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我对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前文革所编《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的意见

 

前言

 

1966年9月22日，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以奚振伟为首的前文革编写了《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以下简称“定案材料”）。

这个“定案材料”在最后说：“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邵燕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在对这个“定案材料”列举的“事实”和所作结论表示我自己的意见之前，我首先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正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节节胜利，才使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产物政训队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

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剧团战斗队，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才使我恢复了长期遭受剥夺的政治权利，使我获得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享受大民主的权利，获得了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获得了向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权利，获得了在革命群众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权利，获得了在免受威胁和迫害的条件下就有关自己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发言的权利。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一千遍一万遍地感谢最敬爱的毛主席！

下面就来对这个“定案材料”表示我的意见，提供革命同志们审查。

这份“定案材料”的开头，关于“本人简历及家庭成员、社会关系”部分，有个别地方失实或不准确；以后如需重写这样的材料时，再行商榷核实。

这份材料在“主要罪恶事实”部分的顺序，看来既不像根据时间先后，也不像根据问题性质、程度来排列的；为了使同志们审查时对照起来方便，我就按照原“定案材料”的顺序，依次表示自己的意见。

 

第一部分 主要事实

 

一、作品方面

 

（一）关于广播小说《车厢里的吃人事件》

 

这是我在1962年初根据马克·吐温、契诃夫作品处理的六篇广播剧、广播小说中的一篇；原作见《神秘的访问》，马克·吐温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

这篇小说，写一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有一次他所搭乘的列车被大风雪堵塞在荒原里，几天几夜的饥寒使他精神失常；以后他总是按照自己的幻觉，绘声绘色地逢人便说，旅客曾经如何按照议会的程序和惯例讨论吃谁的肉、以及谁的肉好吃等问题。马克·吐温在这个作品里讽刺议会制度表面上民主，而骨子里却是“人吃人”的。

处理这个作品时，正是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不久。那年冬天，我曾写了几首反修的诗（《无题》、《列宁的办公室》、《浣溪沙·中阿开辟新航线》）。在当时宣传口径上，我想由名著选材进行广播处理，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侧面配合。我认为马克·吐温这篇小说，对于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揭露高唱“和平过渡”的“议会迷”，是有一定作用的，因此处理时基本上原文照录，只是原著的结尾，作者用第一人称点出“这是一篇疯话”（大意），我在处理时感到这样就削弱了全篇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印象，因而改为：“……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吧？”那矛头自然是指着资产阶级民主亦即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当然，必须说明，我不是带着明确的配合反修斗争的意识去选材的，而是根据柳荫关于“改编名著”的意见去翻书，在选材过程中发现了这个作品，才意识到可以借用它来从侧面对政治任务有所配合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我没有任何错误了呢？

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必须正视和检查当时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的恶浊空气对我的影响。柳萌那时提倡“改编名著”，也正是通过了我对“名、洋、古”的热衷，才促使我动手选材、处理的。我在去年7月写的检查材料中说：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必须重新估价。毛主席说：“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身在社会主义社会，却要推荐一百多年前资产阶级作家的货色，必然会犯历史的错误。无论《车厢里的吃人事件》作品本身的主题怎样，如果在1962年播出，客观上就会成为影射我国遭遇暂时困难的一支暗箭，走向改编者主观愿望的反面。

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到夏衍的“创新”论对我的影响。1961年19期《红旗》（10月1日出版）发表了夏衍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主要部分，其中讲到“不落俗套”、“要有新意”等等。我在1962年1月15日笔记中，就按照夏衍的指引，辑录了一连串所谓“未经人道”的例证。在这些作家“别出心裁”的情节或细节中，就有《车厢里的吃人事件》和《纸里包不住火》。对《吃人事件》一文，我加注的意见是：“不仅构思奇特，语言也是故作平易来惊人的——像煞有介事，最符合其疯狂的自私的心理状态。正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相声《卖挂票》，荒诞，但使人相信这荒诞……（对比果戈理、鲁迅写的狂人）不同的几篇狂人日记。”

这段笔记说明我当时文艺思想的某些状况。孤立地追求什么构思、手法的“新颖”“奇特”，不问它是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今天社会历史条件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特别是由于灵魂深处存在着对“名、洋、古”的迷信和爱好，也就自然地充当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搞“名、洋、古”的工具。这就是我一系列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

“定案材料”在复述作品内容时，完全不提叙述者的国会议员身分，以及作品重点渲染的遵循议会规则来讨论“吃人”问题等等，而单单只提作品写了大风雪中“人吃人的事件”，从而论定我“影射我国在自然灾害时也要人吃人，用意十分恶毒”，这是不足以服人的。

［关于《车厢里的吃人事件》的补充说明］

（1）关于我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待灾荒、困难的态度，1962年初以前，可向文艺部同志了解，1962年初以后，可向文工团同志了解。另外我提出当时所写两首诗作为旁证。

①1961年夏天写的《满江红》：

何物苍天，连年价，与人做孽。

千万顷、禾苗枯槁，旱云明灭。

忽报山东四月雪，又闻河北多龟裂。

没遮拦、虫雹一起来，横肆虐。

抗旱志，坚如铁；长江水，无日竭。

数灾情，难掩神州人杰。

天若有情当雨粟，麦如无水难分蘖。

与天争，挥汗似云蒸，濡青野。

②1962年3月写的《春雨》，原稿亦已上交。记得最后一段是：

“如果天空中雨水有限，

还不能遍洒广阔的幅员；

那末云啊，就请先带着如油的春雨

去润泽焦渴的他乡邻县！”

（2）关于1961年冬、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我对反修问题的态度，提出三首诗作为旁证。

①1961年11月2日（或3日）所写《无题》，是就苏修迁斯大林墓一事而写。

仰止高山何处寻，浮云掩日气萧森。

推敲自辨行间意，拨乱难听弦外音。

一身毁誉标青史，千秋功过耀丹心。

重泉难瞑长开眼，太息斯民空染襟。

②1961年11月3日写的《列宁的会议室》：

我们悄悄地推开两扇门：一条长桌，虚着座椅两行。在此开会的人都已不在，只有桌椅还跟当年一样。

当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呼啸着诞生到世界上，曾有多少子弹、多少唾沫，妄想杀它在摇篮之旁！

列宁就在这里主持会议，为革命指出胜利的方向；并且用铅笔敲打着桌面：帝国主义不会自行灭亡！

那时候敌人号称列强，它们何等凶恶，何等猖狂。但列宁的声音响遍地球，高出于乖张的喧嚣之上！

地球多少转绕过了太阳，从那时流逝了多少时光，如果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何况、何况、何况倒戈相向！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久长，却依然如此凶恶、猖狂，但从东海到亚得里亚、加勒比，逆流粉碎，而岩壁安然无恙！

莫说这里只剩一条长桌，当年开会的人已不在场……听吧，列宁的声音更洪亮——亿万人在行进，发出回响！

③1962年1月写了《浣溪沙》一首（在炉边闲坐，听广播，中国—阿尔巴尼亚开辟新航线）。内有句：“水沸一声云外笛，心飞万里海西程。天高水阔诉流行。”

