团的革命小将，和三中《红色堡垒》、二中《红闯将》、红卫兵成都野战军、兵团红卫兵、红卫兵西南革命造反军等革命小将。冲破重重阻碍(按：当时已属“抓一小撮”反革命的对象)积极准备迎着枪口、顶着逆流、冲出校门，杀上大街，欢送首都红代会驻蓉的革命小将返回北京。下午，终于参加了震动蓉城的红色怒涛中，冲破白色恐怖，奋勇前进！
▲下午，《市联总》打电话给西南局机关《大联筹》说：川大八·二六又出来活动了。要求组织机关干部去川大示威游行。《大联筹》头目向程子华报告后，程立即开会商定，本晚组织西南局机关干部，参加省、市的游行队伍，到川大向八、二六游行示威。
▲成都革命派(即八、二六派和红卫兵成都部队派)欢送首都红代会驻蓉小将回北京。送行队伍经过市区主要街道，直到成都火车站。革命派战士与红代会战友泪诉别情。车站内外人山人海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彼此交换袖套、胸章等纪念性标志。……
但，《省公安厅筹委会》《公安黑司令部》《省联总》《市联总》《产业军》《八一兵团》《成电红旗》等保守派组织大批人马，齐上街“镇反”。它们闹遍全市后，又分期、分批冲进四川大学捣乱。
▲晚，××支左办公室聚集×用摩托车三十余辆，载乘武装人员，巡视市区后，经成都工院门口，开入四川大学助威。相继，产派四大家族十余万人的“镇反”队伍，齐会师《四川大学》内。它们狂吼，“打倒扒二流(指川大八·二六)，打倒撬狗！(指兵团)打倒黑母鸡！(指红卫东)！打倒蠢猪不对!(指红卫兵成都部队！)打死野鸭子!(指红卫兵成都野战军)……等等反动口号。
▲冯焕武自《三凑合》复辟后，对××韦杰和杨超、苗前明等人攻击，诬蔑革命派的黑报告、黑指示，拼命地贯彻执行。市财贸工作会议的报告，他参加定调子。并积极布置省工交会议出席的成员，一般不许革命派参加的规定。
▲在××的领导下，保守派(五军一旗)以反革命的“高姿”出现，发布所谓《开门整风的公告》，借窥探革命派动向，摸清社会舆论，以便修订其反革命保皇策略，实现全歼革命派的罪恶阴谋。
▲以××机关二○四革命群众的幌子公布的《再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的罪行》于本日在街头免费赠送。泡（应为“炮”——编者注）制人完全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捕风捉影，混淆事非，捏编了莫须有的罪名十条。
▲成都铁路局最大的保守派“铁骑”战斗团在驻该局×代表的授意下，大肆散发高级传单《看!成铁“二、七”战斗团中反坏分子的滔天罪行》，洋洋数万字，捏举十一条所谓的“滔天”罪行。这张“镇反”传单结束语，矛头直指《红卫兵成都部队》道；现在还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家伙说什么要向《二·七》学习!向《二·七》敬致!其理由是《二·七》的造反精神好。但，二·七一小撮混蛋们，究竟在造谁的反?为谁造反?你们(指，红卫兵成都部队)向《二·七》学习什么?致敬什么?!……你们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执迷不悟，那么你们将比成铁《二·七》死亡得更惨。……何从何去?由你们自己选择吧!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工院《十·一》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成电支队、成电《东方红》战斗兵团铁支等革命小将，仍然在铁路局一带刷写大幅标语，“向二·七学习!向二·七致敬!”“铁骑是铁路局长的坐骑!”“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等革命口号。当写刷标语时，均遭到保守派的围攻，并抓到铁路公安处拘留、审讯。革命小将无所畏惧，前朴（应为“赴”——编者注）后继，坚持战斗。受到革命派的热泪赞扬。
▲由公安厅筹委会散发的传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交通分团”中一小撮坏蛋的罪恶事实》大批应市，免费供应。
▲市区主要街道、单位，都被各级机关单位贴出的巨量吹捧“产业军”的标语贴满。同时，也贴满针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标语，产业军的大批宣传车在全市吼叫，矛头直指红卫兵成都部队。标语有：“红卫兵成都部队是炮轰成都军区的罪魁祸首！”“驳镇反扩大化的谬论。”“产业军是成都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不准把矛头指向产业军！”“谁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决没有好下场！”……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各支队的标语有：“产业军是一切老保的收容所”(体院支队)(工院十、一)……等。
▲在反帝路等地街头一带展出的产业军所谓《“12．31”川棉反革命政治迫害事件》的图片展览，于今日由产业军军部指令收回。全市从此，再也看不到了。其原因是，公安黑司令部抓捕陈雷(重大八·一五赴蓉挺进队)后，做贼心虚，这套假照片，已彻底现形了。
▲成都市轻化工业局政治部、武装部(该局党委书记张苒操纵的)向×ד镇反”小组的所谓《情况反映》报告，于今日出笼。(附：《情况反映》报告。)
《情况反映》报告
轻化工业局政治部武装部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分别对成都针织一厂、针织二厂、成都搪瓷厂、望江化工厂、成都染厂等五个工厂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状况，镇反情况；大联合夺权情况；群众组织状况、革命组织整风情况等几个方面作了一些初步的调查，现将情况整理如下：
一、关于干部状况：
这五个厂共有厂级干部一十八名。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状况：第一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们在本单位或者参加了“四清”工作队，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被停了职、罢了官的，或者是接管夺权后被搞到车间去劳动的。属于这种干部的有××，占×׉他们大多数任书记职务，过去表现比较好，基本上够政治挂帅的，在这次白色恐怖中也顶得住，这些同志在《红旗》四期社论发表之后，一般都原（应为“愿”——编者注）意挺身而出，重新挑起工作担子。但有以下几种表现：个别同志虽然被夺了权，但自己挺身而出，发表声明，宣布回原工作岗位；有的同志认为，过去停职罢官是上级签字的，他们等待上级表态，因而近几天到局党委来反映访问的人多了；有的同志有埋怨情绪，对过去的处理有意见，要求组织上把问题搞清楚；有的人受了委屈要“造反兵团”派人把他们的问题说清楚才出来工作；也有个别同志怕得不到群众的信任支持，因而不敢大胆的站出来，有的工厂的革命左派组织也不愿意与他们接触，因而增加他们的思想顾虑。第二种状况是；过去就有某种缺点毛病或者犯了错误、受过处分，这些同志一般个人主义比较严重，在使用上对组织有一定的不满情绪，他们过去不大过问政治，在政治上比较落后，运动中他们是保过自己，不致挨斗，在白色恐怖时期他们半公开的支持“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或者同类性质的组织，有的人也参加了这类组织的活动。造反兵团也把他们当作争取对象，拉他们，保他们。“针织一厂的红五一”反修军团的头目有时就在×××家里开会。由于镇反工作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这部份人的问题还没有彻底的暴露，他们当中有些人很可能就是有同牛鬼蛇神相互勾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属于这种状况的有××，占××％。这些人都是行政干部，在白色恐怖中，他们都没有挨过武斗，有的人甚至受到工人造反兵团的保护和表扬，“夺权”后都未下去，继续留在工作岗位，属于第三种状况的只有成都针织厂的×××。此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长期地在同级干部中闹不团结，运动初期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白色恐怖中顶不住，捏造事实，歪曲事实，推脱减轻自己的责任，挑动“兵团”对政治干部的严重迫害。属于第四类的有×××，×××，×××等三人，他们在“四清”中被划为三、四干部，比较早地下车间参加劳动，这些人是“造反兵团”扶植的，拉拢的对象，目前这份人仍在车间劳动，思想动向很不明确。
二、镇反情况
截止三月十六日，从轻化工系统已有三十四个工厂共计拘捕了一百三十二名反坏头目!最多的磷肥厂已拘捕十四名，各厂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观点的组织有八十六个，在镇反中垮台了的仅三个。
成都染厂、针织一厂、望江化工厂、成都搪瓷厂、针织二厂等五个单位共已拘捕反动头头二十八名，其中染厂十名，针织二厂六名，望化八名，搪瓷二名，针织一厂二名。这五个工厂大体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针织二厂，镇反工作开展得比较早，抓得狠，在拘捕了反动头头之后，便迅速地展开了政治攻势，组织职工控诉，揭发反动罪行。因而比较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对反动组织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左派队伍基本在组织上，政治上占了优势，革命生产大权基本上掌握在左派手中，大联合的局面还在形成，已经选出了比较好的领导班子，各项工作都能比较正常的开展，为进一步实现三结合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这个厂的主要问题是左派组织同革命干部，特别是同革命的领导干部还不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两方面都有顾虑，产业工人战斗军对革命干部说：“你们暂时委曲（应为“屈”——编者注）一下，不要和我们说话”。革命干部说：“只要你们这样斗争下去，不说话也可以”。第二种情况有搪瓷厂，针织一厂，也抓一些反动头头，但政治攻势没有跟上或不得力，有的反动组织虽然开始瓦解，但没有完全摧毁，有的反动组织还在采取改头换面的手法，迷惑群众、保存实力、企图待机反朴（应为“扑”——编者注），有些原“造反兵团”的成员还采取消极怠工等手段影响生产。这些单位的“夺权接管”班子均已瘫痪，新的领导生产班子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工作有些混乱。第三种情况有成都染厂、望江化工厂，这两个厂的反动头头虽被抓得不少(成染十名望化八名)，但都是外单位去抓的，镇压反革命实际上还没有开展。反革命组织没有在组织上于（应为“予”——编者注）以摧毁，思想上也没有瓦解，反动气焰还十分嚣张，有的甚至还敢公开散布谣言、书写反动标语、为反动头头喊冤叫屈、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他们公开抗拒“三干会”精神的贯彻，拒不参加传达会议，在推选出席传达三干会代表时，故意制造麻烦，进行抵制。拒不参加革命组织召开的会议，甚至制造谣言，(按：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团、红五一反修军团)中伤革命组织，这些组织之所以很嚣张。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是公安局通告中点了名的，但是他们完全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同属一个观点或参与这两个组织的活动。
镇反工作主要问题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这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挺身而出，甚至个别人还有私心杂念，怕担风险，有些单位的人保部门和人保武装干部，也没有把这项工作及时的有力的抓起来。基于以上情况，各厂大联合夺权问题尚未解决。
三、组织情况
从已经统计的四十九个轻化工厂中，共有各种革命组织××个×××人，其中：产业工人战斗军或同一观点的革命组织××个×××人；倾向于产业工人战斗军或支持他们的观点×××个×××人；两者相加共计××个组织，占××％，×××人，占××％。属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或同一观点的组织××个，占××％，×××人，占××％。此外还有属于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厂组织××××人。
这××个厂，革命左派组织在政治上占优势的，有×个，占××％。两派力量相等的××个厂，占××％。反革命气焰还很嚣张的××个厂，占××％。
三月十八日