（3）关于对待毛主席的态度，可看我1961年12月26日所写《毛主席·〈沁园春·长沙〉结句试解》一文，其中对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伟大艺术实践作了热烈的颂扬和崇高的评价。发表于1962年《文学评论》第六号。

 

（二）关于舞台剧《不平常的春天》（又名《峥嵘岁月》）

 

这个剧本写于1964年2月，只完成一遍初稿，我在当时写的读稿随记（附在原稿后面），已经就剧本的主题、题材、人物塑造和表现手法等原则问题，提出了三十来条想法；准备有机会时反复修改，特别是争取有条件时加强工人阶级正面形象的塑造；所以这个初稿一直没有正式送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在7月间所写两份材料中，重点地比较详尽地检查了写作这个剧本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当然，由于这个剧本较大，是个复杂的文学现象，特别是由于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十分不够，世界观远未彻底改造，所以检查可能有不深刻的地方，也可能有不确切的地方。今后我愿在适当的时候和革命同志一起来对这个剧本进行分析研究，深入批判，借以从中汲取教训，肃清头脑中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流毒。在这里，关于剧本本身就不多说了。

对于“定案材料”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1．剧中的右派人物发表了一批右派言论。编剧时为了使这些右派人物的言论具有典型性（这是我“创作”不出来的），我不得不特地翻查了几本书，其中主要有学习杂志社1958年出版的《1957年的春天》（迟蓼洲编著），有向前总支办公室借阅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汇编》，等等。“定案材料”中引用的一些右派言论，多是从上述书籍中转引的（可以查对）。剧本中发表这些言论的几个人物，在剧中身份都确定无疑地属于右派，读者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右派分子才会讲这样的话。”然而，应该指出，仅仅停留在让读者感到“这样的观点就是右派观点”还是不够的；剧本没有通过台词对一系列右派观点进行有力的批驳，是剧本的一个严重缺陷。但是无论如何，剧本中反面人物的观点并不能等同于作者自己的观点。“定案材料”孤立地罗列了一连串剧中反面人物的言论（有些引用得不准确）以后，据以断定“邵燕祥写此剧的居心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以此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2．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毛主席指出的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出于这样的理解，我在剧中安排了右派分子刘天行在幕后支持一次少数人上街闹事事件的情节，并暗示这一事件是由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同志们记得1957年夏天汉阳一中发生过一起由反革命分子挑起的暴乱，曾经轰动全国。剧本就从这件事借用了一些素材，但只作为后景戏，没有在幕前戏中表现。这样的构思和处理在政治上存在什么问题，是可以讨沦的。但“定案材料”说：“不仅如此，该剧还把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写成是一群学生上街闹事，把人委、市委机关都砸了，工人出来打学生，警察出来放枪镇压，才把右派打下去，造成一种混乱局面，这就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三）关于改写克雷洛夫的三首寓言

 

这三首寓言诗改写于1962年12月9日或10日，正在11月古巴危机之后。当时我想，尽管由于宣传口径的限制，广播电视里暂时不能播出反修的讽刺作品，但在一些朗诵会上，这样比较含蓄、但大家一听可懂的东西，还是可以演出的。其中《诽谤者和毒蛇》是针对那时围绕着古巴事件诽谤中国的一片营营之声而发的；《狼和杜鹃》是为了申述帝国主义本性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改变；《大老鼠论猫和狮子》则是为了讽刺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吓破了胆，无视人民革命力量必将胜利。

有几件事实可以作为旁证。那一年11月10日，正在支援古巴、反美反修的高潮中，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27号岗》一诗加以配合；11月下旬，我将反修题材的剧本《叶尔绍夫兄弟》修改定稿；12月15日前后，写了《话剧“花园”观后》一诗；12月30日写了《关于列宁的传说》一诗（后两篇未发表）。

三首寓言的改写，同上述作品的写作一样，都是在党的十中全会公报提出反修任务、人民日报开始发表反修文章后，从中得到鼓舞启发，为了用笔投入反修斗争，而努力完成的。

“定案材料”对这三首寓言诗穿凿附会，只要对照原诗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再作烦琐的申辩。“定案材料”竟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什么“魔王”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并且强加到我的头上，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关于改写克雷洛夫三首寓言的补充说明］

（1）现将三首改写稿照抄如下：

 

第一首《诽谤者和毒蛇》

 

谁在人世间作恶顶多，谁下了地狱就能得上座。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纷争：诽谤者和毒蛇谁是头名？

诽谤者吐出它的舌头，证明它不甘屈居在后；毒蛇呢嘶叫着露出毒牙，好像说：“谁还敢说句二话？”

毒蛇一寸寸拱上前来，诽谤者眼看着就要失败。魔王出面来了结纠纷，对毒蛇说出了这样的结论：

“虽说你经常地杀伤人命，无故地咬起人百发百中；但是，你可能老远地把人中伤，像那诽谤者的舌头一样？

“我完全承认你毒蛇的价值，然而诽谤者更值得重视。诽谤者有权利坐在前边儿，毒蛇呢照理该谦卑一点儿！”

第二首《狼和杜鹃》

一只狼告别邻居杜鹃：“亲爱的，让我们说声再见！在这里四面埋伏着危险，日夜都教我寝食不安！

“我将远去到安乐之乡，好一似世外桃源的地方，在那儿河里流的是牛奶，人们温存地像羊羔儿一样。

“在那儿谁也不懂得战争，人人像兄弟般照顾邻人，甚至连狗都不粗声叫唤，不用说更永远不会咬人。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和邻居，我总算找到个甜蜜的去处，再不至于被迫跟人打架，愉快的生活将和平而满足！”

杜鹃说：“祝你一去千里！我永远忘不了你的脾气，你的好脾气、你的狼牙，是带去呢还是留在这里？”

“什么？留下？留下干嘛？”“那末，先生，你记住我的话：不管你跑到海角天涯，人们也要把你剥皮死打！”

第三首《大老鼠论猫和狮子》

“把猫逮住了——一只大狮子，真是再好不过的大好消息！”有人跑来对大老鼠说，“你们从此能自由地游戏！”

“嗄？这将会是一场惨烈的厮打，你且慢高兴也少说空话，那狮子必定会丢掉性命，世界上有谁比老猫更强大！？”

只因为大老鼠吓破了胆，听见了老猫就浑身打颤……所以，你一点不必惊讶，它雄辩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2）上述三首寓言诗，改写于1962年12月9日或10日。查同一笔记本，在它前后还写了两首诗，可作为当时政治思想情况的旁证。

①12月9日写的《为电视新年晚会写的献诗》

闯过了1962年重重的风浪，我们的船队将扬帆远航。鼓起满帆的风，在风帆上写上：坚强，坚强，第三还是坚强！

逆流暗礁不能把我们阻挡，狂风暴雨也不能把船身摇荡；我们不是来自平静的避风港，我们曾经过多少的惊涛骇浪！

罗盘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海燕为我们歌唱回翔；我们有伟大的舵手，英明的毛主席，这就是无上的幸福，无比的荣光，无穷的力量！