▲从元月三十日到本日为止，省、市公安部门，已拘留和逮捕的革命群众共三千八百五十一人，占成都总人口的％0．24（应为“0．24％”——编者注），这是十八年来最高纪录。(不包括×内和外地串连逮捕的人数)。但，还距韦杰的想法，相差悬殊。按原计划在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三日内，还要大抓一批“反革命”后，再抓一批。
但，保守派却连半根毫毛也未动。连最坏的打人行凶的坏头头，都没有抓一个。反封“左派”。
▲成都市各机关、单位在冯焕武、廖家岷的“扶保镇革”的内部指令下，相应地建立了“各级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是由各机关、单位的形形色色保守派，与支保派的“亮相”干部组成的反革命《三凑合》。对过去有些支持过革命派的领导干部，则认为“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密令”不能轻易使用。并对其进行政治性的“了介”(隔离、软囚)等等。
▲下午，在××草坪，韦杰对群众的来访人员谈话。韦杰大肆替产业军涂脂抹粉，拼命攻击革命派，极力抹杀两条路线斗争、“革”与“保”的斗争。公开说，镇反就是大方向。矢口否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根本就不承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有什么迹象在四川省内、成都地区出现等等。
他说：“一·二九事件以后产业军的大方向就是正确的。一·二九事件以前是白色恐布（应为“怖”——编者注）。造反兵团对他们实行阶级报复。他们有五多，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他们有些保守，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每天要上八小时的班，只利用业余时间搞革命。……他们过去打下了天下，现在吃穿也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应该是夺权的主力军!一·二九事件他们立场最坚定。第二天就表了态，他们戴上其他组织的套套进入军区，进后才亮底，他们是产业军。叫军区顶住这股反革命逆流，我们坚决支持你们。……说明他们立场最坚定、态度最鲜明，他们还写了许多支持军区[的大字报]。他们在抵制经济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在抓革命促生产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控制了许多宣传车，却不拿出来支援春耕。(这时产业军“粉逆”的游行队伍进到××内，韦杰指着说；这就是革命行动！这就是大方向嘛！)……有人说产业军有后台，若是无产阶级当权派怎么不可以嘛！”
他又胡说道；产业军开始是保守的。(保皇派是官办的，是思想保守，学习不够。)……产业军优点有：(一)抓革命的摸范；(二)斗走资派，本单位、省市委的都斗了；(三)没有围攻军区，帮助×××镇反；(四)穷革命，没有宣传车，很多东西都没有，照样干革命。
接着他又捕风捉影地说；工人造反兵团就是要夺军权，兵团领导有三线，一线三人，二线六人，三线九人。据我们了解掌握的材料，一线就是要夺军权。……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月份以前是革命行动，但一月份以后，就滑到危险边缘。……如果不把整风搞彻底，文化大革命就会半途而废，……红卫兵成都部队越整越疯。红卫兵成都部队有一条线，和周总理联系，我倒不晓得。据我了解，我们倒有一条线与××××有联系。……现在主要是镇反，但是他们却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实他们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八·二六借口欢送(三司)，把矛头指向×××。……红卫东比八·二六好点，也就是那么一点。……《解放大西南》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最后，韦杰极其狡诈地说；我的讲话，可以拿出去讲，但不要说是我说的。
▲程子华在西南局办公会议上讲：北京同学与我们距离很大。对他们不同的观点可以辩论嘛！……各革命组织应对北京学生的态度，讨论总结一下。……等等。
在程子华主持的这次办公会议上决定；西南局书记处的书记，凡没有定性的(包括李井泉在内)，一律发文件。还研究确定了各部门报的“三凑合”名单。
▲首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一连》发表题为《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形势评述文章。文章极其严肃地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现在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敌人毕竟是纸老虎，没有什么了不起！
▲公安厅筹委会头目，在××、李子英的召集下，开会研究组织工作组分赴各基层检查片会贯彻情况，拟订了具体要求四项：(一)会议中遇到的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二)干警队伍如何?思想上，组织上是否跟得上“形势”；(三)当前敌情动向；(四)执行政策中的问题等等。××并在会上作了指示：“全面贯彻片会精神，把任务落实到人，要及时发现，确实弄清，认真解决。……”等等。
▲产业军于本日在市内游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并大量刷写以下直指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标语：
“打倒红卫兵成都部队黑总部”。“红卫兵成都部队是撬杆兵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急先锋”。“红卫兵成都部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红卫兵成都部队把矛头针对产业军非垮台不可”……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师支队“血战到底战斗队”发表大字报：《焚毁反攻倒算的三月提纲——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势下的二十八种表现》。
三月十九日
▲北京：梁兴初司令员给甘渭汉打电话，强调指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以前支错了，现在不要再支持了。但，甘渭汉对抗说：四川有四川的情况，……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甘渭汉在××作指示，表示同意韦杰提出的三点紧急措施：(一)坚决支持产业军；(二)红卫兵成都部队和产业军打起来就只有垮台；(三)如果谁把斗争矛头指向产业军，坚决镇压、打垮！谁反对产业军就要抓。
▲韦杰向××政治部主任、参谋长作指示，指责“镇反搞得不起劲。”
▲甘、韦主持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基建会议》筹备召开。大会秘书处拟定的三十二条口号中(约一千二百余字)既不提“两条路线斗争”，更未写“革命造反”四个字。
▲杨超在草拟即将在“工交会”的报告时，拟定在会上宣布“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反动组织”。他说：“八·二六已抓了五十多人，跳一个，抓一个……成绩就是大，几天内就抓了一万两千多人!”等等。
▲冯焕武更为猖狂，由他领导的《市生产委员会》上，抽调一百名机关干部，到市公安黑司令部报到，直接参加“镇反”工作。并亲临成都机车车辆厂、成都热电厂等重要厂矿，找“产业军”及其同性质的保守组织的头目谈话。打着关心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幌子，实际是对产派面授机密，鼓振士气，进一步镇压革命派。
▲根据××负责人的指示，为加速“镇反”工作，公安局贾林山等人，召集了一个仅有六人参加的秘密会议。研究“镇反”问题。并制定了一个准备拘捕两千七百余人的庞大血腥计划。特别就军工系统的“镇反死角”问题进行窥测。会议大肆鼓吹“以镇反，促生产”的反动论调。
会上，推定副局长张化素专门负责军工系统的“镇反”领导工作。又由张化素和李学义等人为主，成立“审批小组”。第一批共批准打击军工系统革命派二百二十五名，其中二百名已陆续抓捕投入宁夏街监狱。其他被非法抓捕和私刑拷打、残酷斗争的更不计其数。
贾林山、张化素和李学义等人，更频繁亲巡，坐镇各军工厂矿，依靠各厂的保守派，支“产”镇“革”的复辟干部，搞法西斯专政，疯狂镇压革命派。
▲公安厅筹委会派出五个工作组，分赴达县、乐山、南充、宜宾、涪陵、万县等专区，参加贯彻片会精神的会议，了解情况，反映问题，指导“镇反”工作。
▲公安厅筹委会大量散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的高级传单。
▲苗前明于今日正式指令《省联总》先把杨超、苗前明、李林枝、李子英等四个内定的常委的材料整理出来。
在伪“革委会”的法定常委人选名单：韦杰、李××、胡××，杨超、李林枝、苗前明、戴增斌、廖子英、董国新、潘阳泰、高峰、王镛、关长庆等十三人中，韦杰、李××、胡××等三人，是不需选举的伪“革委会”的“领导”和“常委”。而杨超、苗前明、李子英等三人虽名列候选人中，但，只许选上，不许落选的法定“常委”。
伪“革委会”的七十一个委员，尽被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秋收起义军、《省联总》……等保守派窃分。《三军一旗》的坏头目沈福全还是法定的当然“委员”。
三月二十日
☆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在中央军委《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全文另发)
副统帅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威风。对于指导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导人民解放军正确地介入地方，支持地方革命派，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主席的战略部署，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进一步取得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彪同志的讲话，是毛泽东思想又一伟大的胜利。
▲上午九时，由甘渭汉主持召开的《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基建会议》，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开幕。
甘渭汉在会上，作了长篇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使用最恶毒的语言，大肆咒骂革命派。把支持产业军等保守组织大加肯定，并胡说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更肆无忌惮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关于“造反有理”的教导)。他的报告共分四点：(一)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情况；(二)谈谈当前国际形势；(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四)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等等。
甘渭汉在他的报告中说：“……拿成都来说，围攻军区的就是工人造反兵团。这个名字响亮得很，所谓响亮，第一是工人，第二是革命，第三是造反，最后叫做兵团。这个什么革命呢?都是些拉板车、拖板车、拉架车的。他们基本上是社会渣滓，他们是在走资派操纵下干的。还有川大八·二六以及类似这样的一些组织，都受走资派操纵指挥，网罗一些牛鬼蛇神和社会渣滓。这两个组织势力不小，不仅在成都成了《恶霸》，而且手伸得很远。他们共有百多个团，在宜宾的叫《方面军》，其他的都叫《造反兵团》。
他们拒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破坏生产，大刮经济主义妖风，制造白色恐怖，私设公堂，对革命群众进行迫害。搞产业军搞得最凶，把产业军看成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产业军的总部被他们抄了二十多次。……造反兵团大搞假夺权，反夺权，打倒一切，排斥一切。不仅‘长’字号的靠边站，有的连文书和收发也靠边站。他们胡作非为，群众为他们编了首快板《白天睡觉，晚上胡闹；保上层，斗中层，打下层；抢财抄家，工资照发，麻饼一包，外加八毛。》……他们抄了不少人的家。军区有的家属在地方工作，每月工资三十多元，参加兵团工资就提到六十多元。
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并不以为足，他们清楚，军权不到手，他们夺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都是空的，所以必须夺军权……他们公开的讲要夺军权，所有被围攻的地方，没有一个不讲要夺军权的。
在进行镇反时，有人提出：批判刘邓陶反动路线；反对老保翻天！我们认为这些口号，是和当前中央指示不一致，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
我们给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领导人开了一个会议，我给他们开了两次会了，我们韦副司令员开了三、四次会了，李副司令员给他们开了六次会了，可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总是闹别扭。他们反对的主要对象是谁呢?就是产业军。……红卫兵成都部队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说他们是保守的。说你们(指：甘、韦。)现在支持他们，就是刘邓陶的新反扑。那就要断送革命的果实。提得很尖锐。
有人说造反有理，有人说造反无理，这个问题有时间性的。
产业军是执行十六条的模范，不是军区要抬高他们的地位，而是应该给予他们的地位，这是毛泽东思想。……产业军是全省、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支柱。
红卫兵成都部队如果继续这么下去，就不好，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我们要上报中央，在成都实行军事管制，不准你们这样干下去。”
被捧到主席台上的“复辟”领导干部有：西南局的程子华、省委的杨超、苗前明等人和市委的冯焕武、廖家岷等人。
▲西南局办公厅“粉逆”会上，保守分子提出×××等同志，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程子华”的问题，并按定为（原文如此——编者注）“反革命罪行”予以追查。
该机关“大联筹”头目王振江宣布了“粉逆”的四条标准。布置各单位抓紧整理“粉逆”的重点人头材料和准备逮捕的“反革命”材料。并提出运动初期被反动路线迫害、打击的革命群众，是否有牛鬼蛇神的问题，公然为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推行的反动路线翻案。
▲市公安局贾林山召开《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作战部长讲“镇反”的问题。他说：成都地区抓一批多不多?回答：不多。因为成都是和平解放的。对反革命渣滓整得不多。成都是蒋介石盘踞的最后地区，李、廖死党过去镇反不彻底。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遍及全省，其他地区不象这样情况。并布置说，对《公安局紧急通告》上列的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红卫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四个组织及工矿、财贸系统打击得不彻底的单位，要继续打击，继续摸清《反动组织》的底子，收集罪证实物等等。
▲成都公安黑司令部头目申占杰、孙海波、赵永厚等人与贾林山商议后，派出宣传镇反的急先锋张锡田(公安局副科长，运动初期，曾被打成“反革命”。)等人，分赴各厂矿、单位及各大专院校……作“镇反”报告。
黑司令部的头目孙海波，还跟着张锡田等人一道听审张锡田的三次报告，上午在沙河汽车修理厂，下午在邮车总站，晚上在梁家巷搬运公司。每当张锡田等人讲完后，孙海波便从身上摸出稿子(经贾林山批准的)正式代表黑司令部作指示。其基本精神是坚决支持革命群众(即产派)起来“镇压反革命”。
▲成都市武装部长×××，在成都二五三信箱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说：产业军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是成都、四川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真正可靠的左派。……我们当前坚决镇反，是主要的、重要的工作。……对于造反兵团、八·二六、川棉红旗、军团及同这四个组织同观点的，要坚决镇压。我们的态度是有多少抓多少，够多少条件，抓多少。总之，一个不留。……现在还有人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是反革命复辟逆流，谁敢出来，我们一起到中央问问，我们可以派人去中央问问嘛！……现在是不考试的考试，走错了路，由自己负责。等等。(按：×××是六六年七月派驻该信箱的工作组长。)该信箱政治部副主任田××在会上补充说：八一兵团是后起之秀，以前是保守派，现在是造反派。红卫东以前是造反派，现在是保守派。八一兵团是无产阶级造反派，红卫东是资产阶级造反派等等。
▲下午五时，成都的联动组织(赤飙、七四六八、八二一三、六二三四、红色暴动委员会和红卫兵援越委员会四川特别支队等)集队上街“镇反”游行。并到四川大学示威。同时，××宣传车跟随游行队伍，公然为“联动”助威。
▲下午，红卫兵成都部队在西南民族学院内，召开支队长会议。会议就甘渭汉在《省工交基建会议》上的报告，进行分析讨论，决定在社会上全线停火打老产，但，加紧收集老产的翻天材料，上报中央。并集中力量狠斗各大专院校的走资派，狠打校老保。
▲韦杰两次到四川医学院《九·一五》战团作报告，劝川医九·一五不要和产业军打战。
▲北京公安部通知成都××派省公安厅××代表去北京汇报韦、甘的“镇反”斗争。但××一直不敢派人赴京汇报。
▲孔××对公安厅杨岗，筹委会的头目祁××说：“昨天韦副司令员、李副司令员找我和参谋长去谈了谈，指出镇反抓的很不得劲，叫我具体抓一抓！所以今天请大家来研究一下镇反情况。”“……可是我们有些公安机关思想右倾，行动迟缓，对敌人打击不力。就是搞得较好的地区，也还有死角。如中、小学教师队伍，交通运输队伍，文艺单位等。研究其原因主要是干部思想跟不上形势发展，看不见矛盾的转化，明明是敌人破坏也不敢打击。因此，关键在于教育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划清敌我界限。”“重庆市在一·二九前后，敌人暴露的程度，没有成都突出，但重庆是国民党的老巢，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如果重庆的镇反搞得不好，就是夺了权也不巩固，因此，重庆的镇反要好好地抓一下。”“现在不是清理问题，而是要把该捉的捉起来的问题。镇反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传工作要统一口径。公安厅要振作起来。”等等。
▲公安厅筹委会散发高级传单《挥起铁扫帚，扫除害人虫——揭穿造反兵团商业分团一小撮反坏分子的勾当。》
▲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井岗山野战军川大纵队从今日起开始“秘密”活动。
▲市区主要街道标语，保派居多，锋芒仍指“红卫兵成都部队”。有：“红卫兵成都部队必须悬崖勒马！”(水电厅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屁股坐歪了！”(红卫兵产业部队)“坚决镇压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难兄难弟二·七，五·一，红卫东的反革命分子！”(红卫兵铁军部队)“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错定了！”(红卫兵六七三九部队)……等等。
产业军的马前卒——“成电红旗”的大字报、标语布满全市显眼处。有：“为产业军大喊大叫——驳对产业军的种种诬蔑！”(红旗前卫)“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红旗烽火)“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效。”(红旗千钧棒)“驳几种谬言”(红旗六五一二支队)……等等。
三月二十一日
▲上午，程子华把他在三月二十六日工交基建会议上，要作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初稿，送给××余××审改。余又送给甘渭汉看。甘渭汉批注：“我看过，很好。”
在这个报告中，程子华大捧××的“镇反”，完全支持甘渭汉二十日的报告，大讲特讲“镇反”好得很，大捧产业军。疯狂地攻击革命造反派。
▲甘渭汉在支左办公室组长会议上作指示说：“对杨超，在群众面前要尊重人家，认人家高一点，我们低一点，注意谦虚。”竭立粉刷“杨超”。
▲驻成都二五三信箱的×营十部说：“(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起码是不完善的。(二)、产业军过去也是有贡献，可以成为左派核心，是联合的对象。(三)、红卫兵成都部队再这样下去(把矛头指向产业军)就会前功尽弃。”并着重声明：“我以上说的话，在××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接着又说：看组织是不是革命的有三条标准：(一)、这个组织总部是什么样的人在掌权；(二)、是否坚决执行十六条；(三)、有没有革命风度(指是否在大字报上骂)。最后强调说：“产业军在《一·二九》事件后，把矛头对准了最大的保皇组织、反革命组织工人造反兵团，是有贡献的。”
▲××驻东较场××的×营教导员谈，鉴别革命派的三个条件：(一)、对《一·二九》事件的态度；(二)、在《一二、三一》川棉事件上的态度；(三)、当前对产业军的态度。
▲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外文系战士，成立《东方红自力更生广播站》。战士们用草席、报纸卷成园（应为“圆”——编者注）筒当喇叭，在窗口对外广播《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件。大受听众欢迎。从此，“土”广播站，遍布四川大学校园。
▲省级机关革命派战士×××，因反对杨超的反革命“亮相”，同情和支持八·二六的观点，因此，被杨超和《省联总》认为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于是杨超就找他谈话说：“你竟敢不相信中央，跟着八·二六那些混蛋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你必须交待和八·二六反革命集团有什么联系，你是省(委)内的一颗定时炸弹。……文化大革命把这些反革命分子统统抓出来了，这次，……成绩就是大，几天内(成都)就抓出一万两千多人，看你愿意当反革命还是……”。终于被杨超和《省联总》送进市大监内。
▲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两侧，被××和产业军刷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反必肃”、“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错定了”！“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等标语。并扬言：抓“红成”的一小撮。
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在街上刷标语：便被××、产业军和公安黑司令部的打手围住攻剿。并指着革命小将的鼻子，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干部帮产业军辩论，被革命小将驳得无理时，便从衣袋掏出×帽，翻出衣领，露出××后，倒打一钉耙，污蔑小将“围攻×××”！并强行将红卫兵成都部队战士抓送公安派出所“教育”、“消毒”。人民南路一带这种现象，普遍得很。
▲李××亲临成都工学院，并给工院《十·一》战斗团作报告，极力调合红卫兵××××与产业军之间的路线斗争。但，遭到《十·一》这支革命的顶风船的坚决抵制。
▲××于今日在北较场×××会议室召开，研究成都各造反派及产业军的各个组织情况的会议。会议由××副主任许××主持。
会前，许××打开《毛主席语录》准备诵读。韦杰便制止说：“免了吧！”
▲韦杰指示××机关“为了更好地工作，要加强机关的组织纪律性，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烂掉的支部要从（应为“重”——编者注）新组织、加强、改选，所有烂掉的支部。”……(按：××四大部除被抓、被集训、被怀疑的人，所剩无几人。故只好组成一个支部。可见韦杰是忠实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型人物。)
▲韦杰等人在××机关会议室召开了绝密会议。决定抽调省、市检查、法院的干部，组成《调查八·二六、工人造反兵团和红卫军团等组织专案小组》。
一、任务：1．查清这几个组织的组织形式、发展、演变情况、分布情况，把这些组织的大事记搞出来。2．查清这几个组织的主要“罪恶”活动，他们的目的要夺党、政、财、军大权，同时，还要查以下几件事件：(1)、川棉事件；(2)、土桥事件；(3)、青羊宫事件；(4)、新都事件；(5)、灌县事件；(6)、红照壁事件；(7)、一、二九事件；(8)、冲军区事件等。3．查清工人造反兵团分团长以上主要骨干的政治、历史、活动情况，以及打击情况(是否已抓捕)。4．彻底深挖这几个组织的幕前幕后指挥者，以及他们和党内“走资派”的勾结。5．通过了解以后，属于市上的(指市级单位)，由市上处理；属于省上的(指省级单位)，由省上处理。