远航吧，满载着二十亿人民的希望，在海天相接之处，迸出了1963年的太阳。

②12月10日—11日写的《话剧“花园”观后》

请看，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切对我们并不陌生：叫嚣跋扈的真正老牌纳粹，不正是肯尼迪之辈的先行？谁能把别人的东西装进口袋——他只是刚刚够格的士兵；谁想把地球整个咬在口里——他才配充当“元首”、总统！别看他们也抓起横笛吹一气，do re mi fa 似乎也挺动听！从头到脚——-从总统到雇佣兵；帝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眼睛！

请看，什么是叛徒的嘴脸？跟叛徒的灵魂一样可憎：从小吃饱了祖国的奶水，血管里却流着对敌人的忠诚！两条狗腿不辞东奔西跑，把投降宣扬作安乐、和平！在廉价地出卖了自己之后，还要出卖朋友，出卖革命！在“最后的晚餐”上，犹大还有些感到心跳；在敌人的夸奖下，你脸都不红一红！该隐仅仅杀死了一个兄弟，你是给头号的强盗探路、帮凶！

然而渺小的毕竟是反动派，伟大不朽的终归是老百姓。谁妄想将历史颠倒播弄，那他就别怪历史无情。侵略、压迫，内外夹攻，教会了所有的人必须斗争。连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妇女，也敢于面对敌人的刀锋！那些自封的一世之雄，不过是跳梁的小丑，蠕动的蛆虫，一时间在舞台上得意忘形，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春梦！

丽日当空，冰雪将消失得无踪无影，而人民，只有人民，将发出最后的笑声。

③在同一笔记本，紧接着抄写了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好！》第18节；不久，在12月30日就以此为由，写了反修的长诗《关于列宁的传说》，以针锋相对地抨击苏修叶甫土申柯反斯大林、反华的一首长诗《斯大林的继承者》。

（3）在改写这三首寓言诗前不久，除了修改反修剧本《叶尔绍夫兄弟》外，并在古巴危机期间，在11月10日《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旧作《27号岗》。

《27号岗》前有小序说：“我们曾经瞻仰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向导同志说，当年警卫列宁的哨位是第27号。”全诗如下：

我来自昂扬奋起的东方，在克里姆林宫陷入遐想：当年谁守卫在列宁身边，谁是光荣的第27号岗？

守望在列宁同志的门口，巡回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一颗忠心，一双锐眼，一条枪，怒对全世界敌人仇恨的目光。

午夜，停电，莫斯科已安睡，列宁台前是摇曳的烛光；黎明，察里津的战局怎样？前线来的电话铃声又响。

列宁把一面一面小红旗 插在墙头巨幅的地图上，革命是一寸一寸在前进，通过那血火交织的战场。

革命必须战胜多少敌人！新生的国家正遍体鳞伤。列宁捍卫着无产阶级专政，守护列宁的则有第27号岗。

保卫共产主义万岁千秋的事业，保卫马克思列宁不朽的思想，怒对全世界敌人仇恨的眼光，同志们都来作——第27号岗！

 

（四）关于诗《大人先生们的心事》

 

这首诗发表于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定案材料”说“全诗照抄”，其实只是抄了第一段。原诗共三段，前后都是有引号的。第二段是：“‘什么社会主义，糟！糟！糟！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不好！不好！不好！什么共产党领导，不要！不要，不要！什么从团结到团结，我要搅它个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原诗的第三段是：“‘同道们，来，来，来！不要错过好机会！趁着他们除三害，搅混河水摸鱼来！我们的大害是共产党，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共产党下台，我们上台！来！来！来！’”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的同志们都记得，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中，曾经有一批斗鬼蛇神、右派观点出笼，党决定在一定时期里不予反击。正式的反击是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的。我在6月1日听了一个准备反击的党内报告之后，积极准备配合，在6月7日、8日写成这首诗，在人民日报8日发出反击信号后，交由人民日报在11日发表。

当时右派是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向党进攻的，而且采用了“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战术，因此对于他们实际上是要混水摸鱼、叫共产党下台、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的真面目，许多人并不是一下就看穿了的，还需要一个辨识的过程。《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一诗，抓住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谬论（是在6月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出笼，6月2日见报），单刀直入地揭穿了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揭穿了他们代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掌了刀把和印把的工农群众反扑的实质，一句话，揭穿了这些“大人先生们”的真正的心事。这样，给所有右派分子“上”了夺权斗争这个“纲”，触及了他们的要害。这首诗发表以后不久，据《人民日报》报道，旅大有一个工商界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说过：“我虽然说过什么什么，但是不像邵某人诗里说的那么严重吧。”（大意）就是一个旁证。

从这首诗本身来说，在《大人先生们的心事》这样一个揭露性的标题下，虽然采用了反面人物第一人称的写法，但通观全篇采用的语气，以及“搅混河水摸鱼来”、“搅他个乱七八糟”、“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咬碎钢牙”等本身带有贬义的词句，是渲染了反面人物的自我讽刺的意味的。当然，这首诗不是没有缺点，主要是由于采用了反面人物第一人称的口吻，难免带来一些问题。限于当时的思想、艺术水平，以及时间仓促等条件，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反右斗争中审查了我的全部作品，并没有把这首诗当做毒草，我认为不是遗漏，而是对这首诗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虑的。

“定案材料”说这首诗是“疯狂地叫嚣要消灭共产党，为蒋介石摇旗呐喊，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反革命挑战书”，是“邵燕祥反革命面目赤裸裸的大暴露”等，我认为是离开作品实际、离开历史环境的武断之词。

［关于《大人先生们的心事》的补充说明］

（1）我最近完全按照1957年写《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一诗格式，写了一首《走资派老爷的心事》，对照抄录如下：

《大人先生们的心事》

“哼，党天下，党天下，

工农居然坐天下！

分我土地，抢我工厂，

攥着刀把，掌着印把！

大好的‘中华民国’，

变成了你们的天下，

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

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咬碎钢牙！

 

“什么社会主义，

糟！糟！糟！

什么人民民主专政，

不好！不好！不好！

什么共产党领导，

不要！不要！不要！

什么从团结到团结，

我要搅它个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同道们，

来，来，来！

不要错过好机会！

趁着他们除三害，

搅混河水摸鱼来！

我们的大害是共产党，

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

共产党下台，我们上台！

来！来！来！”

 

《走资派老爷们的心事》

“哼，简直是右派翻天，右派翻天，

痞子们敢把老子拉下马！

夺我的权，罢我的官，

还要成天把我抓。

大好的刘邓王国，

变成了你们的天下。

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

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咬碎钢牙！

 

“什么四大，

糟！糟！糟！

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不好！不好！不好！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不要！不要！不要！

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

我要搅它个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我的‘左派’战士们，

来！来！来！

不要错过好机会！

趁着他们打内战，

搅混河水摸鱼来！

什么总部派，什么整风派，

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

战斗团下台，我们再上台！

来！来！来！”

按：我想，广播局革命派的同志们，大概不会把“走资派老爷的心事”一诗看作是为走资派老爷写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吧？尽管这样的“反话”文章不宜多做，也不是打击敌人的最好的手法，但仍不失为一种手法。以此例彼，对于《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之为揭露右派的性质，自然就更不难理解了。

（2）在1957年，继《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之后，我还发表了几篇反右的诗文，可供参考：

相信的是什么（诗）

——读哲理诗《更相信人吧！》有感 文艺报19期，8月

火车向前开（诗） 《中国工人》18期，9月

刘宾雁给“本报”指出什么方向（评论）

——批判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文艺学习》9月号

社会主义进行曲（歌词） 《广播节目报》10月份

国庆漫笔 《人民中国》日文版 10月号

〔还有部分反右诗稿未发表，必要时可提出作为旁证。〕

 

（五）关于散文《小闹闹》

 

这个作品的题材以一个婴儿的生活为中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亲子之情，露骨地宣扬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庸人哲学。它是以周扬为代表的“题材广泛论”“人性沦”“无害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的产物；它出现在1962年文艺逆流泛滥的时刻，起了如《九评》所说的，“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作用。

在1963年2月，这篇作品受到《文学评论》上唐弢的批评以后，找曾经向当时的领导提议开会帮助我提高认识；在1964年4月，我在遵照奚振伟的要求，给党支部写的一个几年来思想情况汇报中，曾对这个作品作了第一次正式的书面的自我批评，在去年4月“小整风”中编导组扩大会议上和会后写交的检查报告里，我又一次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以这个作品为代表，进行了检查，当时奚振伟曾表示：“我们认为你的检查是深刻的。”（在场的有姜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历次所写材料中，对此又已反复做了交代和检查，这里不多说了。

 

（六）关于词九首

 

我在1965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写的《永遇乐》一词，前有小序，大意是：“苏联一位七十多岁的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老妈妈，寄来一幅亲手绣成的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头像，并附信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我只在人民画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有人说我把他绣得年轻了，我就是要祝他万寿无疆！”词的上片写苏修统治下的生活，下片写苏联老妈妈的精神世界。“落叶萧萧，啼乌阵阵，北国秋渐。（树叶凋零，乌鸦乱叫，一片肃杀景象。）薄日照人，不如月色，月又浮云掩。（在列宁的故乡，今天已经日月无光了。）灯前儿女，鬓边霜雪，纫取针针线线。（老妈妈在儿女们簇拥下，在漫漫长夜辛勤刺绣。）夜茫茫、浓阴垂野，鸡鸣几时达旦？（雄鸡已经高唱了，什么时候曙光重照苏联大地呢？） 八方风雨，满怀绸缪，十指深情何限！（老妈妈牵念着四面八方的人民革命斗争，把满怀的深情一针针织进绣像。）百岁光阴，半生冷暖，万里长萦念。（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对比列宁斯大林的时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统治苏联的时期，怎能不把希望寄托在万里以外的毛主席身上呢。）生于忧患，老于忧患，吩咐凌霜征雁：（老妈妈不是生于安乐，耽于逸乐的人，经历过革命的风霜，面临着苏修统治强加于苏联人民的忧患，也完全能够挺得住。让冲破风霜南飞的鸿雁把这个信念带到中国去吧。）此心向南天暗祝，斯人长健！（一心一意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可以从艺术上挑剔这首词的缺点，但它的主题思想是不容指责的。如果说写得含蓄了一些，用了一些古典诗词的词藻和语法，那可以借用毛主席1958年对所作诗词的批注中的一句话来回答：“须知这是写诗词啊。”

“定案材料”对这首词作了主观随意性的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不能同意的。

“定案材料”说：“以攻击毛主席的《永遇乐》等九首诗词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毒草作品。”但未作任何分析，只注明“（详见附件）”；又说：“这九首诗词均从各个不同角度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一笔带过，通通宣判为毒草。

事实是：包括《永遇乐》在内的词九首，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革命，歌颂社会主义的。

《采桑子·野望，时在河南参加四清运动》，是1965年四清后期一次在井边摇辘轳浇地时即景写的：“天低野树遥如荠，芳草离离，新麦离离，四月梢头乍挑旗。（麦子“挑旗”了，丰收有望。） 南风风我千畦绿，（望不到边的新绿的麦田是河南平原的好风光。）天也无涯，地也无涯，无限春光有限诗。（广阔的天地之间，诗词只有有限的词句，而春光是无限的，这春光不就是四清运动后一片大好形势吗？）”

《念奴娇·深县老农民林全双一家三口复明》，写于1965年10月。“红旗飐。蓦天开、艳艳骄阳倾注。（一下子重见光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红旗，阳光倾注。）生小沉云不见掌，今日洞开窗户。好水好山，有朱有碧，多少迷人处。（放眼看社会主义祖国，多么美好啊！）长明笑眼，难禁泪落如雨。（含笑的眼睛从此复明了，想起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却禁不住流下感激的泪水。） 区区何足矜夸，察得秋毫，辨得鱼和鲁。（回头看看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长着眼睛，只不过能认几个字而已，被人们讥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也就是见小不见大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望远显微君记取，一叶安能障目。（只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用这个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武装起来，才能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葱郁森林，迤逦丘壑，望尽天涯路。（那就可以不但见树木，而且见森林，心中自有丘壑，眼光变得远大。）长安大道，前行未许反顾。（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不要回头啊！）”

《行香子·大寨》和以下几首都是10月、11月间到山西下乡期间所写的。我虽未去大寨，但山西各地造大寨田的壮志豪情给我很多感染：“日出层巅，日落层巅。田何窄，怀抱方宽。（别看大寨土地窄，大寨人胸怀全国全世界。）垒石崖畔，造地山间。凭胸中志，掌中茧，汗中盐! 宁教扁担，肩头压断，气冲天，不把腰弯。荷锄大寨，翘首长安。（望着北京，向毛主席宣誓：）道不辞劳，何辞苦，敢辞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毛主席的教导啊。）”

《沁园春·到山西临猗访王传河同志》：“结社当年，击鼓传锣，十度春秋。（话要从10年前的1955年成立合作社说起。）惯挑灯絮草，多醒少睡；解衣抱犊，共乐分忧。（传河多年对集体的牲口是那样精心饲养。）公论如碑，丹心若镜，步履铮铮记去留。（群众自有公论，有口皆碑，说王传河一颗红心，澄如明镜；大家记得坏干部打击你时你的表现。）披肝胆，纵身离圈侧。心在槽头。（你是披肝沥胆，可鉴日月，身离槽头，心在槽头。） 是非憎爱恩仇，似泾渭分明岂乱流。（王传河敌我分明，是非分明。）誓铭心革命，毕生不改；献身集体，到死方休。惓惓利人，悠悠忘我，俯首甘为孺子牛。（传河做到了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层楼上，看人间正气，磅礴神州。（更上一层楼放开眼界，我们看到传河身上体现的毛主席教导的共产主义精神，已经磅礴于全中国。）”