二、组织领导：1．领导小组，由公安厅、市公安局抽调××干部组成。2．成立两个侦察小组，由省公安厅、局抽调干部多少名组成。3．成立审讯小组，由省、市法院、检查院抽调干部多少名组成。
三、工作方法：(略)
四、加强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略)
五、参加专案组的人员，必须具备的条件：1．真正的革命左派，不能含糊；2．要有相当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一个要顶一个用；3．思想意识好、工作积极肯干。除了这三个条件外，对于重大问题要认识一致，观点不问（应为“同”——编者注）的不能辩论，要辩论回机关去辩论。
六、人员分工：
1．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总部(包括新都委员会、九人委员会、三人领导小组、勤务组、后勤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由一个小组负责侦查。
2．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几个重点分团(邮电、公汽、工交、城建、房司、五冶、财贸、中心、街道、九八、卫生、二轻)，红卫造反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八·二六战斗团及其他组织(包括红卫东、二七等)由五个小组负责调查、侦讯。
3．重大事件(指川棉、一·二九等)由一个小组负责侦调。
4．领导小组不（应为“下”——编者注）设办公室，负责内勤与专区联系。
七、其他(着重收集以下几方面的材料)
1．和党内走资派(指支革派干部)相勾的材料；
2．大搞“白色恐怖”，进行阶级报复的材料；
3．散布“反革命”言论的材料；
4．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罪恶”的情况；
5．“破坏”工农业生产的情况；
6．“反动组织路线”的材料；
7．毒害青少年的材料；
8．搞假夺权的材料，以及夺权后的罪恶活动；
9．把矛头指向专政机关和军区的材料；
10．二月十七日以后的活动，如假请罪，真反扑，在城北公园召开会议，成立三线领导的材料等等。
▲公安厅李子英在《四川省财贸、农气系统保卫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毛主席亲自批转军委八条，公安六条，说明对镇压反革命很重视，很关心，重视，叫我们大胆去干。……敢不敢抓是方向问题，抓多了是缺点，不愿动的都靠边站。”等。
▲公安厅扬岗、祁××向厅内传达昨日孔××的指示后，扬岗说：“要研究那些地区、那些方面是死角，分析省一级，也分析全省。各单位要重新认识，重新布署，还要搞一次行动。”祁××补充说：“军工战团、红卫东、十·一战团是捉其首恶，组织是否解散？由群众(指保派)讨论。红卫兵成都部队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由他们自己扭送。捉人问题由他们斗臭再捉。……捉人靠群众，不要再派部队。重庆思想跟不上，这次来开工交会议的人，一来就说捉人多了，分不清什么是反革命，……我们要纯洁队伍。公、检、法组成统一班子。”等等。
扬岗最后又说：“公安厅既要指导全省镇反，又要抓省级机关的镇反。省级机关才抓了三百多人，我看还不够，各业务处要抓一下，要重新部署。……”等等。
三月二十二日
▲甘、韦等人，于今日向《省联总》提出“省革委会”的常委候选人的名单。要求《省联总》迅速实现。这个伪省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候选人名单是：
杨 超 原省委书记处工业书记
李林枝 原省委常委、副省长
苗前明 原省委组织部付部长
戴增斌 省手管厅付厅长
李子英 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
董国新 省林业厅政治部主任
潘阳泰 省委委员、卫生厅厅长
高 峰 省商业厅副厅长
王 镛 原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
关长庆 原省委财贸政治部副主任
甘、韦等人，在以上十个候选人中，选出五个常委时，对《省联总》着重指示说：“……杨超、苗前明比较好，李子英是去年从新疆调来的。……”等语。
伪“革委会”，实质上就是甘、韦等人，把李井泉的同伙圈定后，捧上独立王国的宝座，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之实。
▲由省公安厅前副厅长杨岗、省法院前副院长张子英、市公安局前副局长贾林山和××派出的两名部长等五人组成领导小组，并由省公安厅处长孙佩瑜具体负责的七十余人的《省、市政法机关联合调查办公室》开始正式办公。在这个办公室下，分设有：专、县指导组，调查研究组，案件审批组及收容审查组等。主要任务是，广泛调查收集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红卫军团和川棉红旗战斗师等四个组织的“罪恶活动”和“罪证”。要求是，通过调查研究，从性质上，提出结论性(反革命或右派)的意见。……。与此同时，并布置有关专、州，也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出材料报送《调查办公室》。(按：对下讲，是为了支左的需要。)其具体的工作方法共以下八点：(一)通过对“反革命”的预审，收留和对“革命”群众的接待等方面理出线索，摸出情况；(二)依靠产业军、八一战斗兵团、《省联总》、《市联总》、成电红旗战斗团、古田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和“亮相”的“革命”干部，提供情况、材料；(三)在街上搜集传单，抄摘大字报，听社会舆论；(四)建立并利用造反派的内部人员，秘密收集情况(包括造反派内部整理的“反革命”上报材料)；(五)将收集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筹划对策。对于重要的线索，则指派专人负责办理；(六)收集凶器实物等罪证；(七)出版内部的情况简报；(八)将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等组织成立以来的罪恶活动，编写成《大事记》等等。(按：由于中央及时发现，并勒令停止它们的活动，故这所镇压革命派的特务机关，被迫于四月十九日宣告完蛋。)
▲甘、韦之流密派出“镇反”干部，会同××驻川大工作组，策划在四川大学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镇反”大会。会上将再抓捕川大八·二六和四川大学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八·二六观点的)等二十一名“现行反革命”。
▲杨超在今日的《工交会议》上，作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他的报告，完全与甘渭汉的腔调相同，口径一致。但在吹捧产业军，咒骂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及其他革命组织方面，却更胜于甘渭汉，出于韦杰之上，程子华等望尘莫及。竟然把川大八·二六和造反兵团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
程子华等人坐在主席台上，听了杨超的报告，并表示完全同意。
▲《省联总》何光前，在内部传达甘渭汉的接见讲话。甘说：“产业军主要成员纯，造反兵团搞产业军，很多是属于阶级报复。它们没有当权派插手，是工人自己组成的。……军区的态度是，对川大八·二六提出了警告，如果要搞武斗，军区就要出军队保护产业军。……要实现左派大联合，必须坚决镇压反革命，八·二六是个反革命组织。造反兵团负责人九个就有三个与台蒋有关系，六个被收买的。……红卫兵成都部队，你们要多作调查工作，你们是先锋，但阶级感情并不浓。……抓反革命分子，你们不要提抗议，对产业军应是内部矛盾。……把大专院校红卫兵与产业军相提并论是不对的。……你们是左派，心胸要阔些。……军区担负着备战、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如果要烧军区，我们相信毛主席是不答应的。……”等等。
▲伪《省生产委员会》派出由《省联总》抽调的三百二十余人干部，组成的九个工作组，于今日分赴温江、内江、江津等九个专区去支“保”、镇“革”，挖死角，抓“反革命”去了。
▲省公安厅筹委会毫无法纪一股劲的抓！抓！抓!抓到看守所的房屋都关不下了，还叫嚣：“这次‘镇反’比一九五一年大镇反，还要快，要猛！”等等。
并立即下令四处找房子，拨款一万五千余元，赶修监狱，要求在半个月内，抢修好能关押四百人的监房。
▲产派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团的革命小将恨得要死，怕得要命。每天除派出一定数量的宣传车到《十·一》抓“一小撮”外，便密派特务跟踪《十·一》负责人。
英勇的工院《十·一》战士，在三月中，基本上很少休息，白天“整风”，晚上便“发疯”，越“整”越“硬”，越“整”越“疯”!百分之百的愿戴韦杰的“反革命”帽子。特别是女同学，有病也要坚持下厂、上街干革命。不怕“抓”！不怕“围攻”，以该团负责人汪××为首的《十·一》战士，为誓死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把生死置于度外了。
三月二十三日
▲韦杰在本市西城区人委机关，召开了秘密会议，作了一个极其反动的报告。公开命令到会听众，不准作记录，不准说是他作的报告。报告借讲所谓的形势，行施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之实。报告中对红卫兵成都部队、兵团、八·二六、空字○二八红总、首都红代会等革命组织，大露杀机。
韦杰首先心怀鬼胎的说：“我今天的报告，大家不要作记录，大家宣传时，只能说是你们自己的观点。如果别人知道了，就会抓着不放。我这个人过去不出名，这次他们喊‘打倒韦杰!’所以我就出名了。”接着他又说：“……关于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问题，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基本正确。但‘红成’认为没有他们就不能联合。现在的主力军是工农兵，没有‘红成’也要搞联合。红卫兵算老几啊!……关于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的问题，这两个组织干了很多坏事。……这些人打着造反的旗号，把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都破坏了，把生产也破坏了。……不仅破坏了成都地区的生产，其他地区也破坏了。如崇庆州在文化革命前有牛一千七百多头，开展文化革命到现在只有两百多头了。……这两个组织的斗争特点是，‘保上层，斗中层，打下层’。有的人给他们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白天睡觉，晚上胡闹’；下联是：‘抄家抢财，麻饼八毛’；横联是：‘工资照发’。这两个组织，不是革命组织，而是右派组织。他们敢胡闹，肯定是有后台的。有些东西不是他们做得出来的。如办报纸，没有后台，他们就写不出来。八·二六围攻军区时，请人给他们当广播员，每天八元。晚上在军区门前坐一夜给一元。八·二六的问题，今后还要用支左办公室的名义，公布他们的罪恶意图。……有人说，我们的镇反扩大化了，我说还有些反革命还未抓。没有抓完的还要抓。工人造反兵团和八·二六的支队长以上的，已经抓得差不多了。但是，还有些没有抓进来，有的还要逐步升级。……北京来的学生，在成都胡闹!到处放毒。现在他们不受欢迎了才走的。我们军队内也出现了反革命，空字○二八红总，就是反革命组织。我早就对他们说，叫他们不要胡闹，他们硬要跳出来，我当然要抓嘛!……有些人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生怕表现不出来，这次跑出来了。在各项运动中，跳不出来的人，这次也出来了。……关于产业军的问题，……产业军就是好得很，我要到处宣传，大肆的讲！他们的斗争矛头是对的。”等等。
▲韦杰、杨超与冯焕武等人泡（应为“炮”——编者注）制现名《省联总》《市联总》的高级产业军(后改名为机关干部战斗军)于今日在本市体育场宣告正式成立。
××代表在会上，对这个复辟产物大加吹捧说：“这是革命的《三结合》条件，日益成熟。”……
红卫兵成都部队代表王××，在会上尖锐地指出：“有人正在拼凑乌七八糟的大杂烩，搞反革命的《三凑合》……掀起这股逆流的家伙，有的在台下，有的在台上，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互相勾结，上窜下跳，狼狈为奸。“……等等。
对王××同学的发言，会场引起骚动。当即有人诬蔑这个发言，是“疯狂的反革命叫嚣”。
会后，高级产业军(包括西南局的“粉逆”、《省联总》、《市联总》、区级机关保守派组织等)与省公安厅《筹委会》、“市公安黑司令部”一道，举行了游行。广受按计划布置在各主要街口的“产派”群众的保护、捧场。但走到街道中段时，便受到革命群众的极其不友好的“欢迎”。游到最后，只好不游而散。