《江城子·民兵》：“枪声惊洒满天霜。试新枪，又穿杨。烽火台边，拂晓练兵忙。（也是一幅“曙光初照演兵场”的图画。）召我来时能伏虎，不与共、戴穹苍。（练好杀敌本领，一旦有事，“召之即来”，与敌不共戴天，做出降龙伏虎的壮举。） 南方鏖战有沙场。胆开张，血如汤。（想起越南南方，不禁热血沸腾。）手把长缨，思想早戎装。（不但长缨在手，重要的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回望京华烟树杪，初日上，照红墙。（回头遥望北京，中南海的红墙，长安街的树梢，此刻已经沐浴着早晨的阳光了吧。这给我们多少鼓舞的力量啊！）”

《满江红》，歌颂全国学习王杰的群众运动，上片用一串比喻写一代新人的成长：“一碧长空，灿如沸，繁星闪耀。（像满天的繁星。）纷化作、跃渊鱼涌，漫山花笑。（像鱼跃于渊，像山花烂熳。）紫万红千蜂蝶舞，青柯翠叶凤凰叫。恰雨晴春笋正拔尖，催芳草。（像雨后春笋，茁壮滋生；像“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下片接着说：“中原气，腾八表；天下事，紫怀抱。趁风云跃出豪英多少。（在革命风云中涌现成千上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先进人物，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情。）生为人民生为党，死如王杰精神好。莽天涯雷震蛰惊时，冰开了。（帝修反统治的世界，春雷惊蛰、冰化雪消的时刻，也不在远了。）”

《雨中花·访夹马口引黄电灌站》：“独立龙门以下，力挽黄河，掣上飞岩。（在黄河龙门的下游，出现了一个高扬程的电灌站。）却看水花怒放，信号红燃。（在控制室内只看见红色讯号灯，在渠道里听得见潺潺流水。）好听潺潺，绣纤画陌，绿旺青鲜。（田头地埂，如绣似画；秋播小麦，一片青绿。）待明年收取，棉棉麦麦，麦麦棉棉。（晋南是棉麦产区。） 如云应记，民工千万，奋臂战此冈峦。（回想大跃进的年月，千万民工，猛将如云，在这一片冈峦上挥臂奋战。）歌啸里，天惊岸裂，汗滴石穿。漫道神工鬼斧，算来输与钢锨。（广大群众用铁锨成就了惊天地、动鬼神的工程。）多情日月，高悬照我，志在移山。（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人民群众在实现着“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

《雨霖铃·解放军某部战胜海啸》，是1965年12月读了《解放军报》有关的报道和社论后写的：“风云变色，霎时间、波撼百里。（海啸来势很猛。）相呼挽臂下水、潮打处千钧一发。（解放军立即行动。）人在金堤便在，自铜墙铁壁。（豪言壮语付诸实践。）诵主席语录琅琅，涛声沉落歌声激。（人的长城屹立海边，这是英雄的形象，高声齐诵主席语录，这是力量的源泉。） 何愁更有狂飙起，总难销抖擞英雄气。（这样无私的英雄战士是能经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的。）临危不消号令，都要急人民所急。严阵干城，思想戎装，支部堡垒。（第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第二是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将天下担上双肩，天下谁能敌！（人民解放军确如毛主席所说，“试看天下谁能敌！”是天下无敌的。）”

以上词九首，在奚振伟操纵的前文革，一概称之为攻击毛主席的毒草，并据以加罪。如果说世界上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情，这也要算一个典型了吧。

 

（七）关于舞台剧《汾水长流》

 

我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检查交代材料中，特别是7月间所写两份材料中，都对这个剧本做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可能检查有不深刻、不确切的地方。我也愿意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和革命同志们一起来对这个剧本进行分析研究、深入批判，从中汲取教训。

江青同志审查后，曾经作过一针见血的指示，说：“正面人物没有树立起来。”（大意）我认为可以作为批判这一剧本的指导思想。

“定案材料”归纳为歪曲党的领导，歪曲党的合作化政策，攻击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等，帽子虽大，却经不起推敲，无助于真正弄清问题。

这个剧本改编的缘起和经过，剧团同志比较熟悉，我在这里不多说了。

 

（八）关于短篇小说《生离死别》

 

“定案材料”关于这篇作品的一段，除了个别词语不够准确以外，基本上与我的检查稿相符，与我的认识是一致的。

 

（九）其它

 

“定案材料”所提根据马克·吐温、契诃夫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和广播小说《败坏了赫特莱堡的人》、《纸里包不住火》、《害怕闪电》等，都是与前面所提到的《车厢里的吃人事件》一起处理的。思想背景大体相同，错误性质基本相似。

“定案材料”所提十段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唱词（其中六段是《红楼梦》题材），是经我润色、改写或改编的，都是事实。我在七月间所写材料中也已作了详尽的交代和检查。

凡此，都应以江青同志去年11月28日的讲话为指导，来检查大搞“名、洋、古”的错误，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来认识错误，并承担应负的责任。

 

综上所述，“定案材料”列举的“1957年—1966年邵燕祥所写的文学毒草作品”共计九项。

我认为，其中，在已经发表（刊登、广播或演出）的作品里，散文《小闹闹》，舞台剧《汾水长流》，以及一部分唱词；在未发表的作品中，短篇小说《生离死别》，舞台剧《不平常的春天》，以及一批由外国小说改编处理的广播剧、广播小说，这些属于有问题、有错误的作品，不好的作品以至坏作品；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影响下的产物。对此，我自己应该从严检查（检查时对于“定案材料”以外的东西也应联系起来考虑）；我愿意接受革命同志们的严格批判，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批判。

在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批判以后，在查究个人应负的政治责任特别是根据政治责任来作组织处理、决定处分的时候，除了对作品的错误性质和程度作具体分析外，我希望注意这样一些情况，就是：这些作品，有的写出在十中全会之前，有的写出在十中全会之后；有本职工作任务，也有所谓“业余创作”；在所谓“业余创作”中，有完全自发进行的，有向当时领导请示过的；这里面有的是创作，有的是改编（改编又有加工程度的不同，有些属于编辑工作中选材、处理的范畴）；有个人搞的，也有集体讨论或合作的；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发生影响的范围也不同；有写出来就感到有问题（因而没有拿出来）的，有经人批评指出后才认识的，等等。我想，对这些情况加以区别，是郑重地进行组织处理时所必要的。

 

二、为当时领导起草文件材料方面

 

“定案材料”中关于《表演团体一九六一年工作规划（草稿）》《中央台文艺广播音乐节目》《说唱团议论批判地继承相声遗产问题的情况》（写给陈云的报告）的提法，除了个别字句不够准确外，基本上是从我的检查材料摘录的，和我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上述材料以及《关于古典文学欣赏节目编辑体例的几点设想》，我都在去年7月间所写的交代材料特别是7月10日的材料中作了详尽的交代和检查。请同志们重新审查原件，并对照我的交代和检查，进行批判。

《关于古典文学欣赏节目体例的几点设想》，需要多说几句。这是一个在广播文艺节目中大放封建主义毒草的方案。如果实行这个方案，那就不是扫荡而是保留和推广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结果只能是像江青同志所严正指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这个方案也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进攻。这个方案的反动性质就在这里，而并不具体表现在选题篇目中列举了《酷吏列传》，或者“所推荐的古代作家中绝大部分是被罢了官的人”。因为，一、如果把《酷吏列传》改成《循吏传》，就是说介绍一些描写封建时代所谓“好官”、“清官”的作品，并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二、封建时代的作家，只要是大小做个官的，几乎没有一个官运一直亨通，只升不降的，而往往被贬谪以至罢官；所以并不是我愿意挑选—批罢了官的古代作家，用“来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说，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在提出这个方案上的错误，就在于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选材举例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错误的危害；但即使不选这一批作品和作家，而选另一批作品和作家，也仍然脱不出搞“名、洋、古”的圈圈。因为大方向是错误的。

以上所述为当时领导起草的文件和材料，都不属于个人创作的范围。例如关于文工团1961年规划，是根据柳荫传达当时表演团体党总支或团队长会议的讨论意见起草的，江纯一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但主要是我执笔的）；关于中央台文艺节目的材料，是在中央台文艺部1961年上半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关于相声问题的报告，连同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唱词的改编，都是与1961年、1962年间陈云过问并插手文艺界，提出挖掘传统曲艺，对说唱团则重点抓相声和京韵大鼓一事分不开的，是在说唱团执行陈云指示过程中我参加了部分具体工作的结果。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真正获得改造，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统治文艺界的时期，不但谈不到抵制，反而自以为“将功补过”，积极作为一个“驯服工具”充当了—个不光彩的角色。我向毛主席请罪，决不推诿罪责。然而根据各人在有关问题上应负的政治责任，从而进行组织处理时，请考虑上述情况，调查研究，公平处置，“定案材料”是缺乏这种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精神的。

 

三、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方面

 

（一）关于1965年6月“对抗奚振伟”的问题

 

1965年“四清”回京后，6月16日上班的当天或次日，奚振伟到编导组来布置以一周的时间检查文艺思想上的问题，提得比较笼统含糊。“定案材料”中复述奚振伟当时所谓“三点意见”，是按照奚振伟在1966年8月所写大字报转录的，据我记忆不像1965年会上的原话。

奚振伟提出问题后要大家讨论，我第一个发言。我因为早就决心在四清以后投入文艺整风，清算自己的文艺思想（这里包括“早剃头，早凉快”的“过关”思想），我感到这个布置就是领导上给予这样的机会，所以要求明确一下：1．从哪一年开始检查？（农村“清经济”有一个1961年，1962年以来的上限，而文艺思想却要溯本追源。）2．是光检查在剧团写的东西，还是连为说唱团、合唱团写的作品—起检查？（当时我认为自己在剧团写的东西如《汾水长流》等没有什么可检查的。）3．检查时仅限于自我批评，还是也可以结合给领导提意见？（当时我认为编导组有的同志自己创作上没有什么问题，又知道一些同志对过去剧团在创作方面的领导是有意见要提的。）同时，我考虑到要检查文艺思想，首先要翻看自己大量庞杂的作品，严肃认真地进行，一个星期时间过于仓促了。

这就是所谓我“对抗奚振伟同志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经过。在那次会议以后，比如在6月20日或21日下午编导组会上我还有一个发言，有记录，可供审查。所有这些，作为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二）关于借《败坏了赫特莱堡的人》影射奚振伟的问题

 

这件事的经过，同志们已经了解。我对奚振伟灵魂深处的某些阴暗面一度有所觉察，但止于背后议论，没有正面向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固然有他一向脱离群众、拒绝批评一方面的原因；从我自己来说，则应该检查我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极端的热忱”、“极端的负责任”的精神。但是对于奚振伟的道德面貌有所怀疑，有所保留，这是应该被允许的。奚振伟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个别谈话、亲自写大字报、斗争会上厉声插话等一系列行动，施加压力，竟全不顾我的申辩和当事人的证明，力图把这样一次笑谈扭到“对建立党委制、加强政治工作不满情绪的流露”上去，强加到我头上，最后终于写入“定案材料”了。

 

（三）关于1966年“小整风”中的两句话

 

一句话是在谈到我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对自己政治上的要求时说的。大意是：我认为一般的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帽子，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来，恢复了原来作为—个非党群众的身份；自己在反右以前是党员，由于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现在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但还没有重新回到党的行列，就说明思想改造不够，不应就此满足，而还应像未摘帽子、戴着处分接受改造时那样兢兢业业，鞭策自己。

在“小整风”的会上，由于对照焦裕禄同志，感情激动，可能表述得不够确切，没有字斟句酌；但同样意思的话，早在我1961年申请重新入党时就向组织讲过，查阅档案或向当时文艺部支部负责人调查，可以得到证明。在我申请重新入党的动机中，带有个人名誉、面子的私心杂念，这是可以也应该检查的。但我说过的包含上述意思的话，决不像“定案材料”所说，是对党发泄什么不满情绪。

另外一句话，“和老奚没有共同语言”，是在这样情形下说的：当时大家酝酿给奚振伟提意见，我拿了人民日报转载的、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文章《是什么堵塞了我们的耳朵？》一文，选读了几段。耿长锁文章说，妨碍发扬民主作风和听取不同意见的一种表现是，“干部和群众语言不通，没有共同的语言”；并具体分析有几种情况，例如干部不了解群众中的活思想、实际问题，以致一方面是听不进群众意见，一方面自己的意见提不到“点”上，等等。我在对照之下，就说了句我们和奚振伟“也有这种情况：语言不通，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样的话，编导组的同志都会记得的。

关于我在去年“小整风”会上的发言，想来存有记录，可供全面审查。

 

（四）关于“平时散布”的对奚振伟的“各种言论”

 

“定案材料”列举的三条，我承认说过意思大致相近的话。但说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论据不足。

 

第二部分 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

 

对于“定案材料”的这一部分，我提出四点意见。

1．如果这个部分是叙述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那么我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十几年间所经历的不限于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其他运动中的表现似乎也应提到。

2．关于反右斗争部分，如果需要对所犯错误事实进行概括的叙述，希望对照当时的结论材料，力求写得更准确些。

3．我在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有当时工作队支委会（奚振伟任支书）所通过的鉴定；如果略而不提，只举我在四清运动中的一句话、十个字，来概括我在整个八个月的表现，是不适当的。

4．“定案材料”中说，在四清运动最后阶段，反复查证核实期间，我曾说过一句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承认这是一句错话。文化大革命中原揭发人在大字报中已经说明，我在说了这句错话当时，就声明收回了。自然，我应该深刻检查，当时我对退赔表报不断返工的情况，曾经表示不耐烦，这是革命责任心不强、政策观点不强的表现。但是有关的计算、表报填写工作我还是认真完成了任务的。

 

第三部分 社会关系

 