▲××驻川大调查组，下午在该校大礼堂，召开“反逆流联总”的所属保派会议。会场内外戒备森严。调查组传达了韦杰的形势报告后说：“目前的大方向，当务之急就是‘镇反’。……有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红旗》五期社论的最后两句话，说什么最近有什么刘、邓路线新反扑。要说有反扑，就是抵制‘镇反’。……对八·二六一小撮，要狠狠地打，不能右倾。……”最后，竟猖狂地煽动保守喽啰们说：“你们不要灰溜溜的，有枪杆子在你们背后顶起在。……”
▲韦杰之流，深感形势不是象自己吹嘘的那样，为了稳住阵脚，继续站在其反动立场上，蒙蔽群众，经过密谋，抛出了反革命诡辩书《驳镇反“扩大化”的谬论》。
这篇诡辩书，首先忧虑积心地声明“为什么要镇反？”接着又在美冠的语句下溜掉。它回答是：“就是因为有反革命，而且很猖狂。……”“根据毛主席‘有反必肃’的教导，所以才进行镇反。……”(按；“有错必纠”这一英明指示，韦、甘就是不敢提。)
它在第二点中提问：“镇反真的‘扩大化’了吗?”后，作贼心虚地矢口否认说：“没有，肯定没有。这是别有用心的捏造。……所有被拘捕的反革命分子，都是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头目，幕前幕后者和情节极为严重的打手。他们的老底子，绝大部分都是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直到今天，还没有发现错抓一个受蒙蔽的群众，更谈不上什么‘抓真正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了。……这次镇反，是细致而慎重的。有正式法律手续抓捕的。……这难道能说镇反‘扩大化’了吗?……要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还有一些重要的反动头目和幕后策划者尚未抓到。……”
诡辩书最后狂吼道：“我们严正警告清华《井岗山》等驻蓉联络站一伙，如果你们继续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你们决没有好下场的。”等等。
▲驻省公安厅×代表李××指示公安厅筹委会业务办公室“搜集逮捕、拘留、收容数字；镇反结果，群众反映；和对烂掉了的公安处，局进行排队，以便通知各×分区进行整顿。”
根据这条指示，公安厅筹委会初步认为，与社会上牛鬼蛇神勾结干坏事，问题严重的有涪陵、达县公安处，温江、广汉、平昌、宜宾市等十三个公安局。
同时，根据孔××的指示，该厅筹委会通报了乐山公安处公判大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大力提倡要大造声势，制造紧张气氛，大施“镇反”的政治压力。(按：本月十九日乐山县召开所谓的公判大会，实质是对革命派施加更大的政治压力。这次“公判大会”事前是经过精心划策和充分准备。成立了专、县筹备小组，赶修公判台，培训“苦主”控诉，突击审讯，赶制照片，印刷布告、传单。……等。当天，会场上满布武装岗哨，会场周围实施军事戒严，该县保守派东方红一一·一○战斗军和东方红贫下中农总司令部、东方红学生总部、地委机关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在乐山地委走资派宁道贵及其一小撮同伙的支持下，跳上公判台上，以“受害者”的身份，对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实施残毒的阶级报复。公判台上，革命派被五花大绑。……。
特别恶毒的是，当地走资派，为了扩大“镇反”效果，不择手段地混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将在六六年十二月份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杀人犯吴允让安排在这次大会上宣判死刑。这就是这次公判大会的奥妙所在。
会上，除一名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该死刑，一名罪犯该判刑之外，其余六名无辜的革命群众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二名革命造反派战士被非法逮捕。走资派为了欺骗群众，达到所谓的分化瓦解革命造反派的罪恶目的，又假意将三名革命战士“教育释放”。
×分区×副司令员还特地在会上作了“镇反”鼓动报告。
会间，全县有线广播全部转播大会实况。
会后，××宣传车和一部分武装人员，同东方红一一·一○战斗军等保守组织一起举行大规模的“镇反”示威游行。)
三月二十四日
▲李××给《省联总》的一些负责人员讲话：“产业军的干部应该是政治工作人员，肚量要大，要作老大哥，表示工人阶级的政治风度。如果你们这样作了，还要把矛头指向群众就是自己孤立，如果我们不这样搞，就不利于团结。……”等等。
▲韦杰在成都一中，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说：“在成都地区，有那么一小撮人，说成都镇反搞宽了。我说搞窄了。他们说军委来信下达后，革命派的范围小了。我说多了。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这是观点不同、立场不同。他有他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立场。”“兵团，这应该说是右派组织。”“是成都最大的保皇派。”等等(按，一中，当时是××准备搞军训的试点学校)。
▲近两天来，公安局、产业军内部传达说；韦杰讲，在三月廿七日要采取大行动，取缔一批“反革命”组织。
▲韦杰控制的伪《四川日报》，今天采用极其反动的排版，完全封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声音，它在关于首都工代会的重要报导的提要中，恶毒地私自删掉，忠于毛主革命路线的江青、杨成武等同志的名字。抹去“彻底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痛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这一原提要中重要内容。
▲韦杰召开《交通会议》于今日结束。
▲位于华云山上，渠江两岸的广安县区内，按南充×分区梁万华的密示，县武装部政委乔云裕，副部长解玉虎等人坐镇该县公安局指挥镇反工作。并捧出该县走资派孔宪斌(县委第一书记)、程泽广(县公安局长)等，公开扶植该县的保守组织并封为“左派”，大肆残酷地镇压该县革命派。公开宣布该县的革命群众组织《工农司令部》《革命司令部》等为“右派”组织。该县被抓捕的革命派人数，占全专区的40％。
▲中央军委通知各地公安机关一律释放被非法关押的革命学生。
但，省公安厅筹委会，竟拒不执行。
▲不仅如此对抗中央军委通知，李子英等还签批拘留了该厅“革命造反总部”的革命战士两人。在此以后，掀起了在全省公安系统范围内的“清内”斗争，先后共拘捕公安干警三百余人。
被关押在狱中的革命战士，今日被集中“训话”。公安黑司令部头目公开叫嚣：“不枪毙一批人，不能平‘民愤’。”并在此后，采用“监外提斗”的恶劣手段，对被关押的革命派进行无情的打击。“监外提斗”，就是将被关押的战士交给产业军等保守派用绳捆索绑，挂黑牌，坐喷气式，提到监外去斗争和游街示众。(当然免不了被老产用拳头“文斗”一顿)
▲红卫兵战斗军直属团民院“我是一个兵”战斗组的保守喽啰，写出：《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对待产业军问题上的错误立场》一文，深得产派喝彩。
他（应为“它”——编者注）说：“怎样对待产业军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红成’究以什么态度对待产业军，这是对‘红成’一个严重考验。”“把矛头指向产业军，混淆敌我界线，‘红成’再这样做，会得到什么后果?”“向红卫东、二七、五一学习！”那个亲热劲！但事实证明它们是个反革命组织。可是，同这些货色能联合，打得火热。……《工院十·一》近来在群众(指：保守派)舆论中，已逐步获得《顽固派》(指：坚决打倒产业军)的‘美誉’了。……”等等。
三月二十五日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成都工学院《十·一》战团，经过《全体战士辩论会》多次辩论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从产业军翻案的关键的关键问题《川棉一二·卅一事件》，反击产业军。并根据兵团、军团、川棉红旗战斗师和八·二六战斗团革命战士的秘密来信要求，决定派出优秀的革命小将秘密重返前线，进行革命串连。
故《十·一》战团约定产业军二师(川棉师)于本日下午一点，就《一二·三一》事件的问题，进行专题辩论。
产派做贼心虚，怕事件真象被《十·一》戳破，不敢参加已被迫签订协议辩论会。为此，工院《十·一》战团按协议赴会。但，产业军明知《十·一》掌握了有关《一二·三一》事件的钢鞭材料，若公开辩论，肯定被《十·一》钢鞭，打下“左派”宝座。又急又气。请示军部和后台后，决定大耍无赖、流氓手段，以拖、哄、诈、骂等办法，来对待革命小将。《十·一》战士忍无可忍，便用照像机拍下产业军的各式流氓手段，丑态。产业军惊惶万分，便借机挑起武斗，抢夺照像机，并非法毒打、抓走《十·一》战士两名。在全市革命派的声援下，数小时后，产业军方被迫释放《十·一》战士。
▲甘渭汉在《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基建会议》上，作总结报告。
他在报告中，仍然是大骂兵团、川大八·二六等“如此的疯狂”……“毫无疑义的是有幕后指挥者。”“可以为所欲为，不顾社会影响，不受中央十条和十六条的约束，不顾国家的损失，造成工厂停工和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他们的来势很汹。”
报告中，大肆鼓吹其“三凑合”论调：“重庆来的同志说，回去不好传达。有一点怕。来时是一个观点(按；革派。)会议一开就变了观点(按；产派。)。甚至会议与家中(按；八·一五派)的观点不一致，回去就不好传达了。我想不要怕，应该回去传达。”
最后，甘渭汉为自己的报告和杨超、程子华等同伙的报告贴金说：“……杨超同志和我所讲的话，也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介绍过的经验来讲的。”等等。
▲程子华、杨超、冯换武等人出席了本日会议，并听了甘渭汉的总结报告。
▲成都一三二厂×管会副主任陈文英，在传达韦杰的《整风报告》和甘渭汉的《工交基建会议》报告后说：“某首长指示，要对造反兵团狠狠地打!如果一一·一九派(即该厂的造反派)死灰复燃，就坚决镇压。”“镇反不在于数字多少，抓一个抓错了，还是错。抓一百个抓对了，还是正确的。”等等。
▲晚七时，以《省联总》的《工交分部》的名义召集参加“省工交基建会议”的省级机关各厅、局代表(包括产派组织代表和复辟的领导干部)，匆忙地召开了一个短得只有半小时多的会议。会上，《工交分部》的保皇头目，宣读了杨超的亮相材料《杨超同志的材枓》，接着就布置代表们分组讨论，表示态度，看杨超是否符合革命领导干部的条件，该不该站出来。就这样，杨超的“亮相”经过“群众讨论”，完全“合法化了”，这个十足的老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变成了“群众拥护”的“革命领导干部”了！
▲韦杰在××召开的各分区支左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作指示：“工人造反兵团、八·二六是个右派组织，假造反，真保皇。红成是革命组织，但缺点，错误很严重。产业军也是不错的，正在写报告。”
▲红卫兵革命小将在韦杰的“镇反”高压下，并没有放弃真理。相反地，广大革命小将更进一步认识到四川问题，关键就在韦杰等人身上。他们根据《红旗》五期社论的精神，边与韦、甘作斗争，边向××指战员作细致的宣传工作；边向中央汇报情况，边冲破重重阻力，以各种方式在各工人革命组织中，进行宣传工作，为粉碎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而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三月的成都，是红卫兵革命小将和广大的革命派顶住干的。他们没有放弃原则。
▲省公安厅扬岗布直（似应为“置”——编者注）指示：要围绕镇反加强业务工作，加强侦查破案，预审等。要总结农村镇反的经验，加以推广。等等。
▲川大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公布该团团长游寿兴给八·二六的公开信。信中强调指出：“……目前形势是刘、邓路线的大反扑，四川全完翻过来了。镇反不是抓一小撮，而是抓一大撮。据不完全的统计，八·二六仅在校内被抓的同学生就有一百一十多人，百分之七十以上，是出身红五类。”信中要求广大战士“顶住逆流”等等。
八·二六在市区贴出此信后，立即引起广泛的重视。
▲红卫东六九纵队勤务员王××同志被抓后，更多的革命派站出来顶起干！红卫东摧不垮！打不烂！！抓不完！！！……。产业王牌师——六九师的保守分子气急败坏，请示其主子后，又通过该厂保卫部(产派控制的)，上报了十二名红卫东的“人头”材料。深得公安黑司令部的重视，由贾林山、李学义等人组织成的“专门批示组”坐临东郊，负责抓人。并以该纵队为重点。准备大抓而特抓！
三月二十六日
▲××和公安局，因中央军委通知下达，便暂时改变策略，表面上不公开抓人。但，并没有丝毫认识错误和采取措施纠正错误的打算，相反，却阳奉阴违。去密谋“三·二七”大行动问题是按原计划搞呢?还是推迟日期?
田××还公开对干警作指示：“镇反不能动摇，按毛主席有反必肃的精神，军委2．17来信公布后，抓一批是必要的。当前，主要是加强政治攻势，搞分化瓦解，突出地揭露造反兵团的罪行。对八·二六要区别对待。总的是镇反不能动摇，不是不抓！而是掌握从严。”
▲为加强政治攻势，分化瓦解“造反兵团”，以《××四○八革命群众》的招牌，抛出《造反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罪行》和以《××四○三革命群众》为名，抛出《造反兵团一小撮反坏分子破坏交通运输的罪行》等高级铅印传单，大肄（应为“肆”——编者注）免费赠送。
▲中央军委的通知下达后，但甘、韦等人拒不执行。下午，仍在市东郊搞大拘捕。非法拘捕红卫东成都部队战士三十四名。五时半，当各厂“镇反”大会结束后，李学义便亲临现场指挥，出动“镇反”汽车二十四辆(其中有六辆是宣传车)，调出某×厂驻的全副武装四个班的兵力，分乘两辆卡车，架设机枪六挺“警戒”按编制排列组成长达三百多公尺的“镇反”车队，调集产派四大家族上万人，排在建设路(长达两公里)两旁“助威”。“镇反”车队徐徐“游行”。宣传车沿途狂呼乱叫，产派观点应声附和，闹得天昏地暗，恐怖万分。
▲程子华在《工交基建会议》上作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报告》后，遭到与会的革命干部的抵制。指出这是个大毒草报告，是为李井泉涂脂抹粉。而程子华对此，未作任何表示。对于报上已发表了两天的周总理在北京工代会讲的从上到下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闭口不谈。而仍然高唱：“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须要反映到机关和厂矿企业内，每一个单位的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要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继续镇压革命派。
▲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成都部队、二·七等革命组织决定召开批判×××的大会。韦杰知道后，便出面要求红卫兵成都部队与产业军联合召开。并说：“你们联合召开，还可以派军队保护。”但，遭到红卫兵成都部队的拒绝。
▲在省级机关中，从二·一七信件下达，至本日，短短的四十天中，省属一百一十多个单位中被捕三百另（应为“零”——编者注）八人。收留审查一百三十一人，已批捕而未来得及执行的六十三人，还计划拘捕(在三·二七后)约四百人，此外，市公安黑司令部拘捕一批省属单位人员，这样，省级机关共计划要打击一千人左右。
但，产业军等保守组织一个人也未被捕。
据统计，从“2．17”以后，至本日全市共拘留一千八百三十六人，收留审查一千[零]八十三人(但实际为一千九百八十八人)合计拘捕三千三百一十九人。
三月二十七日
▲韦杰之流，为了进一步扑灭全省革命烈火，竟敢对抗军委通知，批发了《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召开“镇反”会议的报告》和《坚决镇压反革命的紧急布署》。并阴谋布置了“三·二七”大抓捕的罪恶计划。(按：并未实现。)
▲省公安局写简报向××和公安部反映情况，××领导人认为拘捕的人的数字大了。责令公安厅复查(意思是要把拘捕的数字报少点)。×代表××也批评说：“你们公安厅是实行军事管制的单位，向上(指对公安部)反映情况，应经过××审查后再报。”
☆北京
康生同志于今天十一时四十八分至一时十分，接见了住在西苑旅社的原宜宾地委刘结挺同志。参加接见的有××、××、张更成等同志。
康生同志着重指出；“现在把宜宾问题，彻底解决一下，解决问题的程序，是否把各方面的人，都接到北京来。很明显，是非已很清楚了。但是我来拟名单。……”“宜宾问题，不是简单的宜宾问题，宜宾是四川问题。四川问题不是四川问题，是中国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在四川问题上的体现。刘、邓、陶、李、贺……大汇合。彭真、杨尚昆现在也最关心四川问题。是黑司令部的大后方，他们不会放松。……”(系记录稿，未经康老审阅，仅供参考。)
▲公安局黑司令部的干将们，对《暂停抓人》的军委通知，抱着对抗的态度，十分悔恨，前段时期抓人太少，太不及时仍贼心不死，继续收整革命派的黑材料，准备二次“镇反”时再用。在行动上，更公开抗拒，李学义等人指令产派说；“你们可以开批判会”。于是全市产派纷纷出动，大抓本单位的革命派，进行阶级报复，大开什么“批判斗争现行反革命份子大会”。成都五七○一厂，《红卫东》战士钟××同志(革命残废军人)等八名革命战士，被该厂产业师抓捕后，捆打斗争。钟××同志的假腿，当场被产业军打断。战士们的双手，全被产业军用电线捆肿。并被揪住头发拍照。造反派战士在产业军刑场上，打死也不下跪，不低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革命口号。……成都木材综合厂产业五师，在该厂召开“镇反武斗大会”，把革命派战士，抓住头发，捆住双手，连拖带打，抓到保卫科武斗。武斗时，产业军边打边骂道：“去把你们什么成电东方红，什么红卫兵成都部队，什么三司，什么蒯大富都统统的搬来嘛！告诉你们，你们搬来一个，我们吃掉一个，来多少，吃掉多少。老实说，现在产业军就是不怕一切。……”等等。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王效禹同志于本日在《山东省商业、财政、银行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中着重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感情，对毛主席的话听不进去，主席指示不执行，对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人，处处打击，处处组织围攻，恨之入骨。这是可卑的资产阶级感情。这是两个阶级、两种阶级感情的斗争。”
“不管你成份多好，不管你是党员还是团员，只要你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阶级大搏斗中，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立场上，不是拥护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你的大方向，就是错误的。应该这样肯定这叫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如果我们仅仅拿着各人原来的成分好坏来分析和处理问题，那就要回到原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总的作为阶级报复来讲，回顾起来，恐怕打击革命造反派，围攻这些人，这才叫阶级报复。”“你如果跟着‘走资派’转，受他们的蒙蔽，给他们做‘御林军’，给他们保镖，那你就全完把矛头指向了正确路线！”“有的人把这叫做‘痞子运动’。主席讲是‘革命先锋’，因为他们代表了大方向。为什么说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是这一条(我们讲他是革命的，代表了大方向，这是主席的想法。)革命的同志，不应当跟着地主、富农、土豪劣绅信口开河，也叫‘痞子运动’。……”等等。(记录稿摘要)
▲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机校《九·一一》战斗团赴新凡观察小分队，在该团革命小将王××率领下，又第二次杀向白色恐怖严重的新凡。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并在新凡中师、幼师等学校，召开座谈会。重新组织当地革命派，反击反革命逆流。又在当地散发革命传单，刷写革命标语。当即遭到当地保守派产业军新凡汽七战团蒙瞒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围攻、绑架、毒打。
《九·一一》战士临危不惧，严正指出；“产业军借镇反之势进行阶级报复，抄抢革命组织，抓捕革命组织的积极分子，放肆攻击革命组织[，]制造白色恐怖[，]在全市，真正的革命造反组织全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各单位的造反派都被你们压得抬不起头”。“肉麻的（应为“地”——编者注）吹捧老产的人，决不是造反派更不是革命派！”“产业军就是一切保皇狗的收容所，是四川最大的保皇狗窝”等等。高呼“向《红卫东》学习”！“向《成铁二七》学习！”“向《硬骨头》学习！”“兵团、八·二六的广大革命战友挺起腰捍（应为“杆”——编者注）和我们一道干革命！”……。等革命口号：……深受当地革命派的支持。
象死水一斑（应为“般”——编者注）的新凡，又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击下，革命烈火蔓烧起来，革命造反派开始抬头，猛烈地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
从今晚起红卫兵成都部队首都红代会赴蓉革命小将等一道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井岗山野战军川大纵队、各支队秘密重返前线，下厂，下农村，杀向机关，杀向专县，……。重新组织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派战友，彻底粉碎在四川地区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
▲迄至本日全四川范围内“镇反”人数初步统计附后：
四川省内地各“镇反”人数统计
(截止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止的不完全统计，供参考。)
顺序 地 名 被逮捕的人数 被拘留的人数 被收留的人数
1 成都市 二二 一、八三六 一、九八八
2 重庆市 二○八 一、三○三 (暂不详)
3 乐山专区 一八六 三、一八○ 六五一
(乐山县) (四○) (八二九) (四○○)
4 内江专区 二四○ 一、○○○ (暂不详)
5 绵阳 一四八 一、三二六 (暂不详)
6 自贡 二○九 三四二 (暂不详)
7 宜宾 一五六 二八七 (暂不详)
8 温江 一七 二、四九三 六、四七一
9 新津 一八九 八○八
10 渡口 六 四四 二、四九三
11 雅安 四六 三四一 (暂不详)
12 南充 一○○ 四二四 (暂不详)
13 西昌 一三四 四六二 (暂不详)
14 阿坝 一四九 五六七 (暂不详)
15 梁平 一六八 一一八 (暂不详)
16 涪陵 六五二 一、四○八 六五一
17 江津 二一七 五五二 (暂不详)
18 万县 一七六 九○九 (暂不详)
19 达县 二二 三一六 (暂不详)
20 甘洛 一五六 二○二 (暂不详)
21 隆昌 二一 二○二 一三四
22 省级直属单位 四一八 一、五九三 (暂不详)
23 成都铁路局 七九 七二
24 西南铁路局 二四 一五四 (暂不详)
25 ××××机关 一六○ (暂不详)
26 ………………。
小计 三、六三五 一九、三二七 ××、×××
(注：(一)本表所列尚不包括被各地保守派，在本单位私设的拘留所、公堂、劳改场中关押的各革命群众组织的战士人数。除上列地名外，尚缺几县。待补。(二)、本表未列入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三日的“大行动”中的预捕数。)
三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我们!