关于我同柳荫、陈庚、吴小如、肖琦的关系，过去所写材料已做了全面交代和检讨，请党和革命同志们审查。这里仅就“定案材料”中一些提法表示一下态度。

1．关于同柳荫的关系。1959年我是根据广播局干部处的调令从黄骅回北京的；“定案材料”所说“柳荫通过干部处把邵从黄骅县要了回来”一节，我不知道，也从来没听人说过。柳荫在一段时间内曾直接领导我的工作，说我实际上当了他的“刀笔”是可以的，说是“军师”则够不上。

我和柳荫除了上下级工作关系，还有一些私人接触。我替柳荫找过一些书，包括“定案材料”提到的张恨水的作品，共两部三本就是解放后重版的《魍魉世界》（上、下）、《八十一梦》。此外在1962年2月间一次到柳荫家闲谈，先后在座的有白凤鸣和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宗教史教员，他们分别谈到了一些清宫传闻和佛经、道教的常识，我是听众，没有如“定案材料”所说的“大谈”。

2．关于同陈庚的关系。在斗争陈庚的会上揭发了1963年剧团巡回演出前陈曾要我给中宣部和局党委分写的两个报告、报告重点有所不同一事以后，我记起了曾经起草过这样的报告；是同时所写还是有所先后，却记不得了。给局党委的报告重点争取批准剧团巡回演出，这一点是属实的。是否如“定案材料”所说，是“对组织进行欺骗”，请审查。

关于“在四清中与陈庚一起抵制‘三同’”，具体地说就是参与了1965年3月30日晚上一次大吃大喝。这一行动暴露了我对灾区贫下中农严重缺乏阶级感情，值得永远引为教训的。对于这次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要负我应负的责任。

3．关于其他。（“定案材料”插入这样一段，我也就在这里来说说。）“定案材料”所说，“作协派人来问邵写作上有无困难，领导是否支持”一事是有过的。1962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派工作人员曹琳持介绍信通过文工团总团办公室找到我，了解我的工作、创作情况；从其打印的介绍信来看，是对所有在京的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访问。

“定案材料”所说，“前《北京日报》也约邵写诗”，事情经过，以前材料中也已交代。我后来只在前《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列宁办公室的旧作《第27号岗》，同时作为姊妹篇寄去的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写的《列宁的办公室》一诗，他们没有刊出。

我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纲领《文艺十条》和文艺报关于题材问题的社论，以及当时某些负责人的有问题的讲话，对我的影响，我必须深刻检查，加以肃清，因为我在那几年间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错误，是同这些影响分不开的。这些影响，远比上面两个具体事件重要得多。

4．关于同吴小如的关系。吴小如没有戴过右派分子的帽子。“定案材料”大标题中说吴是右派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请示柳荫同意后将吴小如介绍与唱片社有关人员结识，使吴在出版传统戏曲方面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意见。对此我要负我应负的责任。至于吴小如为中央台文教部写过一些介绍古典诗文的稿件属于毒草的问题，我所应深刻检查的是，我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曾经支持他做所谓“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也就是推销封建时代的作品。然而这些稿件的写作和播出，则应由作者和编者承担责任。

5、关于同肖琦的关系。肖曾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摘帽，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肖琦一度在乡镇小学任代课教师，我建议他就他熟悉的生活写出“少年儿童文学中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他在1963年起草了一个剧本《争儿记》的提纲征求我的意见。后来他调动工作，没有完成。

 

第四部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

 

在这里我想把这份“定案材料”产生以前，即1966年9月22日以前的情形扼要回顾一下。

关于我近年来在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错误，除口头上、非正式的检讨和去年“小整风”后4月份曾写过两份书面检查材料不计外，在去年6月—9月间作了多次交代和检查。

第一次，是6月14日从山东回到北京，连夜赶写了一份关于自己问题的初步交代，是清单式地缕述事实。当时想法是按照《二十三条》精神，要“检查错误，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争取自己放下包袱，好投入革命斗争。这份材料在6月16日来文工团开动员大会时，交给了奚振伟。当天下午，开全团大会传达陈伯达同志等指示，通知我不要参加。我意识到已经开始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

6月下旬，我集中写了一批揭发梅益、柳荫、陈庚等的小字报，其中包括了自我揭发的成分。

7月10日，我写了一份全面系统的自我交代材料，准备接受党和群众的审查；材料约3万字，连同附件14件（原稿等），在7月12日交给×××、××（注：此处的×××、××和下文8月15日、23日项下的×××，分指剧团前文革的三成员。）。

7月12日，×将上述附件退给我自己保存。

7月14日—16日斗争梅益的大会开过以后，约在18日，前文革通知我写一份材料。我分别问过×××、××，这份材料要怎样写，因为我在7月10日材料中已把要说的都说了，几天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新认识。他们都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我直接去问奚振伟，他说你参加了斗争梅益的会有什么启发，就照新的认识写；要写得简练。

7月22日，我把上述材料重新组织一遍，尽量删节对背景情况等的说明，按照7月17日报上批判周扬文艺纲领的几个大标题归纳“上纲”，并补充了社会关系部分，又写成了一份自我交代材料。

在这前后，有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先后向我提阅一批剧本和零散诗稿、诗集等（从1949年到1965年，包括反右斗争中已经批判的作品），有的是陪我一同回宿舍取来的。

7月28日—30日，开了斗争陈庚的大会。会前印发的材料已明确列我为“陈庚黑帮”的成员。

8月2日，×××通知我准备在大会上检查，接受批判。

随后，组织大字报围攻。与此同时，将原来退我保存的附件（即我所交代的作品原稿等）收走。

8月8日《十六条》公布。

8月11日—13口，以4块时间开了对我的斗争会。

8月13日，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

8月15日，×××代表前文革通知我从次日起半日劳动。同时通知我根据斗争会上的启发写一份检查材料。我提议请前文革将会议记录整理出来，由我签字，我不必再另写材料了。×意材料还是要写—个，并征求我对会上发言的意见。我简单申述了几点意见。

8月18日晨，奚振伟责问我：“听说你对于批你九首诗词有意见，有意见好嘛，可以找群众来跟你辩论嘛。”

8月18日，我写出《斗争会后的报告》上交。

8月23日，上午，我跟梅益、李伍等一起接受武斗。

武斗以后，奚振伟找我谈话，通知我准备次日去政训队，说明将去湖南劳动改造；并令在去集训以前写出材料，对词九首逐一表示态度，承认错误。

8月23日下午，我写关于词九首的检查报告，当晚交给×××。

8月26日，前文革送我去政训队。政训队对包括我在内的新到集训人员宣布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条规定》，剥夺一切政治权利、人身自由。

8月30日，在政训队接受一次武斗。

9月20日，前文革向我把“定案材料”宣读了一遍。我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只提了一些枝节性的意见。但奚振伟对于这些枝节性的修改也是加以阻挠的。如“定案材料”中对《永遇乐》一词的结论里，根据一份单页抄稿将“落叶萧萧”错写为“落日萧萧”，我提出请求改正，奚振伟为了在“太阳”上做文章，强加给我以攻击毛主席的罪名，坚不同意；后来取出正式抄本，证明确是“落叶萧萧”，但奚仍不同意改正；直到我提出折衷建议，在“定案材料”上保留“落日萧萧”字样，旁边加注“另本作‘落叶萧萧’”，其他文革成员也都赞成，奚振伟才勉强同意。