北京支持我们！
全国革命派，为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开始对这股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进行全线反击！
看，革命小将们彻夜不眠地在战斗！在战斗！！红卫兵成都部队工学院支队，工学阶（应为“院”——编者注）《十·一》战斗团的全体战士，意气奋发，斗志昂扬，除准备全面反击复辟逆流用的炮弹大字报、传单外，连夜练唱“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等革命歌曲。同时又在该团负院（似应为“责”——编者注）人汪××同志的领导下，操练方形游行队伍，准备参加在四月一日举行的《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成都部队革命小将半周年，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誓师大会》。
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全体战士，也积极准备全面反击。并在晚上，举办晚会。红卫兵成都部队在四川医学院召开了《战士代表大会》，统一了认识；誓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血战到底，坚决打倒产业军。成都气象学校《八·一八》战团、三中《红色堡垒》、九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七中《毛泽东主义》造反兵团、兵团红卫兵、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红卫兵成都野战军、二中《红闯将》等革命小将也纷纷准备反击。不畏死的铁杆兵团战士，已开始秘密串连、反产活动。
▲××党委向各×分区发出《当前镇反工作注意的几个问题》的电报指示说：“目前镇反运动发展不平衡，城镇和交通沿（线）搞得较好。农村和某些厂矿，搞得较差。”等等[。]
▲下午二时，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省联总》《四川成都八一战斗兵团》《市联总》《西南局机关大联筹》《成电红旗》等保守派组织联合在市体育场，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大章大会》[。]
会上，复辟的领导干部程子华，作了所谓的揭发李大章同志的发言后，并“亮相”。他表示，要和产业军等组织“坚决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会后，保守派举行“镇反”示威性的游行。但受到市内革命群众不友好的欢迎。
▲西南局机关内，建委(程子华直接领导的)保守派公开在会上说：“打倒李井泉的口号，不要再喊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不要再提什么以刘、邓为代表的了！”
对这样极其嚣张的反动思潮和言行，程子华却默不作声。
▲晚，在《省联总》扩大会议上，钱××传达韦杰的讲话：……韦杰问：斗争李大章大会是那几家筹备的?(答：产业军、省联总、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兵团。)又问：有多少人?(答：有几十万人。)
韦杰说：开这样大的会，搞不好，会被反动派抓辨子。“我认为规模不要太大了，地点可以选择，可以在锦江礼堂或那个工厂。我们是支持你们的，但要讲策略。……树敌过多，就要犯方向性错误。这回肃反与往回不同，是实行四大。……抓人游街不好，秘密搞。……工交会议结束了，产业军要好好学习，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希望。”(按：这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莫大侮辱。)
▲由××、李子英同劳改局走资派王三武主持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劳改工作会议》。
会上，主持人强调指出：“因为领导干部挨打、挨斗、代（应为“戴”——编者注）了高帽子，受了委屈，所以就把牛鬼蛇神暴露出来了。……要肃清兵团、八·二六的流毒。”等等。并宣布：公安系统的二次夺权属于反革命性质。
会间，统计了公安厅政治部主任李子英布置的各劳改单位中“反动组织”和“头头”的名单。
▲由扬岗和公安厅×代表办公室人员主持召开了该厅业务办公室联席会议。会上着重提出对在押的“犯人加强监所管理。要防止关在监所的“反革命组织”的头目，互相串供，订出[“]攻守同盟”等。
三月二十九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王效禹同志的重要文章《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文章着重指出：“目前这股反革命复辟逆流的出现，并不奇怪，这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重要的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他们“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不能成佛”。我们决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及时识破他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斗团于深夜二十三点，召开全团紧急会议。会上汪合生同志代表支队、团部，发布《开始全线反击，痛打老产，誓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血战到底》的命令。并立即派出专人通知老战友“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共同行动。
深夜，革命小将(“十、一”、“八、二六”、“红色堡垒”、“成都野战军”“北航《红旗》”、成电“东方红”及工人造反兵团红卫兵)肩并肩，手挽手，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个个情激奋发、斗志昂扬，热泪满布，分五路杀入市区、东郊、铁路区、南区和东区。贴出五十多天来，革命派日以继夜盼望的革命标语。革命的烈火，又一次燃烧在白色恐怖下的成都，将蔓延全四川，彻底捣毁李家王朝。
▲市公安局副局长贾林山传达了××关于镇反的指示；当前镇反需要慢一点，是为准、稳、狠一点。现在需要以实际出发的具体政策，规定今后拘留人，要白天拘，晚上押，不用传单公布姓名，不搞游街，抓头发，挂黑牌，架机枪。不用绳子捆，而使用手铐。不是不捕人，而是要有材料，并经批准以后，再抓捕等等。
▲程子华深感形势不妙，亲到建委“革委会”对头目谢道学提出，运动赶快转入斗争走资派，“粉逆”再拖长时间，就要犯错误等等。
▲四川棉织一厂走资派王瑞密示产业川棉师头目王忠诚、廖兴国等保皇干将，在武装部长韦××的赤膊压阵下，将关押在监狱中的革命战士押回该厂，召开大会毒打斗争。(包括川棉红旗战斗师和兵团川棉分团的革命战友。)
▲四川大学八、二六战团终于“暴动”了，对该校《反逆流联总》发起攻击性示威游行。
为此，驻该校调查组对八、二六提出严重警告“八、二六一小撮反坏分子，要老实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不准反朴（应为“扑”——编者注）！否则，就会再度滑到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逆流中，罪上加罪，毁灭自己！”
▲中央通知甘渭汉、韦杰到北京开会解决四川问题。甘、韦早已知道中央精神：产业军是保守组织，兵团和八、二六是革命组织。但，甘、韦为了同中央文革对抗，便组织了一大帮子人马，大整兵团和八、二六的黑材料，大搞吹捧产业军的材料。
甘渭汉对××政治部起草的一份产业军材料不满说：“这不象个左派的材料，倒象个右派的材料。”于是，便重新改写，到硬是瞎编乱吹得吹象个“左派”为止。
甘渭汉还指示××保卫部×××等去找李井泉的老婆，产业军的后台肖理，叫肖理连夜赶写一份三十六页的美化产业军，诬告革命派的材料。除此之外，还派人向杨超、王真(产业军的后台)了解情况。苗前明伙同胡××等人召开《有关知情人员的会议》，大肆搜集兵团和八、二六战斗团等革命组织的黑材料，经过整理，编写打印后，交韦杰、甘渭汉带往北京《打官司》。
韦杰气焰嚣张地讲：“他妈的，这回去打官司，把材料搞充足。”并亲自督战，搜集了一大堆报纸，图片、实物、文字材料。甘渭汉看后连话说：“好得很！好得很哪！！”
▲红卫兵成都部队一机校支队、成都一机校《九、一一》战斗团于今晚，就昨日产业军在新都县新凡镇非法绑架和毒打该团战士的“保守派工人毒打革命小将的严重反革命事件，”到红照壁产业军军部内，游行示威，静坐抗议。《九、一一》战士，高呼：“打倒产业军，揪出黑后台!”“誓与产业军血战到底！”“不打倒产业军，不是好汉”等革命口号，深受全市革命派的支持。产业军军部一片惊慌失措。
▲市公安局黑司令部、川棉产业二师的“镇反”报告《川棉一厂印染分厂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的几点作法》出笼。在这份臭长的黑货中，写道“川棉一厂是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棉红旗战斗师等组织大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的典型单位。专政机关在这个厂集中搜捕了一批反坏分子，但该厂的红旗战斗师和造反兵团仍然甚为嚣尘，漏网的反革命头目还在继续破坏，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还没有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政治攻势，把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争取过来，攻破敌人营垒，打击顽固的敌人，就成了这个厂的镇反工作的重心”等等。
三月三十日
☆《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于今日发表。
《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的重要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份》(一九六六年六、七两月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于今日发表。
▲韦杰、李××召见“重庆革联会”代表。
韦杰突然提问题说：“红卫兵成都部队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是对的。‘解放大西南’的提法，对不对可以研究。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支持的。……”等等。
接着李××附和说：“我们的态度是鲜明的。……我们始终想培养成为成都地区的先进旗帜，当时，我们文字上，未说是‘左派’，口头上支持他们，团结他们。……”等等。
▲全市出现以下革命标语：(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八二·六战斗团等组织刷贴的)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要万岁（原文如此”——编者注）！！
把西南地区的谭震林式人物揪出来示众！
谁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打倒谁！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准产业军反攻倒算！不准老保翻天！
兵团和八·二六中真正的广大革命同志挺起腰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
▲××支左办公室×××对《省联总》头目郑××说：“对红卫兵成都部队，不要把它推到八·二六那边去了。你们是不是把口号加上一条《向红卫兵成都部队学习！》这样搞，你们就更主动了。”
▲自二、一七以后，××派驻产业军军部的工作组十余人，于今日开始撤退。撤退前，在《省妇联》召开《产业军、师、团主要头目会议》。共二十余人参加。
会上，×代表讲形势说：“成都××百分之八十是支持产业军的。产业军起不来，是没有造反精神。举个例子，有三辆马车，第一辆跑得最快翻了车。第二辆快追上，并帮助第一辆修车，然后回过头，把第三辆马车吃掉。大家都为第三辆马车着急。在吃掉第三辆后，第一辆又会去吃掉第二辆。对这点，我不能说明，否则就会犯错误。(按：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这段话。)……我很想把‘硬骨头’关于一二·三一事件的录音带搞到手！”等。
▲五军一旗的御用歌午（应为“舞”——编者注）团《风雷文工队》(即文艺战斗军)等宣传队，深入各厂矿演出。
▲市公安局派出×××到四川大学作报告：“若四月一日八·二六敢开庆祝会，就请在‘公安局’内见面！”
宣调组插话说：“八·二六跳出来好得很！跳出来一个，抓一个；跳出来两个，抓一双。”
▲红卫兵成都部队工院支队、工院《十·一》战团大批战士，到四川大学串连八·二六的战士。并送给八·二六大批宣传用品。在八·二六团部和校园内外，刷写《八·二六广大战士挺起腰来干革命！》等醒目标语。深受八·二六欢迎。
四川大学《反逆流联总》见势不妙，积极准备后事，大规模销毁黑材料。
▲西南局机关，上午通知召开《机关“粉逆”大会》，下午突然宣布不开了。
“大联筹”头头王××向××支左办公室汇报情况时，支左人员谈：“程子华是亮了相的干部，以后西南局机关文化大革命如何搞？可以多找他谈谈，要他当顾问嘛！”
▲××司令部党委召开了《关于××机关和直属单位放人和计划捕人的问题》的会议。会上具体决定(一)政治部拘留二十八人，放了十八人；再计划逮捕八人。(二)司令部拘留二十七人：放了七人；再计划逮捕十三人。(三)○二八拘留三十二人，再计划逮捕十人。(四)文工团拘留六十四人，在（应为“再”——编者注）计划逮捕九人。(五)工兵××连拘留九人，放了四人等。共已逮捕一百六十人；计划再逮捕四十人。
会上，李××传达牛×意见说：“××部东风战斗队是不是反动组织，要报材料，因为他们曾派代表参加过《红纵》的一次会议”。
▲临行前，甘渭汉、韦杰于当晚，还专门召开××党委常委会统一思想，共同对抗中央。
韦杰还对产业军头目黄国昌等人说：“我到北京是打官司的，你们把材料准备充足一点。”