9月22日，我由政训队监督员押送回团在“定案材料”上签字。签字后我提出唯一的要求是将这一“定案材料”给我一份副本，他们说要研究决定，后来一直没有给我。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同志们可以大致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情况。我在这里不详细谈自己各个时期的心理活动；关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和党的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很不理解，关于我在运动中的私心杂念（过关心理等等）和奴隶主义，关于刘少奇黑《修养》加给我的精神枷锁，我将在今后的斗争中提高认识，接受大家的帮助，但是有一点无需说明，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触及了我的灵魂，我抱着向党和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毫无保留地交代了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力求对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决心接受党和同志们的全面的审查、批判，以求脱胎换骨；如同去年7月10日的材料中所说，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革自己的命，同时与黑帮黑线作坚决彻底的决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做了我在当时条件下、当时认识水平上所能做、所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我想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无保留地接受审查；除了我日常言行中的问题，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外，属于我在工作和创作中写过的东西，凡是我感到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全部交代给组织。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不可信的只是像奚振伟这样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今后仍将继续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同志们的监督和审查。

 

关于最后的结论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

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起工作。”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说：“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又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定案材料”说：“邵燕祥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十几年来始终贯穿着—条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他的反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写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二、右派言论。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邵燕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对此，我提出以下两条意见：

一、在反右斗争中批判了我在1956年、1957年间所犯错误，并作了组织处理，给予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但在反右斗争的结论材料中，并没有把我的错误历史上溯到1949年，说我自从16岁参加革命就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诚然，我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又长期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而且一直是在旧中宣部统治下的中央台工作，并曾受到重用。在工作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为此，我不仅应该控诉解放前旧文化、旧教育对我的毒害，我尤其要控诉17年来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我的毒害。因此，我对自己在1955年以前的全部历史，也应该首先和着重看它的阴暗面，从而激励自己，更好地加速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该否定自己的过去。然而，像“定案材料”这样性质的文件中，在对我进行历史的叙述时，我认为不应采取一种过分简单、轻率的态度。

就拿1949年—1955年来说，第一，我没有任何可以勉强称得上“右派言论”的言论；第二，所谓“写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倘若包括了我在这一时期许多歌颂党和祖国、歌颂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特别是大量正面歌颂毛主席的诗，那显然是不妥当的。

这是一。

二、我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由于世界观没有获得彻底改造，又在工作和创作中犯了错误，这是应该向毛主席、向党和人民请罪的。我始终没有摆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并且在受它的毒害的同时，又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放毒的工具。在这里，我不应该片面强调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姑息自己，我应当把自己当作革命者来要求，决不辜负毛主席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的伟大的感召。我坚信文化大革命必将彻底砸烂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在各个方面（文艺在内）的流毒，包括在我头脑中的流毒。

然而，我在1959年以来，是否如“定案材料”所说，始终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

“定案材料”当作我的“右派言论”的，无非是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思想工作”一节，前面我已作了澄清；在工作和作品方面，除了“定案材料”有些不符事实的以外，我承认我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不过，需要说明，在这些年间我还写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也作了一些工作，是“定案材料”放在视野之外的。我一直认为，对自己来说，一般只应该检查缺点和错误，而不应该给自己评功摆好。但现在问题是涉及到对我所做的全面的政治结论，我不能不指出，“定案材料”中对我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为了适应奚振伟把我“一棍子打死”的目的，而把不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材料完全置之不顾的。

在1959年以后，我也还是写了相当数量应予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作品的，尽管这些作品可能在思想上不够深刻，艺术上不够成熟，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

例如：

1959年写了《长江篇》等12首正面歌颂毛主席的新旧体诗。一千余行；以及一批歌颂三面红旗、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杂诗。

1960年写了正面欢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诗《神奕颂》，歌颂阿尔巴尼亚船员反修斗争的广播小说《勇敢颂》（播出时改名《不屈的水手》），歌颂反帝反修斗争的诗《望古巴》、《节日礼赞》，歌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的《珠穆朗玛组歌》和歌词《八姐妹跨海征荒岛》（播出并发表），歌颂城市人民公社的曲艺联唱《满城春》（播出），歌颂技术革新的二人转《新游春》（播出），并协助说唱团编写了配合反美宣传月的相声《艾森豪威尔外传》、《土耳其抓兵记》等（演出或播出），协助合唱团改写了歌颂小厂办大事的评弹合唱《跳龙门》（内部演出）。

1961年写了反击苏共二十二大的旧体诗《无题》、新诗《列宁的办公室》，随后又写了《浣溪沙·中阿开辟新航线》；编辑了包括《国际歌》和大批革命歌曲在内的《列宁喜欢的音乐节日》连续专题广播（播出）；为说唱团、合唱团改编了大型合唱曲词《耕耘记》。

1962年参加改编了反修题材的舞台剧《叶尔绍夫兄弟》（内部上演）；配合吉隆滩事件后支援古巴革命斗争的唱词《上战场》（播出）；写了《关于列宁的传说》、《话剧“花园”观后》等诗；处理了讽刺印度社会生活的广播小说《奖券》；访问内蒙组诗也多少反映了在毛主席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内蒙的新风貌（发表三首）。

1963年为李一鸣写了歌颂雷锋的《红色战士》组歌歌词；在反修的前八篇文章陆续发表期间写了几首反修讽刺诗；为迟瑛写了反对三国禁核条约的歌词；在巡回演出期间所写杂诗里，有正面歌颂毛主席的《微笑》，歌颂周总理的《周公馆》，还有《歌乐山下默哀》等歌颂烈士的诗，以及讽刺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蜀犬谣》等。

1964年、1965年，写了歌颂毛主席的《七律（“底事情牵万里长”）》，歌颂世界革命的诗《我的心绕着地球转》，四清中写的歌词《五个不可忘》，诗《你心中可有一张算盘》、《巡夜》，还写了前面提到的词九首，对《回忆张思德》一文作了广播处理。

1966年参加了有关宣传焦裕禄的剧目（广播、电视）工作，对《欧阳海之歌》片断作了广播处理（均已播出）；写歌颂毛主席，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革命小将的诗词18首，其中17首是在政训队的条件下写的。

自己的错误就是错误，上述事实丝毫不能掩盖我的错误。然而通过这些创作、改编、处理的作品和节目，也能够多少说明这几年来我的政治思想状况，便于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辨别是非，论定功罪。

 

* * *

 

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放毒的工具，对党和人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但我有决心用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在后半生我要跟定毛主席走革命的路。在今后工作中也许还会犯错误，但我一定拼尽全力避免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力求迅速彻底地改正。

关于对我应作怎样的处理，我完全相信群众、相信党。

最后，我再一次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邵燕祥 1967年4月