▲省轻工厅政治部副主任，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尹世奇(走资派)为稳住阵角，亲自召集该厅的学习汇报会议，并布置以下指示：“(1)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四川和成都干部才开始“亮相”，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2)他们自己要跳出来，很好嘛！(3)不要听马路新闻；(4)现在大联合，只差一个红卫兵”等等。
三月三十一日
▲《省政法机关联合调查办公室》按韦杰、甘渭汉的指示，把收集拢的所谓“汇报材料”送给甘渭汉韦杰乘专机于本日到北京“打官司”。
▲《省公安厅筹委会》得知红卫兵成都部队要在四月一日召开《纪念毛主席接见半周年、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誓师大会》的消息后，勾结《省联总》《市联总》等保守组织，枪（应为“抢”——编者注）先上街“镇反”游行。
▲公安局李学义亲自在成都×××厂，召集全市《军工系统保卫部门负责人会议》。
他恶毒地攻击兵团、八·二六等组织“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胡说什么“一·二九事件是分界线”、“对一·二九事件的态度，可区分出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并拼命给保卫干部打气说：“要大胆地干，不要怕。镇反问题，不是打击多了，而是打击不多，应该打击的，还没有完全打击。要改变方式，达到慢、稳、准、狠的镇反方针”等等。
▲产业军军部头目，领略××意图后，以极左的面目，发表自欺欺人的《严正声明》。
它欲盖弥彰地说：(一)我军决无由原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组成的产业直属师。红卫兵七四六八、八二一三等部队，确属保字号组织，从来与我军就无丝毫关系；(二)大专院校红卫兵指挥部、工人赤卫队、红卫兵中专部、川医斗批改、成地东方红公社等确属保字号组织。在我军造《无产阶级造反军联合总部》的反以后，就割断一切联系。我军已与他们从思想上、观点上、立场上划清了界线，(三)……(四)……(从略)。
▲李××于当天，接见产业军军部头目说：宣布红卫兵××××为左派，这是策略。你们要理解××的意图。这对于你们是有利的，以后，就会慢慢看出来等等。
在接见产业军后，李××突然召集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勤务组代表到××。
此次，李××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代表的态度就突然转变的说：“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党委认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是学生中的一支左派队伍。”并说要在群众场合下，公开宣布，要印传单等等。
红卫兵成都部部代表深感突然，有怀疑。故表示说：“对我们的表态在群众中宣布不利于斗争，没有必要在群众中宣布和印传单”等。
▲在召开的成都市《东城区抓革命、促生产工交、基建会议》上，传达了甘渭汉的讲话。
▲被××和公安黑司令部所控制的成都宁夏街监狱，在短短的四十余天内，共关押了二百六十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千六百余名造反派战士。仍在继续修建牢房。
▲西南局机关“大联筹”，组织“镇反”游行。
但，它对该机关内部的“镇反”，在程子华的指点下，却来了个急煞车。
▲这一时期，产业军、八一兵团、成电红旗等保守组织，取得在××大院内出入、活动、居住、医疗和生活经济等方面的绝对自由。
北较场、东较场、西较场等××驻地，成了产业军的天下。
××与产业军明来暗往，通过各种渠道与产派头目保持密切的联系。××人员不断出入设在文殊院的产派《二线指挥部》。
当时，革命群众说：“造反派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而产派是“产业军抬头望见北较场，心中想念韦司令。”产派稍有疼痒之处，就到北较场找甘、韦诉告。甘、韦则深表同情，给予保护、招待。
这段时期(二月、三月)便是甘、韦支持产派的全盛时期，整个四川被走资派、保守派控制。
▲中央通知杨超等人到北京，“杨”临行前，暗自带上李井泉及其同伙迫害刘结挺、张西挺等同志的大批黑材料，和支“产”镇“革”的黑材料。阴谋对抗中央。
杨超到京后，住西苑旅社。
▲成都刃具厂八路军、成刃八一兵团(属红成派)和兵团成刃分团(属八·二六派)等革命战友，打破派性界线，真正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自觉地、主动地联合起来，分别在南郊公园等处，秘密集会，准备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
▲刘结挺同志，在北京西苑旅社同红卫兵成都部队、红卫东成都部队、成铁《二、七》战团、红卫兵成都野战军赴京代表谈话说：“过去成地、成电、川医、川师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希望你们和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联合。特别要重视北京三司的同学，不要在枝节问题上，发生摩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要搞折衷的。我是当兵的。打仗需要把连、排、班的干部抽出来，组织一支队伍。保存力量，你们可以把他们要抓的人，喊来打这一仗。家里的人要抓就抓，关起来不久又会放出来的。我们这次打先锋，同宜宾打，我们要组织准备第二仗。……”
▲红卫兵成都部队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赴京代表，已陆续至京。驻地设在北京清华大学对外接待站。已至京的有：红卫东、成铁二·七、川绵红旗、硬骨头、等革命工人组织。
▲川大八·二六等同观点的革命组织赴京人员，驻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西南组对外接待站。已至京的有：兵团、贫下中农造反兵团、军团、红五一反修军团等革命工人组织。
▲产业军等保守派暗中派人到京从事秘密活动。不敢公开露面。
☆北京
周总理，康生、江青、××、××、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叶琼、李真、梁兴初等同志，于本日晚十一时至四月一日上午四时半，接见了四川省各地革命派同志及北京清华，北航、北地、北工大等几所学校的代表。首长们听取了四川的革命派和北京的同学关于宜宾、自贡、万县、重庆和成都等地问题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接见的谈话记录略)
最后，康生同志说：“我谈几个问题。文化革命中被抓的同志，交上名字来，我们打电话叫四川把人全部放出来。并不准四川任何地方到北京来抓人，能知道这情况，坚决拒绝。告诉公安部、卫戍司令部没有中央文革批准，一律不准捉。公安部批准也不行。若违反，把抓人的人给抓起。(略)四川谣传的什么中央军委的信(指二·一七的信件)，中央文革说那个组织是反革命等全是造谣。告诉四川同志，不要信这些谣言。
三司联络站返回后，开过一次会。我们第一要相信群众，第二要相信解放军，第三坚信绝大部份干部是好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按毛泽东思想建立的。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亲自指挥的。要相信广大指战员。对抓革命、促生产取得很大成绩，支左、支工、支农取得很大成绩。坏人是少数，是支流。要相信我们解放军。不要提黑部队、黑军区。不要把军区、军分区的问题公开出去，在外边不要谈这些问题。不要在红卫兵报上登。……(略)今天谈的，不要打电话回去，不要写信回去。……(略)”。
(未经康生同志本人校阅。根据当时参加会议时作的记录摘录，仅供参考。)
▲成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即所谓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派和“八·二六”派)的革命工人组织，革命学生组织的代表，已秘密赴京。途中经过层层搜查、封锁(从成都站起，沿途绵阳、广元、宝鸡、西安、潼关、三门峡、洛阳、郑州等地)过了郑州才算稍为安全。快到北京时，代表们才由怀中掏出袖套、胸章戴起。热泪满襟，内心充满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呵，毛主席!四川的革命派日日夜夜想念您。为了您，坐牢、杀头何所惧？！为了在四川大树特树您老人家的绝对权威，我们一定按照您的伟大战略布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致 谢
“成都地区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自出版以来，广泛地受到全国、省内各兄弟革命组织的支持、帮助。在此，我们仅表示致谢！
在此，我们特向支持、参加搜集资料、协助出版和帮助工作的兄弟革命组织建材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利民印刷厂无产阶级革命派、成都晚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四川日报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半工半读总部《血战沙场》编辑部、成都气象学校“八·一八”战斗团指点江山战斗队、红卫兵成都野战军“捍卫红十条”司令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首都编辑部……等致谢！
成都革命造反编辑部谨启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代后记)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正是我们广大革命派的心愿，我们字字拥护，坚决照办。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空前广泛和深入的革命群众运动，正沿着毛主席指出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要斗私、批修”批修必须斗私，斗私必须自觉。“斗私，批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针，这个伟大的方针，及时地为我们指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明确方向。革命的大联合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从思想上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就必须狠斗“私”字，继续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从成都两大派(“八·二六”派和“红成派”)的革命斗争历史回顾，都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同李廖死党的搏斗中，先后冲杀出来的革命组织，彼此都有革命的战斗友谊和深厚的阶级感情。两大派的革命战友，从运动初期、受压制的“二、三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中，都是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流血、牺牲在一起，为了国家不变颜色，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两大派的革命造反者，共同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打倒李井泉，彻底解放大西南”“打倒产业军，揪出黑后台”的豪语壮志和革命的史迹。在跟刘、邓、李及其一小撮阶级敌人作剧烈地搏斗中，两大派的革命造反者，就没有分过彼此，闹过小资产阶级派性，而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战斗，取得胜利。真正显示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本色，雄强的力量。
我们清楚地看到，“红十条”下达后的今天，是毛泽东思想在四川取得绝对胜利的今天。两大派的革命造反者，在政治地位上，有了显著的变化，毛主席把我们从李廖死党的压制下解放出来，我们对于活学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促进了我们思想革命化。李井泉的独立王国已经基本完蛋了。四川广大的革命派，在省革筹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正乘胜追击。为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最高领导地位，而英勇地战斗。……。
我们编辑部的战士，自参加北京“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会议回成都后，先后从派性中冲杀出来，象过去一样，坐在一起，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红十条”的基础上，作一名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革命派。为促进四川两大派的革命的大联合而努力。并作了很多的“促联”工作。尽管目前还有很大的阻力，但我们深信，两大派中的真正的革命造反者，能够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指南，狠斗资产阶级的“私”字，大立无产阶级的“公”字，改造世界观，学会“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为早日成立四川新生的红色政权——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而作出新的贡献。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战斗，英勇地战斗！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